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利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擺在面前的候選名單，近百種古籍整理著作、40餘位古籍編輯，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清華大學教授劉石、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等16位評委，心中早有判斷。

幾輪投票，沒有太多爭論，意見高度集中：點校本《史記》修訂本、《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杜甫全集校注》獲圖書獎，《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獲青年圖書獎，中華書局俞國林獲編輯獎，鳳凰出版社林日波獲青年編輯獎。

在頒獎典禮上，獲獎者分享的，不僅是感激和喜悅，更有他們對傳承文化、引領學術的使命擔當；學界前輩闡發的，不僅是褒揚和鼓勵，更有對古籍整理未來的期許。

在他們看來，由文史學家、編輯家宋雲彬的後人出資設立，學界推薦、評選的宋雲彬古籍整理獎，在獎掖優秀學者、編輯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標杆，它向人們昭示：面對流傳了千百年的古代文獻，學者何為、編輯何為；面對綿延數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應該如何去呵護和弘揚。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學問

「當下，社會上對於古籍整理工作還存在諸多誤解，認為古籍整理工作不過是校對文字，標點、註解、翻譯，粗通古文就能從事。

許多學校和科研機構將古籍整理成果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評獎、申報項目等都用不上。

」點校本《史記》修訂本主持人、南京師範大學教授趙生群說，古籍整理有深淺之分，深層次的、原創性的古籍整理是難度極大、含金量極高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們津津樂道於『乾嘉學派』，而乾嘉先賢們所從事的，不正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嗎？誰能否認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的《讀書雜誌》是卓越的學術著作？」

古籍整理工作要贏得尊重，離不開優秀古籍整理著作的支撐。

當下是否有被學界廣泛認可的優秀古籍整理著作？宋雲彬古籍整理獎給出了答案。

「點校本《史記》修訂工作歷時8年，不僅通校、參校10種宋元善本，而且搜集校勘了六朝抄本、唐抄本等10個古本殘卷，還廣泛採用了本校法、他校法，吸收了學術界新成果，增加校勘記3400餘條，對原點校本的文字和標點都作了精細的、數量可觀的改訂，使這個版本的《史記》成為校勘、標點更加精確，體例更加統一完善的權威通行本。

」這是山東大學教授杜澤遜對點校本《史記》修訂本的評價。

「年逾80的裘錫圭先生，帶領十幾位中青年學者，用了整整6年時間，重新整理40多年前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數百支竹簡木牘、50多種帛書帛畫，對這些幾乎湮沒了兩千年，涉及思想文化、數術方技、天文地理的早期文獻，從重新拼綴開始，釋讀文字、改訂訛誤、解釋大意。

使得這一被喻為西漢初期『微型圖書館』的珍貴文獻，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是葛兆光對《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的敬意。

「這部書首次對詩聖杜甫的作品進行全面搜羅、嚴謹比勘、精細注釋和集評，是對杜甫這位集大成式詩人作品進行集大成式的整理。

這是200年來杜甫全集及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整理和總結。

該書的完成，標誌著杜甫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這是南京大學教授程章燦對《杜甫全集校注》的定位。

還有人發出這樣的疑問：重要的典籍前人大多已經整理過了，今後的古籍整理還能做些什麼？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認為，宋雲彬古籍整理獎同樣給出了答案：隨著學術的發展，那些曾經整理過的重要典籍需要有點校本《史記》修訂本、《杜甫全集校注》這樣後出轉精的新本，而出土文獻、檔案文書、域外文獻的不斷湧現，則需要有《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這樣的深入整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機遇，一代人做一代人的學問。

當代的古籍整理學者，對典籍的熟悉程度未必趕得上老一輩學者，但由於電子文獻的出現和出土文獻等新文獻的大量面世，使這一代從事古籍整理的學人具備了空前優越的條件。

」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認為，當代一些古籍整理的新成果已經超過了前人，「點校本《史記》修訂本、《杜甫全集校注》等古籍整理作品，既接續了老一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同時又充分利用新的文獻條件，代表了這一輩學者的最好水平。

」

越來越多的學者介入古籍整理

儘管大眾對古籍整理的認知有待普及，從事古籍整理也難以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但徐俊發現，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介入古籍整理。

北京大學教授羅新是知名的歷史學者。

近些年，在撰寫論文、專著的同時，他也負責著點校本《晉書》的修訂任務，而且還主動進行北朝墓誌、《十六國春秋》等基礎典籍的整理工作。

同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李新峰，剛剛完成明代史料《紀事錄》的箋證，就著手整理明代筆記《萬曆野獲編》。

「文史研究到了一定深度，就會發現很多基本典籍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或者根本沒有整理過。

在這樣的情況下，羅新、李新峰等學者從各自的領域開始了古籍整理工作。

」徐俊說，這些學者從事古籍整理，往往不滿足於一般的標點、校勘，而是要做深度的整理，「《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可以視為一個典型。

這部書對馬王堆漢墓簡帛的綴合、注釋，具有極高的學術含量。

」

學者為了學術而進入古籍整理領域，而出版社也希望通過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引領學術的發展。

「古籍整理出版，不僅是出版那些沒有整理過的古籍，也不僅是簡單地跟著學術熱點轉。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領學術的作用。

就像《甲骨文合集》推動甲骨文研究發展一樣，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會讓很多學者進入這個學術領域。

」徐俊認為，應該通過學界與出版界的良性互動，讓傳統文化研究變得更為豐富和深入。

懷揣「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感

古籍出版引領學術的責任，無疑落在了古籍編輯的肩上。

宋雲彬古籍整理獎對古籍編輯的獎掖，頗具深意。

雖然只與林日波見過一次面，但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審金良年對這位青年編輯印象深刻。

「我寫過一本古籍譯註類的普及讀物，此前已在某著名出版社出版並多次重印。

鳳凰出版社通過協商獲得其主要部分的再版權，擔任責編的就是當時入行未久的林日波。

不久，他給我寫信提出審讀中發現的幾個引用資料訛誤。

」根據林日波的來信，金良年重新核對了資料，找到了自己的問題所在，「雖然問題不多，但假如不是一一核對資料，是斷然不能發現這些問題的。

責編一本著名出版社已經加工過的重版書，還能一絲不苟地再度編輯加工，這使我對這位還未曾謀面的『小編』刮目相看。

」

對於同事俞國林，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有著更為近距離的觀察：在承擔《顧頡剛全集》《全元詩》等重點或繁難項目之外，俞國林還親自策劃「近現代學人年譜長編」「近現代人物日記」等叢書，引起學界的重視，而其所編輯的《孟森著作集》《朱希祖文集》《容庚學術著作全集》《陳夢家著作集》，提出了近現代著名學者「著作集」的概念，廣受認可。

「一個古籍編輯，如果自己沒做過古籍整理，就沒有體察，不知深淺，拿捏不好分寸。

俞國林利用業餘時間，整理出版了《呂留良全集》《呂留良詩箋釋》等著作，並且參與制定『古籍整理規範』的行業標準。

」顧青說，俞國林在編輯、策劃、整理、制定規範等各個方面都卓有成績，稱得上一位稱職的古籍編輯。

保持著對古籍整理出版的敬畏，懷揣著「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感，林日波繼續享受著與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點滴快樂；俞國林常想起多年前一位長者送給他的那副對聯「弘揚古學非難事，重振中華賴後生」，籌劃著一個2000萬字的古籍整理項目。

俞國林在頒獎典禮上宣布：為表達對宋雲彬先生之敬重與對宋家人之敬佩，以個人名義向宋雲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捐贈十萬元。

這是他此次獲獎的全部獎金。

（記者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