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命名商榷：稱「海昏侯劉賀墓」更為清晰

刻有「劉賀」二字的玉印

劉賀墓在文獻和方誌中其實一直有明確的記載和名稱———昌邑王冢，且「海昏侯墓」這一稱謂已用於浙江千載沈戎墓，南昌若再以此命名，有重名之虞。

因此將這座墓稱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與文獻、歷史的違背———似乎可以作為這座墓名的第一選擇。

2015年秋，在歷經5年的發掘後，江西南昌新建縣海昏侯墓一經消息披露，很快即以保存基本完好、陵園清晰、遺物珍貴而引起各界關注。

其墓主也在2016年3月因「劉賀」玉印的發現而被宣布為先是昌邑王、後為漢皇帝、再為海昏侯的漢武帝之孫劉賀。

憑藉曾經為帝而最後為海昏侯的經歷，劉賀的記載要遠多於大多漢代列侯。

據文獻記載，劉賀之父劉髆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所生，天漢四年(前97年)被武帝立為昌邑王，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六子中，劉髆年齡最小。

在漢昭帝去世後，因其「亡嗣」而需要擇子為帝。

在經過一番抉擇後，當時已為昌邑王的劉賀就幸運地登上帝位。

雖然劉賀的生年史書未載，但從相關記述推斷，他大體出生於征和二年 (前91年)左右，即位時在19歲左右。

不過悲劇的是，劉賀即位僅27天後即被「群臣」所廢。

而其被廢的原因，不同的文獻近似的記載為淫亂，只有 《漢書·五行志》 認為劉賀失國是因其「狂亂失道」、「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

劉賀被廢，臣下言「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被太后所止，「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在被褫奪爵位後，劉賀沒有回到之前的昌邑王，僅在昌邑以「二千戶」「湯沐邑」生活。

而繼之即位的漢宣帝一直警惕地監視著劉賀，直到確定「賀不足忌」後才在元康三年(前62)「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不過規定劉賀「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使劉賀不僅不能回京朝覲天子，更不能拜祭宗廟，成為一個不完整的列侯。

到豫章就國的劉賀，一直生活在宣帝的監控之下。

幾年後在從揚州刺史那裡得知「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後，宣帝馬上「制曰：削戶三千」，使劉賀僅餘千戶食邑。

很快，神爵三年(前59年)劉賀去世，豫章太守廖建議海昏侯除國，朝中「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

劉賀死後如何埋葬，這在漢史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在略晚的文獻卻有隱約記述。

如《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載，公元260年在「高貴鄉公卒」後，「皇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與此相同的記述尚見 《晉書·帝紀》及後世轉引。

這裡「亦宜以民禮葬之」的「亦宜」表明，在劉賀去世310年後的曹魏時期，社會上層還流傳著劉賀以庶人「民禮」埋葬的記憶———這與海昏侯劉賀墓的巨大差異甚值深思。

而隨著位於南昌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墎墩的海昏侯劉賀墓的發掘，這座墓究竟該如何稱呼也就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

比方說，在媒體的報導及相關介紹中，就出現了「南昌西漢大墓」與「南昌海昏侯墓」等不同的稱謂。

一般而言，在一座墓葬發掘之後，如果這座墓原來沒有流傳下來的確定的名稱，那發掘者就可據其所在的小地名對其命名，如「大雲山漢墓」、「雙乳山漢墓」、「長沙象鼻嘴一號漢墓」等等；也可以根據墓葬的時代及墓主的身份對墓葬定名，如「西漢中山王墓」、「南越文王墓」、「西漢長沙王后漁陽墓」等等。

但若一座墓葬原來已有過去所遺留的名字，那問題就會複雜一些。

如經發掘證實其原名有誤，那麼發掘者可以重新命名，也可以在原名已成地名的情況下，對該墓的舊有名稱不改而遵稱不變。

目前大家了解最多的，也是最著名的在發掘後沒有改名的墓葬，是現在用來與海昏侯劉賀墓作比較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

在發掘前，這座墓被傳為是五代馬王之墓，故名為馬王堆 (1950年代夏鼐先生已指出其為漢墓)，在1970年代初經發掘確定其時代為西漢、墓主為軑侯而與馬王無關後，當地一直還是以馬王堆漢墓來為名。

但無論如何，過去一直都極少見到如「南昌西漢大墓」等以省會「南昌」的大地名來命名的先例———這違背了考古學以小地名命名以儘可能排除重名的學術傳統。

那它叫「海昏侯墓」是否合適？ 我覺得亦有不妥。

首先，劉賀墓在文獻和方誌中其實一直有明確的記載和名稱———昌邑王冢。

如《太平御覽》卷549「禮儀部」引《異苑》謂「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冢」。

正德《南康府志》卷7「建昌縣」下有「昌邑王墓」，言其「在縣西六十里，漢昭帝封賀為昌邑王，卒葬於此」。

萬曆《新修南昌府志》卷22有「昌邑王墓」，言「昌邑故城有大墓一所，小墳二百許。

志雲，豫章有百姥冢，葬昌邑王妾處」。

嘉慶《大清一統志》卷317也有「昌邑王墓」，「在建昌縣北六十里昌邑城內，有大小二冢」。

從這些記載看，起碼從《異苑》 成書的南北朝時開始，或至少從傳方誌較多的明代開始，劉賀墓的名稱已固定為「昌邑王墓」並成為地名。

劉賀原為昌邑王，之後皇太后在劉賀被廢後也將「故王家財物皆與賀」———現墓葬發掘中「昌邑」為名的器物應與此有關，而文獻中不僅張敞在向宣帝匯報劉賀的情況時以「故昌邑王」稱之，宣帝詔書也謂「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從這些情況看，雖然劉賀從天子被廢後已不是昌邑王，但當時人還是以昌邑王稱之———最多稱其為「故昌邑王」。

因此南北朝以來將劉賀墓名為「昌邑王墓」的名稱應該無誤。

其次，齊永明五年(487年)沈約奉詔撰《宋書》，在其自序中講「漢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說的是東漢光武帝時曾封沈約之祖沈戎為海昏侯，但其不就而避地烏程。

但沈戎雖未就海昏侯，而其墓卻一直以「海昏侯墓」為稱，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94「江南東道」、宋談鑰《(嘉泰)吳興志》卷4、明李賢《明一統志》卷40、清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 卷289等等，均載烏程縣「金鵝山」上有海昏侯墓。

因此，我們雖然知道這座墓並不是真正的海昏侯之墓，但「海昏侯墓」這樣的稱謂事實上用以指稱浙江的沈戎墓已千載，那南昌若再以「海昏侯墓」來命名，難免有重名之虞。

第三，劉賀雖封海昏侯，但歷代方誌中的海昏侯所居之城的名字卻為「昌邑城」。

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06「江南西道四」、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6、明陳霖《(正德)南康府志》卷7、明李賢《明一統志》卷49和52、明陸應陽《廣輿記》卷12、清謝旻《(雍正)江西通志》卷38等等，均大同小異地謂「昌邑城，《豫章記》 漢昌邑王賀既廢之後，宣帝封為海昏侯，東就國築城於此」。

直至今日，在墎墩漢墓附近尚有「昌邑鄉」的地名存在，這就說明劉賀海昏侯國的侯國城的名稱應為「昌邑」。

第四，若從前引方誌看，其所言的「昌邑王冢」位於「昌邑城」一帶、主墓外還有小墓若干———至少有大小兩座墓的特徵，恰與目前在南昌市新建區海昏侯墓勘探發掘的情況完全一致。

因此將這座墓稱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與文獻、歷史的違背———似乎可以作為這座墓名的第一選擇。

當然，如果認為劉賀在豫章時是海昏侯而非昌邑王，將其名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存在一些在今人看來名不副實現象，那我想可以按謝旻《(雍正)江西通志》卷110「海昏侯劉賀墓，在建昌縣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內有大墳一所，小墳二百許，舊稱百姥冢」的記載，將此墓稱之為「海昏侯劉賀墓」。

這不僅於史有徵，而且也與發掘相合，可能不會有太多的異議。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昏侯劉賀去世後，雖被除國，但後漢天子還是為了表示宗族和睦而紹封其後，重新設置海昏侯國。

直接名這座墓葬為「海昏侯墓」而不添加墓主名稱的話，就會與其他代海昏侯墓出現衝突。

因此，要是不名此墓為「昌邑王墓」而名「海昏侯墓」，那添加墓主的名字，稱「海昏侯劉賀墓」，可能會更加清晰一些。

當然，也應指出的是，與考古發現海昏侯劉賀墓基本未被盜掘的情況不同，在 《太平御覽》 卷549「禮儀部」引《異苑》 中謂，「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冢，……並得金鉤，而屍骸露在岩中儼然。

」這是昌邑王墓被盜的確切記載。

在這則文獻中，「豫章」的地名提示此「昌邑王冢」應非遠在山東的昌邑王劉髆之墓，就是說，它應是與位於古豫章今江西境內的海昏侯劉賀墓有關。

但這條文獻約略，「胡家奴」所「開」的「昌邑王冢」究竟是不是劉賀墓，有待更多的資料才能加以判斷。

(作者劉瑞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