社科書評:史學史、書籍史研究的新路徑

《腳註趣史》安東尼·格拉夫敦著 張弢、王春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自十九世紀以後，歷史學家成為了一項可以謀生度日的職業，歷史學的研究成為一種可以師徒相授、課堂習得的技藝，歷史的寫作亦被種種修辭、結構與規範的定式所束縛。

於是乎，歷史學變成了歷史學家們專有的一種排他性的「高貴」行業，歷史學的著作和論文似乎是僅供學術會議上、專業刊物里、專家同仁間品評自賞的一種文體，腳註便是構成這種專業文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腳註趣史》的作者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東尼·格拉夫敦以一位專業歷史學家的身份，去反思歷史學這一學問本身，探索構建歷史學家職業身份的歷史學寫作。

他的視線集中在歷史學論著中的腳註上，把它同其它許多類似的注釋形式，如文法家的註疏、神學家的隱喻、語文學家的校訂等相區別。

在他對史學腳註的定義中，認為「腳註為作者敘述的史事和所呈現的論據提供以經驗為依據的支持」，是「一項基本的專業工作和思想實踐」；「現代歷史學家們要求的是，對歷史的每一段新穎敘述都附有系統的注釋，作者在其中要寫明史料。

」該書雖題為趣史，卻依然因循了十九世紀以來專業的歷史學研究和寫作方法，通過嚴謹的研究和考證探究腳註自教會史家迄至當代史學的源起和演變。

因此，如果以歷史學的學科分類來看，《腳註趣史》可以看作為一項史學史的研究，在格拉夫敦看來，「腳註的發展變化歷時甚久，途徑了一條坎坷之路。

它的故事將一縷新的光芒照向了史學史尚未被述及的部分中很多幽暗的角落。

」

格拉夫敦對於歷史寫作中的腳註的研究，超越了史學史領域之前常見的關於寫作主體的歷史學家或流派的研究，以及對於寫作對象（過去的歷史）和寫作內容（歷史著作，包括其中的理論和方法）的探討。

繼格拉夫敦的《腳註趣史》之後，出現了不少類似的研究論著。

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於發現了一條特殊的路徑，藉由文本外在形式探討書籍的書寫與閱讀，從而辨析探尋思想文化在歷史中的變化及意義。

至此，我們或可以把《腳註趣史》 當作一項另闢蹊徑的書籍史研究來認識。

今天的書籍史研究中，在傳統的版本研究，即關注書籍外觀、版面版式、製作印刷方式、載體介質等基礎上，更轉向對書籍的傳播與接受、作者與讀者的互動關係等方面，而格拉夫敦則由內在的文本構成入手，對歷史寫作文本中最為常見卻又最易被忽視的要件———腳註展開研究。

格拉夫敦認為腳註的出現是現代史學產生的重要標誌，「腳註及其相關的論著結構，如引證性的和考證性的附錄，它們的出現將現代史學與傳統史學分割開了。

」於是乎，探尋腳註的歷史便為認識現代史學的源起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格拉夫敦用倒敘的方式追溯腳註的歷史。

他認為，不同於神學研究中對經典的引證和考釋，歷史學著作中對腳註的真正使用應界定在十七世紀笛卡爾的時代，「十七世紀晚期最偉大、最有影響的史學編纂著作之一不僅有腳註，而且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腳註———甚至是腳註的腳註———構成的。

」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一方面為回應笛卡爾科學哲學所確立起的方法論原則及其對歷史學知識的批評，另一方面針對當時嚴苛的審查制度和宗教迫害，當時的歷史學家將腳註作為一種同正文相應的獨立文本來進行寫作，通過腳註中的旁徵博引和翔實考證突顯歷史研究的嚴謹科學，同時將在正文中不便言及的觀點放在腳註中加以衍伸和展開，從而形成了一種雙重敘述的文本結構。

這種文本結構經由作者和出版商的通力協作，在書籍的排版、設計和印刷中得以實現，成為了日後歷史學著作的一種標準形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格拉夫敦將十七世紀法國新教作家皮埃爾·培爾的《歷史與考證辭典》歸為這一類型的典範，將讀者的閱讀感受比喻為「好似行走在一層又薄又脆的正文上面，在其腳下，是幽深、漆黑的沼澤般的評註。

」

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是腳註歷史中的一段「插曲」。

以伏爾泰為代表的理性主義歷史學家似乎對於細節和史料並不熱衷，當然也不願意讓引文和注釋干擾其敘述的完整性。

在這一點上，作為哲學家的伏爾泰在文化史寫作中排斥腳註的做法，成為這個時代歷史學寫作的一個主流。

不過，在文化史之外，在政治軍事史、教會史和古物研究領域，腳註的寫作仍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愛德華·吉本在 《羅馬帝國衰亡史》 中對古典文獻的徵引和對近人研究成果的參考，大衛·休謨在他的《英國史》中也進一步推動了腳註的規範使用。

進入十九世紀後，作為現代歷史學奠基人的蘭克儼然成為在腳註的發展史上無法迴避的一位人物。

在對蘭克的考察中，格拉夫敦發現，腳註的使用也經歷了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即由傳統的愛德華·吉本式的以優雅文筆寫就的註疏評議向科學化、專業化的資料引證、文獻考訂的轉變。

蘭克以博學和嚴謹的考證而聞名，他對史料的強調為現代史學確立起了一套嚴格的考證方法和分析模式。

在技術處理上，他採用數字為腳註編序，對參考資料按作者-題名-頁碼編排，將注釋置於文末與正文相對應，從而在不破壞正文完整性和閱讀感受的同時，用翔實的文獻和史料強化研究的權威性。

不過，在實際的文本敘述和寫作過程中，蘭克仍然時常糾結於腳註的頻繁使用對於正文整體性的破壞作用，擔心臃腫的腳註會影響頁面的美觀，因此腳註似乎如雞肋般是一種「必要的弊病」。

在實踐中，蘭克也並不比前人更加規範，仍是「將正文作為一個整體去書寫。

然後才在他的藏書、筆記、摘錄以及概要中間找尋支持正文的證據；他添加參考資料就像把肉燉好了再往上撒鹽。

」這種做法不僅使他早年的成名作《拉丁和條頓民族史》曾因注釋方面的不足而受到詬病，即使晚年在雙目幾近失明、完全依靠口述和秘書輔助進行工作時，蘭克仍然是先形成觀點和內容之後再由秘書去尋找和補充參考資料的。

儘管如此，作為歷史學家個體的蘭克和現代史學奠基人的蘭克還是應該有所區別的。

作為後者的蘭克，在柏林大學建立起歷史研討班的教學模式，在技術層面訓練學生歷史考證的研究方法、進行史學論文的寫作實踐，於是在此過程中腳註一躍成為專業歷史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標準學術工具，是歷史學家學習訓練和實踐過程中的一門必修課程。

隨著職業化歷史學體制的進一步確立，腳註更在歷史學的學位論文、研究期刊、學術會議、研究著作、乃至歷史學家的求職與職業晉升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今天歷史作品中的腳註，與它近代學術中的原型相比，在內容和形式上均有了巨大的差異。

《腳註趣史》之「趣」（原書中英文為curious），並非是要把對腳註的歷史考察「打趣」成一本通俗性的輕鬆讀物，而是作者所採用的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如歷史人類學在歷史的維度中尋找「他性」並加以解釋一樣，格拉夫敦是在歷史寫作的書籍和文本中「獵奇」、「求異」，他為史學史和書籍史研究提供了一種人類學式的新路徑，剖析腳註這一歷史文本構件的結構、制度和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