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天地」康 健丨濃郁的家鄉情結是徽學研究的動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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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進入大學以來，走出徽州那封閉的大山外出求學，自本科、碩士、博士，如今已有十餘年之久。

而這十多年間，除了寒暑假，幾乎很少回家，尤其是進入碩士階段後，每年僅春節返鄉一次。

雖然長居外地，但由於長期受到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薰陶，故而作為一位遊子的家鄉情結是十分濃厚的，這種情感是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

筆者之所以走上徽學研究之路，與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濃厚的家鄉情結密切相關。

2005年9月，在學校期刊閱覽室看到《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刊登韓國學者金仙憓發表的《從祁門縣「謝氏訴訟"看明代中期徽州的訴訟處理和里老》一文，其中談論祁門的很多事情，作為祁門人，我竟然一無所知，相反的是，韓國人卻十分熟悉，頓時覺得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

後來查閱資料後發現，不僅韓國，而且日本、荷蘭、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都有一批學者從事徽學研究。

經過一番思考後，認為不能重演「敦煌在國內，敦煌學在國外」的覆轍，於是決心從事徽學研究。

從那以後，開始從最基本的學術論著看起，然後逐漸查閱原始資料。

韓國學者金仙穗論文

為了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自2007年1月開始，筆者先後到黃山市志辦公室、祁門文化局、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等研究單位和高校拜訪各位徽學專家，接受他們的教導。

同時，我先後多次前往歙縣許村、祁門奇嶺、查灣等地調研，收集遺存文獻。

2007年的學年論文和2008年的本科畢業論文，皆以《祁門赤橋方氏宗族研究》為題。

之所以如此，因父親同事方老師家族有一部同治年間的族譜，於是以此為基本史料，同時在師大圖書館查閱萬曆《祁門縣誌》、康熙《祁門縣誌》、同治《祁門縣誌》等資料。

在充分梳理史料的基礎上，撰寫1.6萬字的畢業論文。

這乃是筆者從原始文獻入手撰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

此外，促使筆者走向徽學研究之路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出於濃厚的家鄉情結的考慮。

在閱讀徽學論著的過程中發現，國內從事徽學研究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是非徽州籍的人，徽州本土學者不僅數量稀少，而且研究水平有限。

余曾長期思考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

作為徽州人，研究徽學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有著外地人無法相比的優勢，既然所學的是歷史學專業，為何不從事家鄉歷史的研究呢？於是決心全身心投入徽學研究，力求在徽學研究中發出徽州本土學者的聲音，肩負振興徽州的歷史使命。

家族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祁門康氏在徽州亦是望族，明代嘉靖年間成書的《新安名族志》便有收錄。

康氏在祁門主要分布在南鄉七個村落，即康村、碧（白）桃、曲屋、倒湖、禮屋、板石、石溪（今名板溪，筆者的父祖輩便世居於此）。

自小就常聽老輩人說先祖人物的故事，當時不太明白，後來閱讀文獻後，發現石溪這一派還是有些歷史與遺蹟的。

村中至今還遺存有民國建造的祠堂——誠一堂。

筆者屬於這一支派，為第三十七世孫，在家族中是「禮」字輩。

此外，村中的水口、園亭等也有不少歷史故事。

眾所周知，自從劉伯山先生將其收藏的《祁門康氏文書》公布於世後，康氏文書名滿天下，很多人對祁門康氏逐步了解。

該批文書共35件，其中有數件與石溪派有關。

可以說，余從事徽學研究的家鄉情結十分濃厚。

於是決定碩士報考徽學專業，此後的碩士、博士一直從事徽學研究。

走上徽學研究之路後，面臨如何選擇研究方向的問題。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結合家鄉情結，筆者決定以祁門為主要研究範圍，然後擴大到整個徽州地域，進而放眼全國。

這從這些年發表的論文中即可看出清晰的軌跡。

2009年3月，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元末明初新安理學家汪克寬》（《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之所以選擇汪克寬，不僅因其是徽州著名理學家，而且因為他是祁門人，而且其外祖父就是筆者之先祖石溪康貢士。

筆者發表的首篇學術論文

筆者的碩士論文《茶業經濟與社會變遷——以晚清民國時期的祁門縣為中心》和發表的論文多是關於祁門縣的。

博士論文《明代徽州山林經濟研究》雖然是研究明代整個徽州府的山林經濟，但其中一些重要史料、個案研究，則仍是選取祁門文書。

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如此，並非只是出於盲目的家鄉情結，而是根據現有的研究狀況，遺存下來的明代徽州文書地域分布的現實情況，及其祁門在徽州六縣中山區面積廣袤的實際情況而定的。

碩士論文

如眾所知，傳統時期徽州宗族勢力較為強固，祠堂作為宗族重要元素之一，具有增強宗族凝聚力的作用。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條件的改善，近些年全國各地普遍掀起修家譜、建祠堂的熱潮。

康氏作為祁門南鄉望族之一，也有祠堂遺存。

如今家鄉石溪村仍保存有民國年間修建的祠堂——誠一堂。

該祠堂2002年列入被黃山市「百村千幢」工程，但經蛀蟲和風雨侵蝕，有面臨倒塌的危險。

於是族人決定進行維修，準備2015年7月1日動工。

當時族中有力者邀請回去參加開工儀式。

出於家鄉情結，筆者立即答應，並回去參加濃重的動工儀式。

如今祠堂已修葺一新，族人與筆者商量舉行慶典的時間及其相關事宜。

獲悉具體情況後，雖然筆者身居外地，但心系桑梓，只要族中有事，必定全力以赴，這些行動不僅是強烈的文化認同感的表現，更是客居他鄉遊子濃郁鄉愁的表現。

2016年8月，筆者赴台灣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訪問，雖然遠在海岸彼岸，但卻心繫故里，於是藉此機會在台灣友人的幫助下，邀請當地著名書法家題寫「祁南望族」、「誠一堂」兩塊匾額，用快遞寄回，讓族人裝裱，懸掛祠堂之中，為新年增添光彩。

臘月二十九晚上十，我才返回家中。

除夕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到祠堂敬拜，修葺一新的祠堂光彩照人，父親撰寫的春聯早已張貼，祠堂里里外外打掃得十分整潔，兩塊匾額也懸掛起來。

望望著這些情景，內心甚為欣喜。

板溪誠一堂（康健攝）

2014年12月中旬，筆者獲得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後期資助項目「近代祁門茶業經濟研究」（AHSKHQ2014D02）。

該項目為後期資助項目，以專著形式出版。

因該課題是以碩士論文為基礎進行申報的，故而在資料方面已具有一定積累。

為便於課題研究，筆者先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祁門縣檔案館等單位，查閱祁門茶葉歷史資料。

此外，筆者於2015年1月，在屯溪老街收購12部祁門奇峰鄭氏茶商帳簿。

經過不斷的積累，搜集到的資料類型日趨豐富，既有晚清民國報刊資料、調查報告，又有方誌、碑刻資料，更網羅了不商業帳簿、茶葉商標等文書資料。

書稿於2016年1月完成，很快進入出版程序。

2016年8月，筆者有幸到台灣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學術訪問，在訪學期間充分利用那裡豐富學術資源，查閱不少有關祁門茶葉的新史料。

此後，又獲得祁紅創始人胡元龍的分家書，於是利用這些新發現的資料，進一步完善、修改書稿。

經過反覆修改，拙著於2017年3月出版。

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研究編，下編為資料編。

作者從經濟與社會互動視角，以近代祁門支柱產業的茶業經濟為研究對象，將祁門紅茶、綠茶、安茶等各種茶葉品牌，置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中進行整體考察，探討茶業對近代祁門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勾勒出近代祁門茶業發展的軌跡，進而透視近代徽州茶業與區域社會變遷的互動的關係。

同時，作者注重學術探討與史料整理相結合，通過報刊、文書、實物遺存、碑刻、田野調查等途徑，爬梳20餘萬字的近代祁門茶業史料，為今後該領域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該書是關於近代祁門茶業研究的首部學術著作，通過對祁門茶業經濟的探討，進一步深化近代轉型時期徽州茶業產業轉型的認識，進而對徽商的近代轉型，乃至全國茶業經濟轉型有所裨益。

2017年1月31日以來，每隔十天半個月，筆者就回祁門考察。

這三個多月時間，跑遍祁門四鄉數十個古村落，探訪數十座祠堂，尋訪數百座古墓，查看數十部族譜，走訪百餘座古民居，收集到不少文書、族譜。

此外，在考察過程中，還查看不少碑刻資料和口述史料。

這些考察中的新發現，極大增進筆者對祁門歷史文化的認識，也進一步堅定今後的學術研究以祁門為重點的信心。

筆者走上徽學研究之路及相關成績的取得，與濃郁的家鄉情結密切相關，而強烈的在地感和歷史使命則是促使筆者不斷探索的精神動力。

作者簡介

康健，安徽祁門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博士畢業，現為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助理研究員，兼任安徽師範大學皖南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5年受蕪湖電視台邀請錄製《徽商家風》（上、下）；同年接受《蕪湖日報社》專訪，發表《歷史就是歲月中積澱的鄉愁》一文。

2016年應邀赴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學。

主要從事明清經濟史、社會史、徽學的研究。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代徽州山林經濟研究」、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後期資助項目「近代祁門茶業經濟研究」和安徽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徽州傳統山林經濟產權形態研究」，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百年徽商資料整理與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明清以來安徽戲曲舞蹈文化研究」。

先後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中國社會科學報》、《歷史檔案》、《安徽史學》、《明史研究論叢》等雜誌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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