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護,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本報記者王紅軍

22年前,在天津圖書館一間10餘平方米的小屋裡,一張簡陋的閱覽桌上,萬群獨自一人開始了自己古籍修復的工作。

現在,這間辦公室已經發展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古籍保護中心,萬群也從「一個人修復」到帶領12人的修復團隊。

時至今日,她已經很難說清楚自己究竟修了多少書。

從她手中經過的,有收藏大家周叔捐贈天津圖書館的敦煌文獻、宋元刻書殘葉,也有距今300多年清朝康熙年間的《盤山志》……在這個大眾略顯陌生、但流傳已久的行業中,她默默耕耘。

2016年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的第10年。

在全國,一批古籍普查、整理、修復的工作人員,正用雙手搶救瀕臨消亡的古籍,讓祖輩遺留的文化遺產重獲新生。

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每一個人的力量都顯得那麼「渺小」,又那麼重要。

從一個人到一個團隊

剛開始,天津圖書館古籍修復就有一間小辦公室、一張閱覽桌,修復人員還不是專職的,而現在僅修復團隊就有12人。

20多年來,萬群的工作環境有了巨大變化……

選好紙張,糊上漿糊,用鑷子將書頁碎片一塊塊地粘在紙上……在天津圖書館c區5樓,葉旭紅就像一位喜歡拼圖的孩子,一絲不苟地伏案而作。

「這燈光會不會太暗?會不會影響你的視線?」走進古籍保護中心寬敞的辦公間,天津市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副主任萬群耐心地詢問著葉旭紅,「要不要再加一個燈?」

20多年來,萬群的工作環境有了巨大變化。

「剛開始,天津圖書館古籍修復就有一間小辦公室、一張閱覽桌,修復人員不是專職的,還要負責古籍整理等工作。

」

在圖書館界,天津圖書館有著古籍保護的優良傳統。

1987年,剛剛畢業進入天津圖書館的萬群,就跟古籍結下了「緣分」。

「當時在古籍特藏部,跟著老先生接觸線裝圖書,從編目著錄到管理古籍,我開始喜歡上了古籍。

」

7年之後,萬群有了正式學習古籍修復的機會。

「當時有一個全國的古籍修復培訓班,大家都覺得『小萬手巧又年輕』,就派我到國家圖書館學習古籍修復技術。

」

就這樣,萬群開始師從國家非遺古籍修復技藝傳承人杜偉生,學習古籍修復；師從裝裱大師張平,學習裱畫技藝。

「雖然沒有正式拜過師,但他們真正領我走進了這一行。

」萬群表示,「俗話說『書畫不分家』,但即使是只把書修好,一輩子也不容易。

」

「我修復的第一本書已經記不起來了。

」從北京學習回來後,萬群開始了古籍修復工作。

「圖書館給了我很多機會,使得自己的手藝有了很快的提升。

僅『齊欄』這一道工序,就需要不下1000本書的大量實踐。

修復是一個手藝活兒,熟練程度很重要。

」

在萬群修復過的書里,印象最深的就是周叔捐贈的敦煌文獻、宋元刻書殘葉的整理修復。

周叔是20世紀古籍收藏的大家,他有句名言叫「書莊嚴我自莊嚴」,新中國成立後他為國家捐出一生藏書精華700餘種,任何一本今日如果拍賣都是天價。

「面對周叔先生無私的捐贈品,我們都有不遺餘力保護的責任感。

」萬群說,這些文獻共計7冊200多件,之前採用了經折裝冊面直接粘貼殘葉的方法,存在著裝幀缺陷,致使書葉普遍起皺變形,個別甚至出現開裂破損現象。

此外,書冊整體氧化嚴重,襯紙氧化斑跡接近70%,直接影響到了珍貴的敦煌文獻。

「從書葉的版本鑑定,到紙張研究,再到最後的修復,花去了2年多的時間。

」萬群說。

修復古籍的同時,萬群還做著古籍整理、編目等工作,這也給了她更多的體驗。

「發現哪一本書有問題,就隨時修一下,只依靠搶救性修復是不行的。

」

在她看來,圖書館管理人員應有古籍保護的基本技能,這對古籍的管理保藏有著積極意義。

「他們不是『全才』,也應該是『多面手』,隨時保護古籍,免去不必要的麻煩。

」

在古籍保護行業,有一個令人警惕的事例。

我國某省級圖書館古籍部剛來一位主任,主要負責閱覽工作。

由於之前沒有接觸過古籍,他發現某讀者借閱的一部古籍校本中夾了大量浮簽(一端粘在試卷、書冊或文稿上,以便於揭去的紙簽),寫有古人的校勘筆記,趕忙命員工將浮簽全部抽出收好,以免被讀者偷去。

讀者還書後,這位負責人又讓員工把浮簽夾回書里,位置不論。

古籍中浮簽上的校字都很簡略,若夾在原位置,讀者自然可以知曉校勘之所指。

一旦將其取出,即便是專業人員也再難恢復原貌了。

為此,在20多年工作實踐中,萬群「邊干邊教學」,陸續培訓了部門10多位員工,使大家都掌握了一定的古籍保護專業知識和技能,逐步緩解了專業修復人員少、待修待補古籍工作量大的矛盾。

2001年,天津圖書館開始招聘培養高學歷的專業古籍修復人員。

「我們現在的古籍修復團隊有12人,其中6個是我徒弟,以口耳相傳的師帶徒方式教學。

」

1000年才能把館藏古籍

全部修復好

天津圖書館館藏古籍文獻約50餘萬冊,其中10%亟待修復,而修復人員一人一天只能修幾頁,碰上破損嚴重的一兩天才修一頁……

修復古籍是一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即便是窗外喧囂,這裡依舊歲月悠長,一部書少則數冊,多則幾十冊,要一頁一頁地按照工序修補。

萬群說,對於活力十足的年輕人來說,古籍修復是個手藝活,更是對心性的磨練,沒有反覆鍛鍊和積累根本不可能出好作品的,好在這些孩子都很認真刻苦,一件工作反覆去做,從不抱怨。

目前天津圖書館館藏古籍文獻約為50餘萬冊,其中有10%左右亟待修復。

而與偌大的館藏相比,修復團隊的工作人員一個人一天只能修幾頁,碰上破損嚴重的,一兩天才修一頁。

「我們依靠的是自律,是大家工作的良心,能修10頁絕不會修8頁。

這都是幾百年的東西,與修復人員有一種緣分在,偷懶是你個人的損失。

」從業22年,萬群這樣談她對這份工作的理解。

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專家周崇潤表示,古籍修復並不是越快越好。

曾經有地方將古籍修復工作量與工資掛鈎,結果就出現工作人員趕工期影響修復質量,後來這個制度又取消了。

古籍修復人員全憑「良心」工作,只能從質量上進行嚴格把關。

在修復敦煌文獻時,老師杜偉生專門叮囑萬群,「修復不要著急,沒人趕你時間。

歷史不會問你幾年修復好了,而是問你『這活兒幹得好不好、精細不精細?』。

」

古籍修復需要慢工出細活,但是古籍保存現狀卻是時不我待。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表示,2007年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人員不到100人,且絕大多數年紀很大。

此後,國家和各省的古籍保護中心舉辦了100多次培訓班,培養了數百名古籍修復人才,但人才匱乏局面並未從根本上改變。

這是因為,這數百名古籍修復人員所要面對的,是全國2800多家圖書館收藏的超過5000萬冊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

「我國現存古籍數量龐大,許多古籍存在破損,非一朝一夕能夠修復完成。

」張志清指出,古籍保護時間緊迫,需要投入更多資金和人力。

但從人力來看,全國各級圖書館人力配置很不均衡,目前國家圖書館古籍保護人員有100多人,天津市、山東省圖書館有十幾個人,但有的圖書館只有幾個人。

在我國圖書館界,也有這樣一種說法,按現在的古籍修復人員數量,大概需要一千年才能把館藏古籍全部修復好。

與此同時,古籍修復人才的流失也是不爭的事實。

就在前些天,一位跟著萬群工作了5年的年輕人離開了,這讓她非常遺憾。

「這個女孩很有靈氣,在修復書頁窟窿方面,有時候她比我補得都漂亮。

」

天津市古籍保護中心的12個人,有的有事業編制,有的則是社會招聘,同工難以同酬,時間一長就會有生活壓力。

萬群說,有些人才的離開,有他們自己的原因,但我們也要思考,是否為他們提供了合適的平台、機會?

古籍「家底」10年未摸清

2007年我國就印發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但近10年過去了,古籍普查仍未完成。

基層館藏單位缺少古籍專業人員,是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

我國現存多少古籍,保存現狀如何?眼下最權威的說法是,大約26萬種、5000萬冊。

實際上,我國一直未能完成全國範圍的古籍普查。

家底不清已經成制約古籍保護和利用的一大障礙。

9月28日,國家圖書館向社會發布「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張志清透露了目前古籍普查情況:全國古籍普查完成總量近200萬條,1094家古籍收藏單位完成登記工作,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資料庫累計發布涉及13個省份及中直系統的96家單位所藏388963部*******冊古籍的普查數據。

這看起來是一組龐大的數據。

但據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天津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李國慶介紹,從全國各省市(區)來看,目前只有天津市、重慶市完成了古籍的整體普查登記工作。

「80%的省份將於2017年年底完成普查工作,還有20%將在『十三五』期間完成。

」

其實,早在2007年,國務院印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古籍普查工作就正式開始了。

但近10年過去了,古籍普查工作仍未完成。

基層館藏單位缺少古籍專業人員是造成普查工作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

李國慶表示,古籍普查著錄項目只有6項必填項目,即索書號、題名卷數、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冊數、存缺卷數,以及幾項選填擴展項目,但這依然是一件繁重的工作。

「如果是鑑定古籍版本,剛來的大學生就幹不了,而年齡大的同志爬上爬下地統計數據,也會影響普查效率。

因此,我們採取的是老中青三代人組合的辦法,老同志有經驗,就做鑑定版本、數據質量等工作；年輕人有激情,來做基礎數據搜集等工作……」

為了解決人員問題,中華古籍保護協會發起了「中華古籍普查志願服務行動」,組織高校文史專業的大學生參加古籍普查。

2015年暑假,首批76名志願者幫助河北大學、定州市博物館等單位完成了古籍普查。

2016年,來自復旦大學等39所高校的近200名青年志願者,繼續幫助基層的一些存藏單位開展古籍整理、著錄登記等服務活動。

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曹芬芬說,「1個月內奔赴3個城市,我們6位小夥伴整理出14389冊古籍。

這與其說是一項工作,不如說是一次契機,說不定將來從我們當中也能走出幾位嚴謹認真的古籍專家,為我國古籍保護工作作出更多貢獻。

」

隨著青年志願者的加入,全國古籍普查工作進度加快,但基層圖書館古籍保存狀況依然令人擔憂。

在中江縣圖書館,古籍保管場所保存著15930冊古籍,90%存在破損情況。

「這種情況在縣級圖書館非常普遍,省、市級圖書館情況好一些。

」作為古籍普查志願服務行動專家組成員,李國慶表示,「縣級館基本都做不到恆溫恆濕,缺少滅蟲除塵的專業設備,又沒有專業的修復人員,古籍普遍出現發霉、蟲蛀、酸化、粘連等問題。

」有些基層圖書館的古籍書頁已經成「篩子」狀了,滿頁都是蟲蛀的窟窿。

如果不能及時搶救性保護,再過幾年連書都沒有了。

針對基層古籍毀損嚴重的現狀,李國慶呼籲部分省級圖書館應建立「寄存制度」,「每一個圖書館都建設恆溫恆濕設施,這是資源的巨大浪費。

基層圖書館可以將古籍『寄存』在省級圖書館,或聯合建設單獨的寄存圖書館,統一管理、統一使用古籍,能夠很好地解決古籍保護問題。

」

海外古籍的回歸之路

甲骨、竹木簡、敦煌遺書、宋元明清善本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海外的調查中經常會有驚喜,那不僅是眼前一亮,簡直是兩眼放光……

在我國古代,藏書大致包括官府藏書、私家藏書、寺觀藏書、書院藏書等4種藏書類型。

但到了今天,這種狀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李國慶表示,「隨著傳統藏書家的相繼去世,他們大都將古籍捐獻給了不同級別的圖書館,『民間藏友』已經少之又少了,大都成為了古籍投資者。

」

還有一個變化,就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存藏於海外的典籍,正在成為釐清中華文明發展脈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

」這是鄭振鐸先生對於中華古籍流失海外的感慨。

張志清表示,「流傳海外的珍貴典籍,有的出自文化交流、交換,有的則是被掠奪、偷運,或是非法交易、走私等。

據估計,海外中華古籍收藏數量超過300萬冊件。

」

於是,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大框架下,國家圖書館陸續與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展開合作,對存藏中華古籍進行調查。

2014年,國家圖書館在之前工作的基礎上,又啟動了「海外中華古籍調查暨數字化合作項目」。

2015年4月,國家圖書館館員劉明奔赴美國,他的任務是為埃默里大學神學院的5000冊中文書籍編目。

多年之後,深藏在西文書庫里的中文古籍,終於迎來了家鄉人。

「第一感覺是它們很孤獨、很淒涼。

」劉明至今難忘與那批古籍初次見面的場景。

此前,國家圖書館館員劉波曾經遠赴美國,為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藏善本方誌寫書志。

當工作即將結束時,他收到了一封郵件,內容是美國洛杉磯漢庭頓圖書館發現一冊《永樂大典》(兩卷),需要專業人士鑑定。

劉波馬上飛到洛杉磯。

他回憶說,這冊《永樂大典》此前沒有著錄,並且來路清楚,尺寸、行款等細節也與國內真本一致,基本可以確定是真本。

後經過多方證實,確認為目前世上發現的第419冊《永樂大典》,是具有很高文獻價值的稀世文物。

目前,海外《永樂大典》的數字化回歸卓有成效,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藏19冊、英國國家圖書館藏25冊、美國漢庭頓圖書館藏1冊《永樂大典》已經實現了數字回歸。

「海外收藏的古籍多有珍善版本,甚至還有不少是孤本秘籍。

其中,甲骨、竹木簡、敦煌遺書、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輿圖和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

」張志清表示,在調查過程中經常會有驚喜,那不僅是眼前一亮,簡直是兩眼放光。

據介紹,在英國牛津大學波德里安圖書館,有著明代的鈔本《順風相送》,第一次記載了「釣魚輿」；一份繪製精準的航海圖《塞爾登地圖》,此前一直存放在西文輿圖館,並被認為由西方人繪製,直到近年才發現繪製者是中國人,繪製時間為明萬曆年間。

還有一本《指南針法》,詳細記錄了指南針的使用方法。

這些古籍的意義非常重大。

「海外中華古籍調查不僅僅是調查古籍,更是文化的交流、學術的交流、文明的交流。

」張志清說,這個過程不但使我們了解世界,也讓世界更加深入地認識我們。

目前,國家圖書館已完成「海外中華古籍書目資料庫」一期建設,累計完成包括美國、加拿大、西班牙、日本4個國家30家單位24萬條(含子目)書目數據建設。

「數字化」帶來劃時代變革

保護和珍視古籍這一初衷是好的,但奇貨可居存而不用也絕非本意。

數字化是保護古籍最快、最經濟的辦法,一部書只有化身千百,才能保存下來……

一位復旦大學教授看到某省級圖書館有一冊宋刻本載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就向該館申請查閱原件,卻遭到了拒絕。

這位教授向圖書館解釋說:這本書保持了原有的裝幀,可能有助於揭示宋人書籍的擺放習慣與藏讀方式,自己只求看一看原書的外觀,不會觸碰此書。

這家圖書館表示,凡是該館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藏書,一律不向讀者開放。

館方保護和珍視古籍這一初衷是好的,但將其視為奇貨可居,絕非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本意。

而在我國內地圖書館,古籍借閱都有這樣那樣的條件限制。

李國慶表示,「每一本書都是先賢留下的寶貴財富,但有些圖書館人為設置閱讀障礙,有的是『秘不示人』,有的則是有創收任務,已經成為古籍利用的一個『癥結』。

」

9月28日,國家圖書館向社會發布了「中華古籍資源庫」,包括古籍善本影像共計10975部91467冊,約占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總數的1/3。

到2016年底,國家圖書館計劃發布第二批6200餘部善本古籍影像,至2017年底古籍善本影像發布數量將達到2.3萬部。

屆時,國家圖書館超過80%的古籍善本可在網上免費閱覽。

張志清表示,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全國古籍品種的60%、版本的80%。

「數字化是保護古籍最快、最經濟的辦法。

一部書只有化身千百,才能保存下來。

」

令張志清著急的是古籍的「老化」。

據國家圖書館2007年前後進行的檢測,館藏古籍紙張ph值平均只有6.1,大於或等於7的比例僅占8%,需要對古籍進行脫酸、去酸和防酸化處理,否則一旦古籍的ph值下降到5,將面臨嚴重的酸化情況。

在圖書館界人士看來,數字化是古籍保護的有力手段。

而在學術界人士看來,古籍數字化有效解決了保護與使用的矛盾。

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研究院沈乃文表示,現在回頭來看歷史,古籍有3次重要變化,一是漢晉時期,紙質書籍逐漸取代竹帛的地位；二是五代北宋以來,冊印書籍逐漸取代手抄書；三是清末民初,機器印刷書籍取代手工雕版印刷。

「這三次變化比較起來,原來的書籍逐漸讓位於比較方便、高效的書籍形式。

」

沈乃文表示,我們現在站在了再次變化的門檻上,這就是古籍數字化的快速到來。

「我們所有單位、個人獲取古籍資源的能力完全平等,這將會帶來學術研究的整體突破。

」

「畢竟古籍是珍貴文物,翻看的次數是有限的,不能我們這代人有的看,子孫後代沒的看。

數字化以後,(讀者)就不必去圖書館,在家裡就能上網查看了。

」張志清說。

目前,古籍數字化的最大困難還在於資金。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每年的資金是2500萬元,專門用於數字化的經費比較緊張。

而高校古委會每年的經費僅有1000萬元,要支持全國20多所高校古典文獻專業的發展,專門用於古籍數字化項目的經費就更少了。

但在天津圖書館,利用國家合作項目、出版社合作項目、讀者科研項目等方式,他們建設完成了1000萬拍約10萬冊的館藏古籍影像資料庫。

「我們沒有投資1分錢,就是利用各種合作項目來完成的,按市場價來說投資2000萬元都很完成不了。

」

李國慶表示,全國各級圖書館應跟國家圖書館合作建設「中華古籍資源庫」。

「古籍資源都是國家資源,而不是一個館的資源,大家一起合作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