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然 割捨不下的古籍情結

金燦然，國務院第一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1958年開始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他和齊燕銘等前輩一起，對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燦然書屋。

開創先河

新中國成立後，國內的古籍出版社寥寥無幾，其中，除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老字號」外，繼之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科學出版社、文學古籍刊行社、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學出版社等。

這些出版社的古籍編輯人員較少，專業水平不高，古籍人才存在較大缺口。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58年，國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齊燕銘任組長，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的金燦然任規劃小組辦公室主任。

1959年3月，古籍小組召開第二次工作會議，在齊燕銘、金燦然的積極倡導下，會議提出了培養古籍整理出版後備人才的方案，其中重要一條就是通過高教部委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古典文獻專業，定向培養學生，畢業後輸送到中華書局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在高等院校開設古典文獻專業，史無前例。

負責具體落實的金燦然迎難而上，積極主動開展工作。

他多次與主管部門和北京大學的相關人員溝通，商談具體事宜。

蒼天不負有心人。

終於，1959年9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開始招生。

這個專業學制五年，在必修課基礎上，還有針對性地設置了古籍校勘、版本目錄等課程。

這是新中國系統培養古籍整理出版專門人才的開端。

古典文獻專業第一任教研室主任由魏建功先生擔任，此後周祖謨、陰法魯等先生先後繼任。

古典文獻專業成立伊始，金燦然專門給首屆學生作了一次關於古籍整理出版的學術報告，魏建功向學生介紹金燦然時說：「在古籍整理出版戰線上，燦然同志是總司令，我們古典文獻專業師生都是總司令領導下的小兵。

」

此外，古籍規劃小組組長齊燕銘、小組成員吳晗等也親自到北京大學為該專業的學生授課。

為了提高在職編輯的專業水平，金燦然為中華書局制定製度，青年編輯可以通過考試擇優到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深造；古典文獻專業為學生開設「中國文化史專題講座」時，金燦然也專門安排中華書局的編輯們前去旁聽。

1964年，古典文獻專業首屆學員完成學業，其中有11人分配至中華書局：馮惠民、馬蓉、梁運華、劉尚榮、包遵信、魏連科、張忱石、沈錫麟、樓志偉、黃葵、孟慶錫等；1965年，第二屆畢業生於世明、楊輝君、吳樹平、羅毅、黃筠、楊錦海等11人分配至中華書局；1966年，第三屆畢業生王秀梅、許逸民、楊牧之、姚景安、崔文印、熊國禎等12人分配至中華書局。

至此，古典文獻專業共為中華書局輸送畢業生30餘人。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

繼北京大學之後，全國開設古典文獻專業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達六所，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培養了大批人才。

用人之道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用清代詩人龔自珍的這兩句詩來概括金燦然的用人之道，再恰當不過了。

金燦然有一句名言：「人棄我取，乘時進用。

」這句話的產生，是有鮮明的時代背景的。

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大約有55萬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其中許多是知識分子，一些有著深厚國學功底、熟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專家學者亦在其中。

金燦然則敏銳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成為「棄兒」的「右派分子」身上，打算網羅他們於麾下。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一舉措要冒很大風險。

而在當時一般人看來，誰也不敢與「右」字沾邊，躲之唯恐不及，哪還敢「進用」？

而金燦然卻全然不顧忌這些。

他認為，任用賢才是事業的需要，有這一條理由就夠了，其他的就沒必要多想。

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中華書局先後調進了幾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或被錯定為「內控對象」的專家學者。

此外，還聘用了一些失去公職的臨時工參加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這些人每位都才華橫溢——

宋雲彬，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8月調到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組。

在中華書局工作期間負責「二十四史」的整理、編輯工作。

先後承擔了《史記》的標點、編輯出版及歷次重印等全面加工工作，起草了《史記》的出版說明和點校說明；承擔了《後漢書》的點校工作，參與了《晉書》和齊梁陳三書的責編工作。

此外，還譯註了《項羽》《劉邦》等。

楊伯峻，1957年在北京大學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調入中華書局，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論語譯註》（中華書局，1958年）、《孟子譯註》（中華書局，1960年）、《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等。

其中《論語譯註》一書因譯文明白流暢，注釋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社會影響很大，曾被香港、台灣翻印，被日本的大學用做教材。

《論語譯註》由中華書局出版時，楊伯峻仍然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在《文革也沒割斷我與孔子、孟子的緣分》一文中提到此事時寫道：「中華書局接到我《論語譯註》清稿後，交童第德（中華書局編輯）審查並任責編。

當時，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膽！金燦然同志也因此受了批評。

」

傅璇琮，1955年畢業留北京大學任助教，在政治運動中遭受到錯誤批判，被調至中華書局接受改造，傅璇琮因此走上了古籍整理出版與學術研究並行的道路，1962年他撰著的《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在中華書局出版，同時他還策劃、組織了大量古籍整理專著的出版，後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是學者型編輯的典範。

褚斌傑，1954年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游國恩先生的助教，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調入中華書局，先後擔任哲學、文學編輯室編輯，編輯整理出版了多種古代哲學、文學著作。

1962年，褚斌傑撰著的《白居易》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

王仲聞，王國維次子，精熟唐宋文獻，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強制退職，1959年調入中華書局文學組擔任「臨時」編輯。

參與了《全唐詩》《全宋文》《元詩選》的編輯出版工作，校勘整理有《南唐二主詞校訂》（人民出版社，1957年）、《詩人玉屑》（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等，參與《全宋詞》的校訂工作，校注《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等。

僅編輯《全宋詞》一書，編校加工記錄就達上千條，近十萬字。

馬非百，1957年因言獲罪，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與傅振倫一起，從中國歷史博物館調到中華書局，在古代史組擔任編輯工作。

傅振倫，歷史學家、文物博物館學專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調到中華書局，在古代史組擔任編輯工作。

中華書局的職工在1957年那場聲勢浩大的「反右」政治運動中也沒能倖免，6月，盧文迪、章錫琛、陸高誼、丁曉先、方承謨、石礎、李勉、李鋆培、王文靖、王子卿、熊尤金、侯岱麟、房志迅、吳佩林、衛水山、黃仁清等16人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對這些「土生土長」的老「右」們，金燦然仍一如既往，一視同仁，照用不誤。

至此，金燦然擔任總經理期間，在中華書局任職的「右派分子」多達40餘人，有的人說這裡是「右派」的黑窩，金燦然對此議論充耳不聞，依然我行我素，因為他看重的是人才。

這些「右派分子」中，不乏版本目錄、古文字、古天文歷算等學科的專家學者，他們學養深厚、精心敬業，為古籍整理出版隊伍充添了豐厚的實力。

編輯叢書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擬編輯出版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並邀金燦然和李侃到其辦公室，一起商談具體相關事宜。

最後，確定由吳晗擔任主編，金燦然與尹達、白壽彝、任繼愈、何茲全、汪籛、周一良、邵循正、季鎮淮、侯仁之、翁獨健、戴逸等專家組成編委會，同時指定北京教師進修學院歷史教研室的同志擔任助編工作，印刷出版由中華書局承擔。

金燦然非常重視小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在中華書局專門成立了中國歷史叢書編輯室，他還專門與吳晗以及當時主管歷史叢書編輯室的副總編輯鞏紹英一起研究叢書的編寫計劃，將選題分成史前文化、歷史人物傳記、歷次農民起義、重大歷史事件、重要作家和作品等專題，把叢書規劃的選題擴大到三百種。

金燦然高度重視這套小叢書的書稿質量，把關極其嚴格。

他要求編輯人員務必做到一絲不苟、精益求精，避免失誤。

他要求編輯人員做到的自己首先帶頭做到，每部書稿他都認真仔細地審查把關。

1962年，其中一部歷史小叢書的書稿已完成編輯加工，準備簽字付印。

金燦然在三審時發現書稿中有幾處提到的同一地名地理概念不一致，他親自核對史書，指出書稿正文中的敘述和地圖畫法不相一致，要求責任編輯修改稿子，重畫地圖，並說：「不要因為是普及讀物就馬馬虎虎，要給青少年準確的歷史、地理知識；否則，如果不準確，會以訛傳訛，貽害讀者。

」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套「中國歷史小叢書」於1959年開始出版：《秦始皇》《曹操》《李冰和都江堰》《司馬遷》《康有為》《文天祥》《戚繼光》《洪秀全》《李自成》《于謙》《李時珍》《鄭成功》《林則徐》《史可法》《文成公主》《蘇武》《秋瑾》《韋拔群》《張煌言》《黃巢起義》《海瑞的故事》等相繼與讀者見面。

至1962年，「中國歷史小叢書」出版一百種，中華書局專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慶祝大會，葉聖陶、鄧拓、吳晗等參加了大會，並在會上講了話。

這套叢書是我國第一套大型普及性歷史知識讀物，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有著不可抹滅的歷史意義。

金燦然為這套叢書的編纂出版殫精竭慮，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貢獻，也將與小叢書的價值一起得到永存。

1963年，金燦然因工作過度勞累患上了腦軟化病做了手術。

他在身心俱痛的情況下，依然念念不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堅持上班。

1965年，他腦病復發。

1968年4月18日，之前的那些「是非」果然「惹火燒身」，「造反派」們抄了金燦然的家，並扣發工資，每月僅發生活費18元，直至他1972年病逝。

為紀念金燦然同志，中華書局的讀者服務部2004年更名為「燦然書屋」，四個大字由啟功先生題寫，該書屋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銷售中華書局的全品種圖書以及全國22家古籍出版社的七八千個品種的圖書。

（作者：齊浣心）

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