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美術史研究與草原絲綢之路

遼代歷史和遼代美術史研究要置於唐五代宋遼金元史的長時段中把握，這是歷史學者和美術史學者們一直強調的。

歷史上由於王朝的更迭，對於不同民族、區域、階層的藝術及其相互之間的融通性，藝術題材、藝術樣式、造型手段、材質的影響程度與相互作用，各種藝術元素與藝術思維方式之間的內在邏輯，以及藝術的傳承、創新與傳播的關係等問題，都推動著學者們的大膽假設和小心求證。

近年遼宋墓葬壁畫的研究，契丹遼朝在與唐宋交聘中的物質文化與藝術風貌的研究，契丹遼朝學唐比宋在美術史研究中的體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顯示出遼代藝術與歷史的獨特魅力。

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安史之亂後高麗、東突厥、回紇、契丹、奚以及中亞胡人的不斷遷入河朔地區形成的文化問題尤具有啟發意義。

以內蒙古寶山遼墓壁畫為例，歷史學和美術史學的研究成果顯著，其中值得進一步追問的諸多問題，如畫面主題與粉本樣式的擇選標準、流播路徑，乃至與松漠都督府和河朔三鎮的關係等等，都需要放在自唐以來歷史發展的脈絡中來考慮。

在10至13世紀的中國歷史上，遼金元王朝一度成為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同時也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東向延伸，因而在中央歐亞的廣闊地域與歷史中起到了溝通南北、連結東西的重要作用。

要想深入認識遼朝在東西方聯繫的連結作用，尚需擴大視野。

近年來海內外有關內亞史和歐亞史的研究，以及不斷累積的考古發現，都提示我們要將遼代美術史研究放在更為廣闊的草原絲綢之路的時空坐標中考察。

內蒙古錫林郭勒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墓群的考古發現，展示了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歐亞草原的商貿關係，從物質文化和藝術精神的層面深化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內涵。

以內蒙古奈曼旗出土的陳國公主墓為例，其墓葬形制、壁面裝飾、墓誌碑刻、出土遺物在文化特徵與藝術來源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堪稱一座小型博物館。

然而，面對這個遼代考古和美術史的完美孤例，如何在材質、技術、裝飾等物質文化與藝術史層面尋找突破和切入角度也一直困擾著學界。

草原絲綢之路時空坐標的納入，無疑提供了新的觀察方向，年輕學者以陳國公主墓出土帶具為例，討論遼代躞蹀帶的歷史演化與審美內涵，就是對草原絲路藝術與文化傳播路徑的初步研究。

契丹遼朝與西域中亞的關係，是草原絲綢之路藝術研究的另一脈絡。

近年來通過文獻典籍、碑銘石刻、寺觀塔廟、墓葬壁畫等，探討蕭氏後族與回鶻關係、契丹後族在遼代美術史上的貢獻等研究，亦取得不俗成績。

再者，陳垣先生所言「當元人未據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將漢族文明炫耀中亞大陸」，西遼與漢文化的關係亦應作為草原絲綢之路網絡中的一條線索引起關注。

「復我疆宇」、「以光中興」的雄心如何體現在西遼的直轄領域與附庸國和附屬部族的物質文化中，語言、官制、文字、習俗、宗教中的漢文化因素，考古資料中所呈現出的遺址、建築、雕像、裝飾，乃至出土物所反映出的鍛造技術等等，以及海內外相關的學術成果，都是需要進一步學習掌握、釐清和反思的。

而有關遼宋、遼夏、遼麗、遼金等研究界域，則將研究視野置於東北亞的格局與關係中，學者提出的遼契丹乃是蒙元之師，顯示了這一路徑線索的深遠影響，或應成為美術史研究未來努力的方向。

近年來，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對圖像的解讀與研判給予美術史研究諸多啟發和助益。

另一方面，美術史學者也不斷呼籲有關藝術本體語言的研究，不同藝術思維方式與藝術語言形式的擇選與運用等等，或許還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要想推進美術史研究，做具體細緻的個案研究至關重要，同時史學的研究又亟需整體眼光和視野，藝術的發生有其偶然性，從考古發現與美術史遺蹟的偶然性中追尋歷史的必然意義，反思歷史的底色，則任重而道遠。

「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和《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所展現的中華文化景致和魅力，將吸引遼代美術史的學術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