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無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國學大師饒宗頤辭世

國學大師，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名譽教授，西泠印社社長饒宗頤於今日凌晨去世，享年 101 歲。

在跨越大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饒宗頤的研究領域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等十三個門類，他出版著作六十餘部，著述3000萬言，僅《20世紀饒宗頤學術文集》浩浩十二卷，就達1000多萬字。

他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

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而饒宗頤先生以中國人身份，卻能通乎異國「天書」。

現當代國學家先後有錢鍾書、季羨林與之並稱，稱「南饒北錢」和「南饒北季」。

饒宗頤精通古琴，還是撰寫宋、元琴史的首位學者，他善於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

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立饒宗頤學術館。

在饒宗頤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後，有媒體稱，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

「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

」在一次演講中，饒宗頤對於21世紀中國文化曾下如此判斷。

對此，他在某訪談中解釋道：「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對古典的新發掘與認識，從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

現在我們情況也一樣。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經』做一個新的整理。

當然，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加一字地不給以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前人生命點滴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

這種「推陳出新」，對於數千年中華文化的深厚積澱不斷挖掘、整理、研究，並試圖給予新的詮釋，使傳統文化在當下時代重煥光彩，其實也是饒宗頤先生傾其一生的努力方向。

饒氏家族1920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為饒宗頤

圖/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1917年，饒宗頤生於廣東潮安。

他的家族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父親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

少年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並不適合自己，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

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根基，培養了超強的自學能力。

1935 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溫丹銘為主任，溫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 18 歲、初中肄業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裡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志的經歷，對於他後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後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於此時豐富的地方志藏書資料。

1938 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

當時廣州已為日軍占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雲南澄江。

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雲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他的命運從此發生轉折。

從 1952 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 16 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

1970年代，饒宗頤（圖中）與錢穆（圖左）合影

圖/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1954 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裡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並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後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在法國、義大利等地，陸續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

1959 年，饒宗頤終於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2000年，饒宗頤（圖左）與季羨林在北大合影

圖/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此書一經出版，共有 13 個國家和地區發表評論，並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

因為這部著作的發表，1962 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

1970年代，饒宗頤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於世，成為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

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此後，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專研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

這兩部著作的問世，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圖/百度百科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

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於中國精神史的探求。

2009 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餘種，論文一千多篇。

學者稱其「業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來表現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饒宗頤生性淡泊、豁達，曾表示「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認為，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輓歌，由人生聯繫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

王國維學康德，對其精神並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講境界，講到有我、無我問題，雖已進入到哲學範圍，但無法再提高一步。

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對於生死這件事，饒宗頤也從不諱言。

在《金字塔外：死與蜜糖》一文中，他曾直言「莊子把死生看作一條，死只是生的一條尾巴而已」，並認為死無疑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課題：「死是無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

綜合人民日報、人民網消息

演講

《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

2001年，饒先生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的演講

許校長，各位學術界前輩、專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謝北大教授、委員會諸位先生的推薦，給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在北大百周年紀念論壇發言。

記得我在香港舉行的炎黃學術會議上談到郭店楚簡中最後部分的《語義》，可相當於莊子屢次鄭重提到的「重言」（重言應當解釋為Keynotes，「重」不是重複）。

古代政治領袖，像禹之「拜昌言」，這說明先哲是如何尊重傳統。

若干年來，出土簡冊的豐富，我亦多次提到未來的二十一世紀應該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時代，現在正式進入2001年，我充滿信心的預期二十一世紀將是我們國家踏上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

長期以來，人文科學與其他先進的科學接軌，近年三代斷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說明。

我們的歷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續沒有間斷的國家，在外人代庖為我們操筆政所寫的歷史，認為我們的信史，只能從商代講起，似乎很有問題。

郭店楚簡中顯示的虞夏相繼蟬聯的史實，我們何能加以抹殺？所以，我們的古代史有由我們自己重寫的必要。

漢字的遠源，從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畫、繪寫的符號看來，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現在正進行作全國各地全面的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簡帛經典的過程中，最令人困擾的是「異文」的複雜性。

陸德明當楊隋統一南北，總結六朝人的訓詁工作，編著《經典釋文》一書，我會建議我們應該利用簡帛的新材料，參考清代學者對異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編一部新的《經典釋文》，這不僅是語文方面的貢獻，實際上某一語彙的探討，是文化史重點問題來龍去脈的綜合性研究的基礎，這是一項很龐大的工程，以後可能引導出許多新的發現，對於了解某一觀念的產生與形成，可取得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裡有一個基本問題——是「新經學」的提出。

我們現在生活在當前充滿進步，生機蓬勃的盛世，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的經學。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他們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經筵講座，像講《尚書》之例）。

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

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現在許多出土的簡帛記錄，把經典原型在秦漢以前的本來面目，活現在我們眼前，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去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現在正如蘇軾詩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們應該如何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定我們新時代的Bible，什麼是「經」？應該考慮不限於十三經？問題相當複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新材料引發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

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家的恩惠。

我的呼籲，可能不是我個人的想像，而是世界漢學家共同的期望。

1960年代，我的好友戴密微先生，多次告訴我，他很後悔花去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但中國人不一定知悉。

當前是科技帶頭的時代，人文科學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縱物質的還是人，「人」的學問和「物」的學問是同樣重要的。

我們應該好好去認識自己，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我們的價值判斷似乎應該建立於「自覺」、「自尊」、「自信」三者結成的網際網路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廣闊目標的追求，去完成我們的任務。

在座的季羨林先生，多年以來，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

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註腳。

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是損人的原則出發和歸宿，《陰符經》說：「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這是從消極、不好的方面來說（「合發」是指「天發殺機，天地反覆」。

二者同時發生，「天發」是「公道」，「人發」是「私情」）。

我講互益，是從積極和好的方面來講。

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後的異宮，以益卦為結束全局，作為最後一卦。

這與今本《周易》以「既濟」「未濟」二卦作結不同，而異曲同工。

以「未濟」收場，表示保留「有餘」，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益是積極而富有建設性的觀念。

益卦初九爻辭說：「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

」上九的爻辭說：「立心勿恆，凶。

」我們如果要大展鴻圖，不是光說說而已，而是要展開「大作為」，這樣或許可以做到像蘇軾說的「天人爭挽留」的地步，是天與人所要共同爭取的。

經書裡面，許多經義對現代人還是有極大的啟迪的！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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