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發掘的意義

海昏侯墓雖然發掘工作尚未完成，但已出土的珍貴文物品級之高已經令人們震驚，相關發現或可為我們考察當時歷史開啟一扇新的視窗。

江西海昏侯墓的發掘，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也形成了社會影響。

有評價以為其價值已經超過了馬王堆漢墓。

這可能是從出土文物數量和部分文物品質得出的判斷。

其實，發現文物數量從來不是考古工作判定古代遺存價值的主要標準。

不過，發掘工作尚在進行，特別是已經出土的數以千計的簡牘，經清理、保護後進入釋讀研究程序，我們期待會有驚人的發現。

如果簡牘資料內容充實，保存良好，或許可以獲得信息量超過以往各處秦漢墓葬出土隨葬文書的新的豐收。

現在已經基本確定，墓主身份與海昏侯家族有關，很可能是第一代海昏侯劉賀。

因劉賀曾經捲入上層政治鬥爭，有短暫踐帝位的經歷，相關發現或可為我們考察當時歷史開啟一扇新的視窗。

海昏侯封國南昌，考古收穫也有益於深化區域文化研究。

該墓的保護與發掘實踐，將為文物保護與考古學的進步提供可貴的經驗和多方面的積極啟示。

1.劉賀際遇：霍光時代政治史的寫真

漢武帝晚年曾有被班固稱作「仁聖之所悔」的政策轉變，即所謂「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深陳既往之悔」。

史稱《輪台詔》者，明確表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詔文內容顯然並非僅僅限於對西域局部地方軍事規劃的調整，而具有全面轉換政策導向的意義。

《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載錄此詔文之後，言「由是不復出軍」，隨即寫道：「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一個「明」字，告知我們「富民」二字是指義明朗的政治信號。

《新序·善謀下》曾寫道：「孝武皇帝後悔之」，下詔拒絕桑弘羊輪台軍屯建議，以為「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宣布「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於是「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

可見，《輪台詔》所宣示的政策轉變，很早就為史家和政論家所認識。

司馬光說，漢武帝具有的政治才智和政治表現，包括「晩而改過，顧托得人」，使得漢王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資治通鑑》卷二二「漢武帝後元二年」）。

此「顧托得人」，主要肯定的是霍光的作用。

漢武帝晚年「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的政策原則，在霍光執政時代得到了切實推行。

霍光在漢武帝身邊服務20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武帝臨終，「受遺詔輔少主」。

漢昭帝即位時年僅8歲，政事全由霍光主宰。

霍光雖「政自己出」，但「資性端正」，沉靜穩重，據說言行「不失尺寸」。

他多次支持漢昭帝下詔削減國家的財政支出，減免田租和賦稅，對於貧民開放禁苑加以救濟，並賑種子貸和口糧。

昭帝時代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進步，霍光起到了積極作用。

漢昭帝執政13年去世，由於沒有後嗣，執政集團面臨確定帝位繼承人的問題。

霍光否定群臣所議廣陵王劉胥，借「承皇太后詔」的名義，迎昌邑王劉賀入長安。

劉賀「既至，即位，行淫亂」，霍光召集群臣相議未央宮：「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朝會中使用「昌邑王」稱謂，實際已經不承認劉賀「帝」的身份。

霍光的決定得到了「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的強力支持，議者都表示「唯大將軍令」。

霍光安排拘捕劉賀從昌邑帶來的「故群臣從官」，在武士執兵器陳列殿下的情況下，宣布劉賀罪責，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確定「當廢」。

「皇太后詔曰：『可。

』」劉賀就車，「涕泣而去」。

嚴格說來，霍光是以政變的方式變更了最高執政者的人選的。

事後「昌邑群臣」被誅殺200餘人。

丞相張敞等向皇太后的報告中說：「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仍稱劉賀為「陛下」。

而皇太后斥責之辭，言「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已經明指為「人臣子」。

劉賀被指控的罪行主要在於生活和娛樂方面，如「鼓吹歌舞」「弄彘斗虎」「湛沔於酒」「敖戲」「淫亂」等（《漢書》卷六八《霍光傳》），並不涉及執政傾向。

《漢書》卷二六《天文志》則說他被廢的緣由是「行淫辟」。

有人說，劉賀在當皇帝的27天裡據說做了1127件荒唐失禮的事情。

此說應當依據《漢書》卷六八《霍光傳》「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記載。

這句話原本意思是，劉賀在位27天，頻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義向朝廷各部門調發物資或要求服務，共計1127起。

《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裴松之注引《獻帝紀》載盧植的說法，也可見「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

其實劉賀的「罪過」，具體說來，應當不僅僅是「千一百二十七事」，而主要的問題，是「行淫亂」「行淫辟」。

隨後霍光等選定即位的是漢武帝的曾孫，戾太子劉據的孫子，曾經因巫蠱之禍在襁褓中即系身獄中的劉詢。

這就是漢宣帝。

漢宣帝有儒學修養，「亦喜遊俠」，由於曾經有平民生活經歷，「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漢書》卷八《宣帝紀》），因此具有一般「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漢書·景十三王傳》贊引《荀子》）的皇族子弟皆不可及的政治素質。

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卷九《元帝紀》），就體現出相當高明的執政理念。

漢宣帝在位25年，對西漢後期的歷史進步貢獻很大。

《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讚揚他「丕顯祖烈，尚於有成」。

或許可以說，劉賀遭遇了人生悲劇，但是歷史因此發生的走向變化，提供了成就昭宣中興的重要條件。

冷靜有為的漢宣帝與權勢空前的霍光之間有著或明或暗的博弈。

秉政前後20年，可以「立帝廢王，權定社稷」的霍光死後不過4年，其家族因罪被處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時在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

5年之後，即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劉賀去世。

也就是說，劉賀看到了霍光的去世，也看到了霍氏家族的敗亡。

不過，這時他已經被安置在距離政治中心非常遙遠的地方。

海昏侯墓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很可能會發現記錄劉賀政治經歷和政治體驗的文字，或許有助於深化對這一階段情節複雜的政治史的認識。

2.海昏侯墓發現反映的昭宣時代社會經濟文化

正如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所指出的，海昏侯墓園是中國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

海昏侯墓是江西迄今發現的出土文物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工藝水平最高的墓葬。

海昏侯墓現已發現的重要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閃光點。

如精緻的組合樂器與伎樂俑，反映了當時貴族生活的藝術情調。

漆器文字或許有益於說明漆器製作工藝流程與原料配方。

偶樂車和實用安車、軺車，可以反映當時的出行方式和車輿制度。

蟲草等物品的發現，可以增進我們對當時醫藥史和養生史的認識。

形制特異的被稱作「蒸餾器」的青銅器，其真實用途值得考察。

有人稱作「火鍋」的炊具，也是可以深化飲食史研究的重要發現。

青銅器銘文中「昌邑食官」「籍田」「南昌」字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相關制度史和地方史。

精緻的包金、鎏金銀、錯金銀器具和華美的漆器，均體現出設計者的審美情趣和製作者的高超工藝。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徐長青研究員對有的出土器物「算得上是最頂級的工藝」的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漢書》卷八《宣帝紀》這樣讚美漢宣帝時代的成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以「技巧工匠器械」即產業工藝全面的質量水準作為說明社會的「治」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是認同的。

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或許可以為「孝宣之治」提供相當充足的具體的實證。

海昏侯墓出土五銖錢數量甚多，據估計達200萬枚。

麟趾金、馬蹄金、金餅的發現，也體現直接隨葬大量金錢的厚葬形式。

西漢其他高等級墓葬也有類似發現。

相關現象反映當時社會追逐富貴、講究富貴、炫耀富貴的意識有廣泛的影響。

而海昏侯墓的這種埋葬方式，也是以當時社會經濟比較富足為背景的。

出土屏風與孔子故事有關的圖像和文字，應當受到儒學史學者的重視。

同類性質的孔子畫面，這是最早的發現。

圖像史學、美術考古研究者也可以從中發現重要的信息。

從社會思想史、社會意識史的視角考察，這一資料可以看作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來儒學逐漸上升至意識形態正統地位歷史進程中的非常重要的文物標誌。

相信正在清理保護的簡牘中，應當存在與此可以相互印證、相互說明的資料。

3.劉賀歸宿：海昏侯國的區域文化分析

據《漢書》卷六八《霍光傳》記載，在未央宮承明殿議定廢劉賀時，「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

』」秦始皇時代，曾經將嫪毐、呂不韋的附從者徙房陵。

滅趙，俘獲趙王后，也遷房陵。

漢武帝時代，因罪被廢遷房陵的，有濟川王劉明、常山王劉勃等。

漢宣帝執政後，廢遷房陵的還有清河王劉年、廣川王劉海陽。

然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議，讓他回到昌邑。

不過，劉賀在回到昌邑11年後，漢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又被封為海昏侯。

《漢書》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在這一記載下明確說到這一侯國的所在地是「豫章」。

劉賀作為最高執政集團並不十分放心的「廢放之人」，終於還是被「屏於遠方」，遷徙到確實「不及以政」的地方。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江南」地方窮僻落後，開發程度很低。

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所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江南侯國封置數量有限。

我們知道漢文帝時賈誼任職長沙國時心情抑鬱，主要原因是「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

而舂陵侯劉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鄉，以「舂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漢元帝時，徙封南陽之白水鄉（《後漢書》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城陽恭王祉》）。

海昏侯國的環境，也不免「地勢下濕，山林毒氣」。

不過，我們比較《漢書》卷二八《地理志》提供的漢平帝元始二年和《續漢書·郡國志》提供的漢順帝永和五年兩次戶口統計數字，138年之間，豫章郡戶數增長了502.56%，口數增長了374.17%。

兩漢之際，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間，全國戶口數字則呈負增長的趨勢。

當時，位於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於今江西的豫章郡位於中原向江南大規模移民通道的要衝，都接納了大量的南遷人口。

正是由於自兩漢之際開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熱潮，江南地區逐漸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可以推想，海昏侯劉賀家族也許對豫章地區自西漢晚期至東漢初年的環境開發和經濟繁榮有所貢獻，不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獻中存在反映這一歷史變化的信息的可能。

據《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昌邑王劉髆》的記載，劉賀「就國豫章」時，「食邑四千戶」，戶數較昌邑湯沐邑二千戶成倍增加。

「海昏」地名，王莽時改稱「宜生」。

或許這裡是豫章郡生存環境較好的地方。

劉賀被看作「天之所棄」的「嚚頑放廢之人」，受到地方官員嚴密監視。

「揚州刺史柯」和「豫章太守廖」或舉報其言行，或關心其繼嗣。

劉賀曾因言語之失，「有司案驗，請逮捕」，漢宣帝裁定「削戶三千」。

除墓葬發掘外，對現今被稱作「紫金城」的遺存進行考古，或許可以揭示海昏侯國特殊聚落史的演進歷程，而漢代南昌地方的生態環境條件與經濟開發程度，也可以得以說明。

4.海昏侯墓的保護與發掘

海昏侯墓位於江西南昌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東南的墎墩山，距離老裘村民小組1千米左右。

據報導，2011年3月23日，當地群眾發現盜墓者對海昏侯墓施行盜掘。

得到報告之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業人員迅即趕到現場，由長約1.2米、寬約0.6米、深13.5米左右的盜洞進入棺槨被局部破壞的位置，判定了墓葬形制，及時進行保護，並啟動了考古工作。

回顧中國盜墓史，可知現今是盜墓犯罪最嚴重的時段之一。

盜墓者與海內外文物走私網相勾連，對地下文物遺存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盜墓行為盛行的原因是複雜的。

傳統禮制對墓葬的保護作用已經消失，對盜墓的輿論否定聲音微弱，盜墓將遭遇惡報的意識成為「迷信」，對死者應當予以尊重、對文物應當予以愛護的傳統意識亦被淡化，盜墓往往不會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

以追逐暴利的超強動力為根本原因，以上這些因素的合力，導致了盜墓現象的猖獗。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具備文物保護意識的大塘坪鄉觀西村村民的舉報，沒有富有事業心和責任意識的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海昏侯墓的珍貴文物很可能會被破壞，失去諸多歷史文化信息，僅僅作為財富符號流散於市場，而海昏侯墓園相關現象的考古學研究也會因重要資料的缺失受到限制。

海昏侯墓雖然發掘工作尚未完成，已經出土的珍貴文物品級之高已經令人們震驚。

不過，一些媒體報導的內容與嚴肅的考古學知識並不完全符合。

侈言「第一」，無視以往同類發現的做法，似不足取。

有的器物的定名及性質判斷，可能還需要仔細斟酌。

海昏侯墓的考古調查和考古發掘，除了新技術的應用以外，還啟用了新的工作方式。

除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南昌市、新建區文博單位聯合搶救性發掘外，由國家文物局安排，長期經歷考古一線工作實踐，學養、經驗和學術眼光均為一流的考古學者信立祥、焦南峰、張仲立等組成專家組參與工作，提高了質量水準，保障了儘可能完整的考古信息的獲得。

這或許是一種可行的協同創新形式。

據報導，參與本次發掘工作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及科研機構。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全國十餘家科研單位就此形成了合作關係。

這種工作方式對於其他考古工作甚至其他學科方向的學術課題的研究，也應當有參考價值和借鑑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現場及發掘的「銅火鍋」、雁魚燈、「蒸餾器」 新華社發

海昏侯墓出土的編鐘 新華社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