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學習國學必備利器

李學勤

一、關於國學

1、關於「國學熱」

最近大家都在談國學，這已經成了一種趨勢。

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率先成立了國學院，很多高校也成立了國學研究機構，或教學組織，廈門大學則於2006年恢復了創建於1926年的國學院，《光明日報》也開設了《國學》專版……我們稱之為「國學熱」。

最近這些年，我接受了教育部的一項任務，參加編寫「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其中，中國歷史部分的材料由我負責，每一年的報告中都會提到「國學」一詞，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在煙臺大學的老師同學也一定能感受到，那就是今天的國學真的很「熱」了。

我們煙臺大學江林昌副校長領導的中國學術研究所是1998年成立的。

當時的省、市領導都來參加了研究所的揭牌儀式。

當初，曾想把研究所的名稱定為「國學研究所」，但我不太同意，最後商議的結果是將其定名為現在的「中國學術研究所」。

「中國」也可說就是我們的「國」，「學術」就是「學」，所以「中國學術研究所」也可說就是「國學研究所」。

這樣說來，我們煙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機構實際是相當早的。

今天，在這裡與大家討論「國學熱」的問題，是因為自己有些感受。

我經常碰到一些朋友談起他們對當前「國學熱」的一些疑問。

比如，當前的國學真的熱嗎？當前的國學研究究竟發展到怎樣的程度？當前「國學熱」的實質是什麼？將來的發展趨勢又是如何？等等。

關於這些問題，我於2006年12月在《中國文化》上發表了一段很短的話：「國學熱」一詞已經風行了不少時間，現在有些網站不再說「國學熱」，而是稱「國學火熱」。

國學本應是我們這些從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人關注的，不過我不得不說，目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闡述，就其深度和高度來講，恐怕還不能用「熱」來形容；相反，我擔心這種「熱」難以持久，甚至有可能轉化為一種國學危機。

目前某些現象的確使我有這樣的憂慮。

對傳統學術文化的重視和強調，是伴隨著我們國家和民族走向崛起而來的，是一件千載難逢的好事。

可是中國的學術文化實在是博大精深，我時常想，為什麼世界上只有中國的歷史文化如此流傳久遠？這恐怕是比「李約瑟難題」更難以回答的問題，而中國如此久遠的傳統學術文化是斷斷不能用當前這種浮躁的學風去研究的。

浮躁學風的根本在於功利化，正好與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精粹相對立。

按照這種浮躁的學風去研究國學，恐怕會迷失學術的正路，從而使國學不再有真正振興之日。

現在出現的「國學熱」當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重視。

但我要強調的是，國學的研究和發展不應當是一種臨時的、短期的現象，而應該是長期持久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撥亂反正，糾正「文革」期間的一些偏向，出現了所謂「文化熱」。

當時的學者們非常熱衷於討論文化史，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紀80年代由蕭克同志主編的101卷《中國文化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它代表了那一時期的「文化熱」。

到了20世紀90年代，「文化熱」轉向了深入發展的階段，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普遍重視，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國學熱」不會是一種短期的現象，而應該是一種長期發展的、一種重要的學術趨勢。

2、國學的產生與存立

「國學」並不是一個很古老的詞。

中國古代有「國學」，但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意思。

古代的「國學」就是「太學」，相當於現代的國立高等學校。

現在講的「國學」一詞，是相對於非國學即「西學」而言的。

特別是晚清時期，由於「西學」的大量傳入，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優劣短長得到大家的討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才提出了所謂國學。

因此，今天說的「國學」也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現在追溯早期研究國學的章太炎、劉師培等，也都是清末學者。

國學問題特別被關注的時候，每每就是「中學」、「西學」碰撞最激烈的時候，也是國家命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關鍵時刻。

關於國學最早的討論始於晚清至民國初年。

這期間清王朝被推翻，新的國家政權建立，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轉折時期，出現了關於國學的熱烈討論。

國學研究的第二個高潮是「五四」運動時期，隨後北大出版了《國學季刊》，清華成立了國學研究院。

到今天，我們國家的發展又到了重要的時期，又出現了「國學熱」。

由此可知，國學的發展是與國家的發展命運密切相關的。

今天我們說的「國學熱」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運動後的「國學熱」之後，有些學者認為「國學」這個詞不可能長期存在，今天我們正好可以對此進行討論。

那一時期流傳下來的許多國學典籍是現在的學者們還經常引用且非常重要的，其中有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

最近在清華舉辦國學研討班時，一些聽課的企業家請我提供兩本有關國學基本概況的書籍，我提出的就是章太炎的《國學講演錄》和錢穆的《國學概論》，這兩本書是上世紀最重要的關於國學概況的專著。

錢穆在《國學概論》一書的「弁言」第一句話就說：「學術本無國界。

『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

特為一時代的名詞。

」他說學術本來是沒有國界的，現在講的「國學」以前沒有傳統，將來恐怕也不存在，只能是短時期內存在的一個名詞。

這一問題是很值得現在的學者來思考的。

「學術本無國界」這一說法並非從錢穆開始。

1911年，羅振玉主編《國學叢刊》，王國維在序中提出：「吾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

……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

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

」這可以說和錢穆「學術無國界」的觀點是一致的。

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國學呢？如果我們仔細體會王國維的《國學叢刊·序》，意思還是很清楚的。

從具體的知識來看，中西都是科學、史學、文學，可是這並不表明中國和西方的所有學術都是一樣的，至少史學、文學是有明顯差別的，這就是文化傳統的不同。

實際上，錢穆本人後來出版的大多數學術專著都是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並不是「學無中西」。

例如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國史大綱》「引論」中便講：「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

因此，國學到現在還是存在的。

「國學」一詞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學術研究所」的「中國學術」，「中國學術」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個性與世界上其他國家與民族的文化是不一樣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不能說學術沒有國界，而是有國界的，正因為這樣，我們稱之為「國學」。

3、「國學」的特點

學者們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國學有什麼特點？有學者提出，國學的分類與我們現在經常使用的學科分類有所不同。

例如，當前對學科主要的分類有文科的文、史、哲，理科的數、理、化，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分類就不能如此。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先生曾對此提出過看法，他認為「我們完全無法用現在文史哲的學科去涵蓋」中國傳統文化。

從學術史來看，國外學者已經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多年的討論。

例如，西方學者曾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因此反對在高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

這是不是外國人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污衊呢？其實不是，因為西方的「哲學」——philosophy一詞是從古希臘語來的，「哲學」是以希臘為起源，以歐洲為中心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的哲學與此相比則完全不同。

因此，不同的傳統文化始終並存，把中國的「學」用西方的文、史、哲來分類，是不盡恰當的。

中國傳統學術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也就不能完全按照當今以西方為主的學科分類方法為準。

有學者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應當按「經、史、子、集」來分類，這也有問題，因為「經、史、子、集」只是一個圖書目錄的分類方法，而不是對學問的分類。

因此，有關國學的發展脈絡、範疇及分類等問題還需要特別討論。

4、國學的內容

最近關於國學的討論中，有學者提出，國學的內容應該放在中國整個傳統學術文化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我非常贊成這樣的意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區的國家，其文化傳統是長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區，包括境外的各種文化綜合而形成，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我們講國學，不能排斥各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各個地區的文化特點，所謂「三教九流」都應該包括在內。

國學所包含的內容應該是非常廣博的，比章太炎、錢穆所論述的國學內容還要廣泛。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點」。

比如，所謂「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佛、道，這三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其中「儒」是起主導作用的。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章太炎、錢穆所講的國學史基本上就是儒學的發展史，對佛、道所述甚少。

儒學中最核心的部分則是經學。

儘管有人認為經學不切實際，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和整個儒學中的核心地位，這也是國學研究最中心、最關鍵的所在。

如果不對經學做深入研究，就無從把握中國整個傳統文化的特點。

從學術史角度來看，歷史上各個時期的著名學者雖然主張不同，但都要通過經學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因此，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不能離開經學的研究，但對經學的研究正是今天國學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

當前所謂的「國學熱」雖然形式繁多，但對其核心內容——經學幾乎沒有多少研究，這種情形必須引起重視。

否則，我們對國學、對傳統文化的認識終究是不夠的。

二、如何研究國學

1、擺脫清代學術的門戶之見

研究國學必須擺脫從清代以來的學術影響。

清代學者對於整個學術史發展的看法有門戶之見，分門分派。

清代學術與宋明不同，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以下的學者，有意對宋明理學徹底否定，提出所謂「宋學」與「漢學」的區別，其代表作就是江藩的《漢學師承記》。

他將漢、宋經學分開，也就將清學與宋明以來的學術對立起來。

此後，一批學者又將漢學分為東漢與西漢，所謂西漢的「今文經學」和東漢的「古文經學」。

所以，雖然清代學術非常博大，成就也非常突出，但其學風始終體現出門戶之見，且越分越細，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此有專門論述。

清代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對後代學術思想的影響甚深。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其門戶之見確實有一定的狹隘性，他們所舉的許多事例，今天看來都不是很公允的。

當今如果要繼承和發展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就必須排除這種門戶之見。

2、國學研究的新途徑

下面我們通過一些最新的發現，談一下究竟如何排除門戶之見，研究和發展國學。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界有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考古發現，可稱得上是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從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期的簡牘帛書，對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影響非常深遠。

我們現在看到的傳世典籍，都是秦始皇焚書之後，經過漢代學者整理，以及二千多年間多次傳抄、刪改之後流傳下來的。

還有更多的古書佚籍沒有流傳下來。

通過考古發現，我們看到了當時的書籍，尤其是新近出土的戰國簡帛，是漢代學者都不曾見到的。

我們可以藉此看一下前代學者的有關論證是否準確，這就涉及到一系列學術問題的討論。

在新近發現的一系列簡帛書籍中，有兩批是最重要的——郭店楚簡與上博楚簡。

第一批是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出土的。

出土地點是楚國郢都外的墓地，屬於戰國中期後段，不晚於公元前300年。

郭店1號墓並不大，從墓中所出刻有「東宮之師」的漆耳杯和兩根鳩杖可知，墓主應當是當時楚懷王太子橫即後來的頃襄王的老師。

郭店1號墓出土了大量珍貴的典籍，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

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公元前300年是孟子的晚年，他不得志，便與公孫丑等弟子共同著書，《孟子》七篇的成書當在公元前290年左右。

因此，郭店楚墓出土的儒家書籍應當就是孟子當時可見之書。

莊子的生年比孟子要晚些，郭店楚墓出土的道家書籍也是當時莊子可見之書。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重大發現研究孔孟之間以及老莊之間的學術承傳關係。

由此足見郭店簡在中國學術史研究中具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另一批是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被盜掘流失的楚簡，這批竹簡可能也出於郢都一帶，正在陸續整理出版之中。

從目前研究來看，上博簡的年代或許比郭店簡稍晚一些，但不會太晚，因為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已占領楚都郢城，楚人逃亡，不會再有重要楚墓存在了。

這兩批竹簡的出土給了我們很多過去完全不知道的新知識。

例如，郭店簡中有一組儒家著作，共六篇，其中兩篇明為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

子思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子思作《中庸》，郭店簡《緇衣》也為他所作，見於《禮記》。

郭店簡《五行》篇以前無人見過，但根據《荀子》的記載，也是子思所作。

這六篇著作的內容之間相互關聯，均系子思或子思的弟子所作，屬於學術史上的思孟學派。

在孔子——曾子——子思以至孟子的學術傳流中，子思是最關鍵的環節。

通過郭店簡，我們看到了子思一派的著作，對思孟學派有了更多了解，進而對儒學的核心——經學也有了進一步認識。

另一方面，我們說郭店簡的發現非常了不起，還因為它的出土地點是在楚國。

這是個非中原國家，非齊魯可比。

如果說戰國時期山東鄒魯、包括孟子在內的齊國稷下等地儒學昌盛，不足為奇。

但楚國被稱為荊蠻，楚太子的老師居然擁有這樣一些闡釋高深哲理的書，如《性自命出》、《五行》當中的「慎獨」觀念等。

「慎獨」是在《大學》和《中庸》里出現的。

《大學》為曾子一系所作，因為其中有「曾子曰」，曾子可能是子思的老師。

無論如何，這些出土典籍證明了《禮記》中《大學》《中庸》等這些為宋儒十分重視的典籍確是與思孟學派有關聯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前不久在濟南召開了一個有關思孟學派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認為，郭店簡和上博簡出土的簡牘帛書中，儒家典籍占了主要部分，而儒家思想的主幹是思孟學派，這說明清代學者從門戶之見，一定認為宋學沒有根據的看法是有誤的。

現在看來，宋學是有根據的，就是以《四書》為基礎，而《四書》就代表著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這一學術承傳系統，思孟學派肯定是在孔子之後儒家學術中最主要的學術流派。

韓非子曾說「墨分為三，儒分為八」，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思孟學派。

漢朝學術是講究師傳家法的，漢代學者在訓詁、義理等方面對經學做了許多的工作，使我們至今從中獲益。

但整個漢代，學者對儒學尤其是經學的研究，並沒有提高到很高的哲理層次，這是其局限性。

唐朝產生了《五經正義》，對經學做了一次總結，學者們逐漸從哲理的角度來看經學。

到了宋朝，學者們不滿足於過去的局面，進一步直接從儒家典籍中去尋找哲理，也就有了《四書》的產生。

現在大家都在引用宋代大儒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代表了宋代學者們充滿哲理的胸襟與境界，其來源是孔子的弟子子游。

《禮記·禮運》是子遊學派的著作，記述了孔子與子游的談話，所說「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與子思《五行》篇的思想完全一致。

郭店簡《性自命出》中「性自命出，命由天降」，同於《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與此有關。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也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希望在座的諸位同學以後有機會來探討這一問題。

其實，「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幾句話，對我們還是有相當的現實教育意義的。

「為天地立心」中的「天地」是物質的世界，而人和人的精神是整個世界進化的尖端，人所起的作用就是人作為「天地」之「心」所起的作用。

認識「天地」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之達到和諧一致，也就是「天人合一」，所以「為天地立心」是為了「為生民立命」。

要達到這一點，是由於人有其精神主觀上對世界的認識，這種認識就是「學」。

人一定要將「學」繼承下來，就要進行文化的積累，也就是「為往聖繼絕學」。

「學」並不僅指個人學習到知識，只顧個人。

宋代學者之所以反對佛道，就是因為他們認為佛道的教義只管自己，不管別人。

宋代學者主張「繼絕學」，不僅為了人，更為了整個天地，所以才有「為萬世開太平」。

原文出處：東嶽論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