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馬與駱駝——漢代絲綢之路標識符號的新釋

敦煌懸泉漢簡的記載和河西出土文物透露了漢代重視天馬輕視駱駝的原因。

漢代張騫通西域後，駱駝被逐步引進漢地，其作為外來「奇畜」不為人知與熟悉，也缺少相應精湛造型的藝術品，與唐代出現的大量駱駝文物相比，漢代駱駝文物寥寥無幾，因而漢代人們夢幻的天馬成為真實的外來引進物種，代替真實的駱駝成為了充滿想像的神奇動物。

可見漢代絲綢之路真正的標識符號應是天馬而不是駱駝。

駱駝作為絲綢之路的交通符號和運輸標誌，長久印在人們腦海里，駝鈴聲聲成為古代絲路上富有詩情畫意的一大景觀（圖一）。

但我們在研究敦煌懸泉出土的漢簡之後，再結合河西走廊武威等地出土的漢代天馬文物，越來越多地發現，漢代絲綢之路更多的標識是馬而不是駱駝，二千多年前的真實狀況與現代人們想像的並不一樣。

〔圖一〕 絲綢之路駱駝風景 (漢代符號)

被譽為「沙漠之舟」的駱駝，究竟是什麼時間進入中國北方的？仍然是一個議而未決的問題。

有人提到在內蒙古朱開溝遺址發現有屬於商周時期雙峰駝的上臼齒，但研究者認為它是先民狩獵的獵物。

翻閱先秦文獻，《戰國策》記載在戰國時期「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廄」，指中原以北燕趙曾有過駱駝，故有人推測其很有可能在距今3500年前進入中國境內。

但動物考古學家見到最早的完整駱駝骨骼是陝西平陵叢葬坑裡出土的33具遺骸，平陵還發現有雙峰駝木雕像，屬於西漢晚期。

實際上，漢代及其以前駱駝主要為草原遊牧民族所有，當時涉及到西域、中亞的商業活動規模有限，所以在中原表現駱駝題材的藝術品很少，不像隋唐那麼普及廣泛。

而從商周開始，馬的應用就非常廣泛，特別是以戰爭為主的各類題材，成為藝術表現的重點。

因而，馬與駱駝「混搭」成為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一 真實天馬

在古代，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農用畜力，戰馬更是軍隊的重要構成，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軍事作戰能力，因此歷代王朝都重視馬的繁殖和推廣，秦能統一天下滅掉六國，來自西戎的戰馬起了重大作用。

漢承秦制，從中央朝廷開始就非常重視養馬、用馬，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舊儀》等記載，「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騟、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

太僕所掌管的下屬不僅包括大廄、未央、家馬三令，還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

可見管理馬匹車輿的制度十分完善。

特別是《漢書·張騫傳》記載「初，天子發書《易》，雲『神馬當從西北來』。

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

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雲」。

漢武帝看見汗血寶馬後親自作《天馬之歌》頌之，因而傳遍全國。

天馬是烏孫（伊犁河流域）、大宛（烏茲別克費爾干納盆地）、康居（撒馬爾罕）等西域、中亞地區的特產，遊牧民的主要出口物是他們草原上的馬匹。

漢人對於他們難以飼養的馬有著非常迫切的需求，不僅是出於抵抗北方匈奴或其他遊牧民族的軍事目的，而且也是因為大量的皇室貴族和官僚豪族都需要馬匹。

漢人出口絲綢、粗紡織品、糧食和其他的奢侈品，都與進口馬匹緊密相關。

馬匹與絲綢的價格比，或者供需上的波動，都源於經濟變化和政治軍事環境的變化（圖二）。

〔圖二：1〕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木馬

〔圖二：2〕 甘肅武威漢墓出土木軺車

漢景帝時朝廷開始設苑養馬，可是主要在北地（今內蒙古河套地區），當時尚不包括河西走廊。

漢武帝時才在河西各地設立苑監牧養馬匹（圖三）。

每匹馬每天食粟一斗五升，這可是不小的糧食消耗。

公元前138年漢代張騫通西域後，引進的苜蓿就是用來餵養龐大的馬畜群體，《史記·大宛傳》記載「大宛國左右，馬嗜苜蓿。

漢使張騫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葡萄」。

為什麼重視苜蓿的引進栽培？就是為了飼養良馬。

「天馬銜來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的詩句也說明此前中原漢人並不知道用苜蓿餵養良馬。

〔圖三〕 西安漢墓出土陶馬

從敦煌懸泉漢簡記載來看，作為絲綢之路上一系列驛置（平望驛、甘井驛、臨泉驛、萬年驛、毋窮驛等）中的一個驛站，關於「置」的附屬機構「廄」成為必不可少的專門職守，特別是對「馬」的記載非常詳細，因為傳馬（驛馬）負擔著運輸大宗物資、傳遞信件、來往行旅、駕車護送外使等任務。

略舉幾例：

1.建始二年（前31）三月《傳馬名籍》：「傳馬一匹，駹，牡，左剽，決兩鼻兩耳數，齒十九歲，高五尺九寸……」「傳馬一匹，赤騮，牡，左剽，齒八歲，高五尺八寸，駕，名曰鐵柱。

」這份懸泉置傳馬名籍，原冊雖散失，但還存十一簡，記錄了馬的毛色、年齡、性別、性質、飼養人、主管人。

2.「建昭元年（前38）八月丙寅朔戊，懸泉廄佐欣敢言之：爰書：傳馬一匹駁，牡，左剽，齒九歲，高五尺九寸，名曰鴻。

病中肺，咳涕出睪，飲食不盡度。

即與嗇夫遂成、建雜診：馬病中肺，咳涕出睪，審證之，它如爰書。

敢言之」。

這份病馬死亡驗證的結果文書，內容包括傳馬的毛色、公母、馬印、年齒、身高、名字、病情、病狀等等，以及參加驗診者的職務、名字和結論。

3.「元平元年（前74）十一月己酉，□□詔使甘□□迎天馬敦煌郡。

為駕一乘傳，載御一人。

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

該則文獻記載了朝廷派遣奉詔使節甘延壽與御史大夫田廣明前來敦煌郡迎接「天馬」之事，自從漢朝遣使持金購買優良馬種被殺後，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朝廷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征伐大宛，獲取汗血馬後，西域震懼，各國畏服，大宛國不僅派遣質子入漢，而且每年「歲獻天馬二匹。

及至東漢，大宛仍貢馬不絕」。

通過窺察上面的出土文書，我們深深感到漢朝對馬的愛好與追求，不管是記錄馬匹狀態、為馬治病，還是派出官員迎接天馬，都非常細緻到位。

對馬的日常使用、常態護理、查驗取證、管理責任都條條清楚，絕不含糊。

第一手史料帶給人們的認識是馬的飼養難度大而且飼養成本很高，加之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變化，大宛天馬從牧場來到河西走廊或長安皇家苑監是非常不容易的。

按照懸泉置出土的詔書、律令和司法文書，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一個「界中」，不可分開，雖然武威沒有發現大批像懸泉置這樣內容的簡牘文獻，但是武威與敦煌懸泉置屬於同類運作系統。

據漢簡里程文書換算，懸泉置距武威約700公里左右。

明白懸泉置文書對馬的記載，就可理解武威同樣對馬的重視。

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的銅奔馬被稱為「天馬」（圖四），不管是後人將馬蹄下的飛鳥視為飛燕、雲雀或是鷹隼原型，都表明對馬的謳歌讚美，反映了人們對天馬的嚮往。

據考古簡報，雷台將軍墓出土的99件文物中，包括馬匹39、俑人45、車輛14、牛1，結合廄廡、食廩、場院營造的環境，可知這是武威當地達官貴人生前所追求生活的反映（圖五）。

在39匹駿馬良驥組成的車騎隊伍中，主人為首的坐騎馬身裝飾華貴，鞍韉彩繪馬行雲馳圖案，寓意這是西域天馬一類的良馬。

尤其是獨立銅奔馬那器宇不凡的昂首跑步狀，足踩羽翼伸展的鷂鷹，引來眾多猜測，其藝術造型也博得中外盛譽。

筆者認為，這匹銅奔馬應該是現實之物，但不應局限在墓主人出行儀仗的場面中，而應既注重工匠凝鑄鷂鷹穿掠馬蹄一瞬間的草原元素，又注重漢代上至天子下至民間野遊獵騎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正是張騫通西域後追求天馬的風氣大盛，絲綢之路開啟了漢人認識外來世界的眼光，才塑造出這種踏雲入霄、飛奔仙境的「天馬」（圖六）。

〔圖四〕 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銅奔馬

〔圖五：1〕 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銅質汗血寶馬

〔圖五：2〕 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儀仗馬隊

〔圖五：3〕 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銅質騎馬武士俑

〔圖五：4〕 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騎馬銅俑

〔圖六〕 大雲山漢墓出土天馬

〔圖七〕 甘肅武威出土魏晉灰陶奔馬

〔圖八〕 甘肅武威出土魏晉灰陶馬踏鷹鷂

2010年武威市考古所又在武威市職業學院院內西南角發掘出土了魏晉時代的灰陶奔馬，長59厘米，高46厘米，馬踩鷹隼長24厘米。

寬20.5厘米。

這件「馬踏鷹隼」造型與雷台所出銅奔馬所謂「馬踏飛燕」基本相同（圖七、圖八），儘管是鷹隼還是燕雀尚有待推敲，但是天馬身上有馬鞍，這個變化說明當時人們追求天馬的心態已經由神話幻想進入真實狀態，所以，天馬不僅是現代中國旅遊業的一個符號，更應是漢代絲綢之路上的歷史標誌。

二 印象駱駝

公元前6至5世紀古代伊朗的宮殿建筑波斯波利斯巨大台階上的浮雕，就雕刻有脖子帶鈴鐺的雙峰駝，據說這是來自巴克特里亞的駱駝，當時中亞人向波斯國王進貢時就使用雙峰駝進行運輸。

駱駝在中亞粟特人眼中一直是神祇式的動物，甚至被崇奉為軍神，俄羅斯埃米塔什博物館藏公元7世紀粟特鎏金銀胡瓶，上面就有一尊粟特軍神——帶翼駱駝神像。

《魏書·西域傳》記載粟特附近城市「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

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峰黑橐駝」。

迷密城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干市南噴赤干遺址。

黑駱駝當時屬於珍貴動物，所以才成為貢品。

魏晉隋唐時期中原王朝與中亞關係史的治史者對這條史料很重視，其實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簡更是記載了西域、中亞貢奉駱駝的珍貴。

從懸泉漢簡來看，對駱駝的記載非常簡略，遠遠比不上對馬的詳細記錄。

但亦記載了疏勒、鄯善、莎車、烏孫、康居、大宛諸國貢獻駱駝的過程：

最著名的《康居王使者冊》（圖九），近300字敘述了康居王使者楊伯刀等和蘇薤王使者姑墨等五人從敦煌入關後貢獻駱駝之事，評估奉獻的駱駝時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齒、價值等，但在酒泉評估駱駝時發生糾紛。

「今楊伯刀等復為王奉獻橐入關，行道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獨與小吏直畜，楊伯刀等不得見所獻橐佗。

姑墨為王獻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為黃。

及楊伯刀等獻橐佗皆肥，以為瘦，不如實，冤」。

康居使者貢獻的駱駝不僅膘肥體壯，而且是珍貴的白駱駝，評估卻被定為黃瘦，因而上告朝廷。

此案最後審理結果不得而知，但是可知駱駝來自今天中亞的烏茲別克澤拉夫河流域（圖十）。

〔圖九〕 甘肅文物考古所藏敦煌懸泉置出土西漢《 康居王使者冊》 木簡

〔圖十〕 1987年寧夏彭陽縣出土春秋戰國人駝紋銅飾牌

2.「大宛貴人烏莫塞獻橐他一匹，黃，乘，須兩耳，絜一丈，死縣（懸）泉置……」

3.「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獻橐佗六匹，陽賜記□ (A)」。

4.「□守府卒人，安遠侯遣比胥健……者六十四人，獻馬二匹，橐他十匹，私馬。

□名藉（籍）畜財財物（A）」。

類似的記錄還有若干條，既有康居國王、疏勒王子等派遣的使者，也有來自目前尚不清楚的「比胥健」國的使者以及其他不知名的貴人，既有一二匹過境的少量記錄，也有一次就帶來25匹駱駝進入玉門關的簡冊。

一般來說，貢物種類、品質和數量都要記錄在案，現在遺存下來的諸條簡文絕大多數都是有特殊情況而進行記敘的，如疏勒王子入貢，所攜三匹駱駝卻在半途疲勞累死；大宛國貴人所獻駱駝意外死在懸泉置；烏孫、莎車使節入貢的六匹駱駝一直未到。

這些簡牘內容雖然沒有馬匹管理那麼詳細，但其真實性使人們了解到西域國家入貢活動中，運送駱駝也非常不易。

西域、中亞這麼多使節往來均帶有駱駝，這些駱駝不可能都貢獻到長安或京師地區去，很有可能就地飼養。

懸泉漢簡有一簡記載：「所遣驪軒苑監侍郎古成昌，以詔書送驢、橐他。

」這件文書是朝廷所派擔任「苑監侍郎」的古成昌向指定地點驪軒（今永昌縣）輸送驢和駱駝的記錄。

「苑監侍郎」是朝廷派遣到邊地牧苑任職的官吏，可見牧苑飼養的不僅有馬，還有驢、駱駝。

按照漢代馬匹飼養的嚴格規定，不能草料過飽、乘騎過急、谷料過多等，如果死亡要追究責任，這對飼養駱駝不熟悉的苑監也是考驗。

漢武帝《輪台詔》回溯漢伐大宛國時說：「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

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

」可知遠征大宛的漢軍在軍糧不足情況下，曾屠宰包括軍中駱駝在內的畜產食之，漢朝迎接凱旋而歸的軍隊亦用驢和駱駝作為「負食」的後勤供應。

漢代絲綢之路開通後，因為適合長距離運輸並能擔負起大規模貿易的重任，駱駝才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

如果說阿拉伯地區最早使用耐渴、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 11世紀便用於商旅運輸，那麼雙峰駱駝也在中亞遊牧民族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儘管現在對雙峰駱駝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的最早時間還有分歧。

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於中亞各國而言駱駝能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和食物，有利於商隊負重貿易或軍隊後勤補給，可以在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進行長期、持久而路途遙遠的運輸。

駱駝的使用與環境適應，反映了遊牧民族和定居者的不同需要，河西走廊至長安段的中原漢人不急需駱駝，漢代絲綢之路很長時間還不是長距離的直接貿易交換，可能更多地是轉運貿易，所以河西走廊並不急需耐力長久的駱駝。

因此，中原內地人對駱駝的認知，是從西漢張騫通西域時開始的，儘管駱駝還不是絲綢之路上運輸的主角，可是一波接一波的外來「進奉」駱駝，使人們對其有了初步的印象。

三 文物標識

現代人們浪漫的想像：西漢時與西域各國的經濟交流，主要依靠駱駝商隊。

往來西域的商人，成群結隊騎著駱駝，根據沿路駱駝遺糞認識路線，越過四面茫茫的流沙。

當時人們主要牽著大夏雙峰駝，在發達暢通的絲綢之路上，進行著商品貿易的交流，這恐怕是一種豐富的幻想和沒有證據的演繹。

令人疑惑的是，史書記載漢代人追尋西域「天馬」（汗血寶馬），但從未追尋所謂的「沙漠之舟」駱駝。

陸賈《新語·道基》里提到：「夫驢、騾、駱駞、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

」把駱駝列入各種外來的物品之中，證明當時人還是把駱駝作為傳入中國的外來動物。

桓寬《鹽鐵論·崇禮》云：「騾驢馲駝，北狄之常畜也。

中國所鮮，外國賤之。

」更清楚地說明漢代中國人對駱駝所見還很少亦很新鮮。

我們觀察了很久漢代考古出土的馬匹造型陶俑、石刻及其他文物種類，收集了很多的馬匹文物圖片，發現在畫像石或畫像磚中，有大量的駿馬造型，但是只有零星的駱駝出現，而且駱駝造型的藝術品很少。

這當然不能說漢人只喜愛奔跑快捷的良馬，不喜歡穩步慢悠的駱駝，而是證明漢代人對駱駝的生疏和不了解，間接也映射出漢代人對天馬良驥的追求，實際與「人地關係」緊密相連。

人地關係是人類通過自然地理、萬物土生認識世界的重大命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風物也依賴一方水土。

正是西域中亞的獨特地理環境產生了獨一無二的天馬，也產生了有別於兩河流域單峰駝的中亞雙峰駝，高山牧地與遼闊草場使得他們飼養牲畜得天獨厚，《漢書·烏孫傳》稱「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貴人富者有馬「至四五千匹」。

只是張騫通西域後帶來了引進優良品種的高潮，從而在史書記載與出土文獻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隨著漢代中西交通的開拓，輸入河西地區的駱駝也越來越多，但內地還比較少見，故《史記·匈奴列傳》稱其為「奇畜」，駱駝異於中原牲畜的形象和在荒漠馱運優勢以及遊牧經濟生活作用，使其受到漢地人們的重視，以駱駝為題材的造型藝術也開始慢慢出現。

首先，在漢代雕塑方面，駱駝造型陶俑鳳毛麟角，說明墓葬陪葬品還沒有將駱駝列入必備名單中。

但是西安沙坡村出土的一對西漢晚期彩繪陶駱駝像，整體造型十分高大，高74厘米，長93厘米，而且寫實逼真，神情怡然，十分罕見（圖十一：1、2）。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鈕鐘上鎏金駱駝掛鈎（圖十一：3），是西漢晚期駱駝進入中原後的反映，是當時王公貴族喜好稀見駱駝的藝術見證。

〔圖十一：1〕 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漢灰陶立駝

〔圖十一：2〕 1982年西安南郊沙坡出土西漢灰陶大駱駝 （同墓另一個）

〔圖十一：3〕 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鈕鍾鎏金駱駝掛鈎

〔圖十二〕 山東濟南長清縣孝堂山石祠漢代畫像拓本

其次，在漢代畫像石創作中，河南南陽，山東長清、沂南，江蘇徐州、洪泗，四川新都，陝北等地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上，都發現有駱駝形象，刻畫比較稚拙，有的駱駝四肢纖細，如馬狂奔；有的鬃毛四散，俯首低看。

駱駝往往都是單個孤零零出現，或混同在其他動物之中，沒有數量上成群結隊的優勢，並經常與大象、胡人一起伴生出行（圖十二、圖十三）。

有人認為駱駝作為西域之獸和西域神獸的大象共同出行，反映了去往西方崑崙王母之地的導引場景，屬於西方升仙信仰。

也有人認為這些藝術形象反映了胡漢戰爭、西域開闢、佛教傳入、浸染胡風等所帶來的異域文化。

〔圖十三〕 山東石刻藝術博物館漢畫像石拓片

〔圖十四〕 陝北神木大保當漢墓畫像石門欄

〔圖十五：1〕 陝北綏德東漢墓墓門

〔圖十五：2〕 陝北綏德東漢畫像石

〔圖十六〕 成都新都區馬家鎮出土東漢晚期駱駝鞍韉擊鼓畫像磚

陝北靠近內蒙大漠，神木大保當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中有「駱駝圖」（圖十四），綏德延家岔出土畫像石中還繪有被圍獵的野駱駝（圖十五），讓人想起了《居延漢簡》中驛置吏員張宗出塞時捕獲野駱駝的記載。

四川成都新都區東漢墓出土「駱駝載樂」畫像磚上一頭雙峰駱駝（圖十六），背負裝飾有羽葆的建鼓，前峰跪坐一人，拽長袖擊鼓演樂。

成都平原出現的駱駝，疑為飄移各地的雜耍藝人所擁有，以吸引觀眾。

與漢代同時期陶塑、畫像上的成群駿馬相比，漢代駱駝形象不僅比例偏低，而且顯得非常稚拙或粗糙，蹄趾、尾巴等細節塑造較差，這表明創作工匠對駱駝觀察似乎並不深入，或許根本沒有見過。

唐代駱駝兩側掛有袋囊、絲束、長頸瓶、胡瓶、扁盤、織物、氈毯等，有的還掛有沿路獵取的野雞、野兔，反映了商旅駝隊路上放入生活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西安龍首原西漢墓與咸陽東漢墓都出土過駝型翼獸，臥狀駱駝背生雙翼，嘴部前突巨大，應是外來有翼神獸的藝術表現。

雖然駱駝被稱為「絲綢之路的形象大使」，曾在歐亞大陸溝通與交往方面發揮過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歷史事實是漢代駱駝才傳入中國不久，作為藝術表現中的新對象、新題材，當時還處於剛剛入門水平，筆者同意有學者認為其屬於「初級階段」的說法。

漢代陵園前雕刻石獸中漢代駱駝幾乎未見，漢武帝茂陵陽信家出土鎏金銅馬（圖十七），比例勻稱，造型穩重，被公認為西域汗血寶馬的造型，相反在漢景帝陽陵出土的大量動物陶俑中竟無一匹駱駝。

〔圖十七〕 漢茂陵陽信家出土鎏金銅馬

按照時間為序觀察中國駱駝形象的變化，我們發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駱駝造型頻頻出現，到唐代達到造型藝術的頂峰，胡人牽駝、胡人牽馬共同組成藝術構圖，其圖像也成為「絲綢之路」的象徵符號。

現代藝術家喜愛用一隊駱駝行走在夕照下的戈壁大漠，來表現對古代絲綢之路的無限遐想（圖十八），掩蓋或遮蔽了馬、驢、騾、牛綜合立體的作用，殊不知這在古代商道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圖十八〕 甘肅武威雷台漢墓前現代絲綢之路駱駝浮雕

絲綢之路的標識符號應是漢代天馬與唐代駱駝的「混搭」互補形象，而不僅僅是駱駝一個孤立的形象。

懸泉出土簡牘從文獻上印證了駱駝的傳入，但更多地是印證了駿馬良驥在漢代引進的史實，漢代人們夢幻的天馬成為真實的外來引進物種，而真實的駱駝由於模糊印象卻成了充滿想像的藝術奇獸。

漢代「胡人與駱駝」的配套與唐代「胡人牽駝」組合併不相同，反映出兩個朝代五六百年間不同文明的發展演變，「漢韻胡風」只有經過碰撞後才能相融合，蘊育出以絲綢之路為特色的漢唐文化。

還原漢代當時真實的環境，不能用隋唐藝術創造代替漢代歷史原貌，或是直觀穿越以現代「幻境」代替「原境」，這是我們新的考釋。

（本文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