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整版聚焦寧夏鴿子山考古,世界著名古人類學家高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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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譯遠古農業生產「密碼」

——聚焦寧夏鴿子山考古新發現

光明日報記者 王建宏《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30日 05版)

光明日報2017年10月30日5版整版報導寧夏青銅峽鴿子山考古遺址

  遠古農業是怎樣起源的?一萬年前的先民們如何用火、怎樣居住?遠古人類迄今最小的裝飾品是怎麼加工出來的?寧夏青銅峽鴿子山考古最新發掘成果給出了尋找這些答案的線索。

  2017年9月初,中國著名舊石器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專業委員會主任高星等中國舊石器考古界專家來到寧夏青銅峽,對鴿子山遺址2017年度考古發掘進行驗收。

本期光明視野深度解讀鴿子山遺蹟,並邀請高星和寧夏考古所研究員王惠民撰文,從不同角度找尋一萬年前的人類記憶。

  2017年,考古界的目光聚焦於寧夏青銅峽鴿子山。

隨著考古發掘的進一步深入,更多人類秘密正被揭開。

  這是考古界首次在西北沙漠邊緣地區建立距今約12000年至4200年,即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文化演化序列。

鴿子山遺址第10地點發掘探方。

李鵬攝/光明圖片

考古揭開遠古先民在原始農業萌生期的生產圖景

「在1990年至1997年間,我們在鴿子山發現了諸如磨盤、磨棒之類的對植物種子進行加工的磨器。

」寧夏考古所研究員王惠民說,磨盤是以穀物加工為主的器物,在中國發現數量如此之大的磨盤是絕無僅有的。

這在某種程度上揭開了距今1.2萬年到1萬年之間,這一地區遠古先民在原始農業萌生期的生產圖景。

在已有的發掘成果中,通過對土壤的浮選,還得到了大量豬毛菜、蒿屬、小麥族等可食性的炭化草類植物種子,同時對原地埋藏出土的磨器進行了殘留物分析,發現了植物澱粉的殘存。

「通過大規模的水洗和浮選,現在已經發現了距今12000年前的草類植物種子,這是否具備了早期人類利用或栽培草類植物的跡象?如果具備了這些跡象,那就可以初步判斷鴿子山遺址是一處與我們研究中國古代農業起源直接相關的遺址。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趙志軍認為,鴿子山遺址會為人們探討農業起源提供重要線索。

這些證據似乎為我們描繪出一幅遠古先民進行原始農業生產的圖景:隨著地球末次冰期最後一個極冷事件新仙女木期的來臨,鴿子山的原始先民們艱難地跋涉在賀蘭山山間的曠野上,尋找著食物。

由於氣溫驟降,動物數量減少,許多植物也開始變得矮小,為了生存下去,古人類不得不開始使用一些特殊工具來獲取植物種子。

在第四文化堆積層出土的植物種子、數量眾多的磨食器以及磨食器上的植物殘留物等,都為農業起源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早期材料。

另外,以往研究者認為,年平均溫度在12.75℃至15.25℃範圍之外的區域,不會存在大量的食物生產和加工活動,而鴿子山地區的年平均溫度遠低於該範圍,這刷新了人類當前的認知。

考古人員在發掘出土臨時性建築遺址。

李鵬攝/光明圖片

火塘及疑似建築遺蹟展現古人類多樣化生存模式

寧夏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所長李鵬介紹,隨著考古發掘的繼續深入,鴿子山發掘出了數個結構性火塘。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彭菲認為,火塘的發現彌補了中國考古領域在距今10000年到4800年或8300年這一階段對西北乾旱半乾旱區域文化演化認識的缺失。

火塘是一種相對難以完整保存的遺蹟,在存在用火行為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相當一部分僅發現了用火相關遺存而不是完整的火塘,像鴿子山如此完整和大規模火塘的發現,在世界舊石器考古史上實屬罕見。

鴿子山出現的結構性火塘已經具備比較完整的用火結構。

而鴿子山出土的數萬件燒石也是同期遺址中數量最多的,這更表明多種用火方式與熟食、熟水在這裡已經成為古人類成熟的生存方略。

彭菲猜測:「遠古先民在火塘邊點火、烤肉、煮肉、禦寒,甚至可能會把潮濕的地面烤得暖和一些去睡覺。

在一些火塘旁,一排排疑似柱洞的遺存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這種疑似房屋建築遺蹟的柱洞與火塘的分布可能有一定的關係,古人類搭建棚子,在棚子的旁邊建火塘,用以居住取暖。

鴿子山遺址考古發現的這些跡象都表明,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適應環境能力增強,生存模式更加多樣化。

研究人員在對篩選水洗探方土樣後殘留的微小物質進行挑選。

李鵬攝/光明圖片

最小飾品見證早期人類對美的追求

李鵬告訴記者,鴿子山遺址考古發掘的精細、縝密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第10地點1000立方米探方土樣,經過篩選水洗、浮選等環節採集後,竟然發現了直徑1.2毫米串珠,比去年鴿子山發現的直徑1.69毫米串珠還要小,再次刷新世界範圍內舊石器時代最小人工裝飾品紀錄。

耐人尋味的是,其內孔與自動鉛筆的鉛筆芯一樣細,即使在今天,使用精密車床來加工如此細小的工藝品也是一件難事,人類在10000多年前的石器時代,究竟是如何將易碎的鳥類蛋皮製作成如此精美的裝飾品的?

近年來,晚更新世人類認知與審美能力的探討成為考古界的研究熱點。

鴿子山出土的鴕鳥蛋皮裝飾品無論在形態大小還是在製作工藝上,都展示了古人類高超的工藝和精緻的審美能力,刷新了人類的認知。

「這個石片上有被連續擊打的疤痕,而且呈現出比較規則的放射狀痕跡,這是典型的石器時代人類使用過的石製品。

」美國匹茲堡大學考古學博士曹俊陽指著一塊石片說。

鴿子山出土的兩面器和尖狀器是在中國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最典型、精美的器物。

其中,兩面器的精美程度絕無僅有,最薄之處僅1毫米左右,長寬分別達到17.8厘米和6.6厘米。

據王惠民推斷,這是遠古先民用來切割、加工獸皮的工具。

「在鴿子山同時發現打制石器和磨製石器,雖然不能推斷這群人是一脈相承的,但能說明新、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在這裡長期繁衍生息。

」王惠民解釋。

鴿子山考古目前已進入室內整理和實驗室分析階段。

專家認為,鴿子山對研究中國西部古人類文化傳播、植物採集加工馴化和原始農業的萌生,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鴿子山,史前遺址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作者:高星《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30日 05版)

2017年4月12日,中國文物考古界和新聞媒體熱切關注的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揭曉,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的考古發掘成果從25個入圍項目中脫穎而出,成為文物考古界一顆耀眼的明珠。

在此之前,鴿子山遺址並不知名。

雖然它在2006年被確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即使在考古界,也鮮有人知道它的名字、位置和學術價值。

2014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在第10地點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

連續4年的系統發掘和多學科協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讓考古人驚喜,讓學術界震撼。

著名古人類學家高星(右二)研究鴿子山發掘的採集石器 李鵬 攝

這項田野工作不但解決了困擾學術界30餘年的有關鴿子山遺址地層、年代和文化性質等若干基礎問題,還帶來了一系列令人驚奇的重大發現和突破性成果。

通過精耕細作的發掘,輔之以現代科技手段的精密記錄和高解析度的測年技術,發掘隊在約200平方米的區域內辨識出三個年代分別為距今4800年、10000年和12000年的史前文化層位,揭示出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演變、過渡的文化序列,獲取數萬件石製品和大量動物化石,還發現一批用石料、獸牙和鴕鳥蛋片製作的精美裝飾品。

出土的石製品包括小巧精緻的細石核、細石葉和用細石葉加工而成的工具,精美、對稱、兩面加工的尖狀器,形制多樣、用於研磨的磨盤和磨棒,刃口鋒利的刮削器、端刮器和鋸齒刃器等。

在最下面的文化層中揭露出兩組呈條帶狀分布的柱洞,柱洞內多有木炭、石塊,應為簡易居住性建築(窩棚)的遺蹟。

這種建築遺蹟在我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在整個東亞地區也十分罕見,為窺探當時人類的適應生存方式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數枚直徑不足2毫米、難以捏拿的串珠用鴕鳥蛋片加工而成,形圓周正,中心鑽孔,造型美觀,工藝精巧,是目前世界範圍內舊石器時代同類裝飾品中的最小者,在昭示製作者獨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藝水平的同時,也彰顯了發掘工作的精細和縝密。

在同層還揭示出一系列用火遺蹟,遺蹟範圍內分布著密集的炭屑、灰燼和燒骨、燒石,有的遺蹟顯示出火塘的複雜結構,表明當時的人類對火和熱能具備了嫻熟的控制、利用能力。

該遺址出土的磨盤—磨棒數量巨大,造型多樣,在同期遺址中鮮有可比者,表明對工具、食物、顏料、皮革等的研磨加工在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已從部分磨盤、磨棒和石器上成功提取到植矽體、澱粉粒等微體植物遺存,系統的浮選工作也提取到大量炭化的植物果殼和種子。

這些植物材料以及豐富的動物化石是當時人類食物的殘留嗎?當時這裡的人類是否已在狩獵—採集過程中積累了足夠的動植物和生態知識,對可以被開發利用的動植物資源進行過某種程度的管理乃至馴化?那些火塘中泛著油褐光澤的木炭、沙土是否包含著更多古人類食譜的信息?相信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科技檢測、分析,未來的研究將會為我們描繪出生活於賀蘭山腳下的先民們一幅幅生息勞作的鮮活畫卷:他們穿著獸皮衣飾,佩戴著串珠項鍊,在噴涌的泉水邊製作工具、搭建營地、構築火塘,在炊煙與火光的映襯下分享食物、載歌載舞……

需要指出的是,鴿子山是一個大型曠野遺址群,目前已經發現和標記了15處地點。

上述重大發現僅僅來自第10地點。

其他遺址,或僅做過有限的試掘,或僅在地表做過調查、採集,地下的文化寶藏和學術謎底,尚待被發現、發掘、研究和破譯。

因而,目前在第10地點的考古發掘僅僅揭開了鴿子山遺址遠古文化遺產和學術價值的冰山一角;未來還會發現什麼,不可估量。

「12000~10000年前」,這是鴿子山遺址的關鍵詞,是其最重要的文化遺產與學術價值所依託的時代。

這一時期,環境變化和人類演化,都在向「現代」的方向快速奔跑著。

當時大自然剛剛掙脫末次盛冰期嚴酷氣候的桎梏,冰雪消融,大地回春,雖然還有新仙女木事件的短暫波折,但自然環境總體上一路向好;人類在這樣適宜的氣候和生態中,帶著百萬年文化的積澱,猶如脫韁的駿馬,從舊石器時代一頭闖入了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孕育在加速進行著:許多新的技術被發明和創造,更多工具、用具被製作出來,打制石器開始讓位於磨製石器,陶器呈現星火燎原之勢,精美的骨器、裝飾品成為人類的新寵,遷徙遊動的狩獵—採集生計模式漸被定居的農業生產所取代,人口增加,社會複雜化,人類演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賀蘭山腳下的「鴿子山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這裡山前盆地開闊的地貌環境和生態多樣性,不遠處的黃河所帶來的水汽和石器原料,區域內汩汩流淌的泉水,在豐盛的水草中覓食的動物和豐富的可食性植物果實、種子、根莖,吸引著先民來此製作工具,狩獵採集,宴飲小憩,進而安營紮寨,勞作繁衍,生生不息。

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生產、生活的遺物、遺蹟被一層層的沙土掩埋、封存,成就了今天考古學家的業績,也成為子孫後代珍貴的遺產。

有了這樣的文化遺產,今天的人們才得以了解、研究古人,才得以憑弔紀念先祖,才得以知曉現時在歷史長河中的短暫與渺小,並得以在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注入一份健康、有深厚底蘊的基因,發揮它們知識積累、科普教育和社會名片的作用。

過去的歷史,正在造福於當代人類!

鴿子山,這顆史前遺址中的珍貴明珠,定將更加璀璨奪目!

  (作者:高星,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情約鴿子山

作者:王惠民《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30日 05版)

這是迄今為止發掘的最精美的石器

鴿子山在三十年前是一個很少有人知曉的小山樑,人跡罕至,隨著古人類遺址的發現和種植業經濟的發展,鴿子山這個名字已經享譽全國。

1986年文物普查時鴿子山盆地曾發現過紅陶片。

1990年我在調查時發現並採集了近400件打制石器。

經過觀察,部分石製品已經具有晚期剝片技術特徵,我撰寫了《青銅峽鴿子山遺址調查報告》,推測鴿子山年代可能會在晚更新世末段(略早於距今1萬年)。

這一階段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時期,遺址地處三大沙漠與黃土高原的過渡帶,考古材料珍貴,可能涉及古人類狩獵採集經濟的分化或原始農業的起源等重要課題。

從那時起,這片寶地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

確定遺址年代是史前考古的首要環節。

1995年前後寧夏考古所與美國內華達山間研究所合作,發現了8件磨器(磨棒與磨盤等)和少量兩面器與雙面加工尖狀器,測得第3地點的主要文化年代為距今11620±70~10020±60年。

這正在我對鴿子山遺址年代的預判範圍內。

鴿子山遺址的重要性,更體現在田野工作的收穫之中。

在2013年調查的基礎上,2014年至2017年寧夏考古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第10地點進行了田野發掘工作(北大和社科院考古所後來也加入團隊)。

第一次在鴿子山地區距今1萬年前的地層中發現關鍵文化遺物:鴿子山尖狀器,兩面器,蛋皮或骨制、石制裝飾品,磨器。

最重要的器物主要來自超過1萬年的地層,與當初對遺址年代與性質的判斷基本沒有誤差。

出土器物中還有外直徑僅1.26、1.42、1.59、1.98毫米的一組精美鑽孔蛋皮裝飾品,是目前已知世界範圍內石器時代最小的人工製品。

還初步發現了與寧夏水洞溝12地點相似的細石器微型工具,這可能與微型裝飾品相關。

發掘與採集數量達到千件以上的磨器是規模性食物加工的有力證據。

大量的浮選作業也獲取了數千粒植物種子,至少存在6個不同植物種屬,均可食用,應當是古人類的食物資源。

懂得了植物種子的食用和貯藏,創造了植物籽粒的加工工具與方法,植物資源得到強化利用,才具備了植物的馴化與栽培的前提條件,狹義的農業才得以實現。

鴿子山的新發現為原始農業起源考古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材料。

萬年前遠古人類在沒有山洞,也沒有開鑿窯洞的曠野中和荒漠環境下怎樣居住,怎樣應對北方的寒冷,怎樣遮風擋雨,此前我們只能推測、想像。

鴿子山第10地點在1萬年前地層中發現了不同水平高度的兩組建築柱洞遺蹟,初步解答了沙漠戈壁環境、曠野地區古人類的居住形式,這在國內外考古中也是第一次。

第10地點清理了數十處完整的結構性火塘和大量其他用火遺蹟,其中往往出土許多燒石,建築遺蹟和用火遺蹟有序排列布局和大量的生活生產用品近距離分布,不排除鴿子山的古人類較長時間居址固定的可能性。

發掘材料可能對寒旱環境的古人類生存情景復原具有廣泛意義。

中國西北乃至中亞除了低山山地洞穴以外,綠洲小環境基本涵蓋了古人類遺址的主要生存背景和地貌單元。

這些地區保留原生地層不易,但如同鴿子山工作一樣,經過仔細的調查,持續關注,還會有更重要的古人類遺蹟被發現。

鴿子山蘊藏的遠古人類源頭圖景光芒四射,激勵我們尋找人類發展軌跡。

  (作者:王惠民,系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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