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學與區域史研究的方法漫談

徽學是產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門新興學科。

它以徽州社會經濟史特別是明清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體，以整體徽州歷史文化以及徽州人活動為對象。

儘管徽學研究的內容與對象涉及歷史上徽州各個領域和方面，具有一定的綜合性特徵，但就學科性質而言，徽學應當隸屬於歷史學的範疇。

整體史視角下的一種區域史

我們之所以把徽學與區域史聯繫起來，並作為本文的主題，主要是基於學術界部分同仁對徽學研究對象視為徽州地方史的模糊認識。

從表面上看，儘管徽學研究的對象是徽州歷史文化，但實際上，徽學研究對象遠超越徽州地方史研究所承載的地域空間。

眾所周知，徽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是徽商、徽州宗族、新安理學和徽州契約文書等，離開了這些核心問題，徽學便很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崛起於明代中葉的徽商大多經商於徽州本土之外，「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這些現象說明，徽商研究絕不是徽州地方史研究所能承擔的問題，徽商的資本來源、融資渠道、經營領域、經營方式以及商業利潤和資本投向，在明清時代都具有全國性意義。

在某種程度上說，徽州宗族是秦漢至隋唐時期中原地區宗族發展的延續。

徽州現存元至民國時期2500種各類族譜，為我們提供了探討西漢中葉以後中原世家大族移民南方後的存在形態、結構變遷最為真實而鮮活的第一手資料。

而數量達100萬件（冊）自南宋至民國時期徽州各類原始文書的發現，不僅為我們研究南宋至民國時期徽州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徽州各基層日常生產與生活時態等問題，提供了最為紮實的史料支撐。

更為重要的是，徽州文書的時間上限與敦煌文書的時間下限正好連接起來，這就為我們研究包括中國古代土地買賣制度、租佃制度、賦役制度、司法制度、科舉制度、宗族制度和繼承制度等，提供了最為翔實而可靠的原始資料。

就此而言，徽學研究或者如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傅衣凌所說的「徽州研究」，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廣闊的視野，從整體史的角度，來考量和審視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經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典型範本。

透過徽學研究的成果，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和認識這一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文化發展及制度運行的脈絡與軌跡。

因此，徽學已遠超越了徽州地方史的邊界，而成為整體史視角下的一種區域史。

這裡的徽州實際上包含了統轄六縣地域本土的「小徽州」和徽州活動的「大徽州」。

徽學研究體現了史學界由傳統注重帝王將相、王朝更迭等上層歷史研究，逐步轉向關注普通民眾和社會各階層歷史研究發展的基本趨勢。

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比較與綜合

包括徽學在內的區域史研究，目前正在方興未艾地展開。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區域史是中國整體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上其資料相對集中等天然優勢，每一個地區從事自己所熟悉的區域史研究，有一種得天獨厚的條件。

全國各省市縣文物考古所、博物館、檔案館等關於地方文物史料的收藏和區域史研究，地方志和鄉村（鎮）志的編纂，區域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以及出於發展經濟和繼承弘揚地方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現實目的，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區域史研究的發展和繁榮。

正是由於區域歷史具有地域範圍相對狹小、資料收藏相對集中、研究選題相對容易以及區域所在地方政府的積極鼓勵等諸多特點和優勢，直接導致了包括區域經濟史研究在內的區域史研究的繁榮。

但是，區域史研究又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

一是區域史中空間範圍的界定問題，這裡既有行政區劃的邊界，也有自然、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邊界。

二是區域史和整體史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如何處理好區域史在整體史中的地位問題。

應當指出的是，區域史有其自身發展的小傳統，或者稱其為「地方性知識」。

同時，它又是大歷史或者說整體史在某一特定區域空間內的投射，區域史既是整體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又有其相對獨立性。

三是區域與區域之間邊界歸屬問題，如何處理區域與區域之間邊界的劃分、歸屬等問題，是做區域史研究者須面對的問題。

在區域史研究不斷走向繁榮的背景下，有些問題被歷史的表象所掩蓋。

畢竟受到區域本身以及資料和視野的限制，區域史研究中業已出現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象。

有的學者為強調區域的獨特性，往往缺乏整體史和區域類型學分析與觀照，片面地誇大所研究區域的地位，甚至以並不典型的村落個案來分析或取代區域，從而得出了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的結論。

事實上，我們研究包括徽學在內的區域史，並不僅是為了區域史而區域史，而是在對不同區域歸納、比較與綜合研究的基礎上，重構整體史。

因此，從區域史研究的前景和趨勢來看，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比較與綜合，必將成為未來區域史研究的發展方向。

不能孤立地進行某一區域的研究

由於涉及歷史學、經濟學、地理學、文化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如何掌握和利用包括徽學在內的區域史研究的科學方法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根據以往的研究經驗，我們以為，區域史研究的科學方法，應當是以歷史學科為主，進行跨學科的比較和綜合研究。

只有這樣，才能使所研究的問題更加集中和深化，才能拓寬區域史研究的領域和路徑。

我們倡導使用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深入區域所在的歷史現場，進行現狀的調查，採取回溯分析的原理，對所研究的區域進行文獻和田野的調查與分析，這樣才能使研究的問題更加切合實際，有的放矢。

當然，在進行田野調查時，還須注意，我們所看到的現場已不是歷史的完整現場。

儘管它還有歷史的殘餘，但畢竟不是歷史的整體，只是一些零星的碎片。

我們要做的是對這些歷史的碎片進行修復和還原，使碎片成為一個整體。

區域史研究碎片的復原，是建立在大量田野調查和第一手文獻資料分析基礎之上的。

在區域史研究中，比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

比較研究方法要求我們，區域史研究不僅要注重區域內部之間不同地域的比較，還要同相鄰或相似的區域進行跨區域的比較。

即如徽州文書而言，我們在充分肯定徽州文書學術價值的同時，須要同其他區域的文書作比較，如重慶巴縣文書、天津寶坻文書、貴州錦屏文書、台灣淡新檔案等，只有比較才能有鑑別。

事實上，徽州文書時間上的連續性、來源上的民間性、類型上的豐富性、內容上的典型性等，所有這些，都是它區別於其他區域文書的重要特點。

沒有這樣的認知，我們對徽州文書學術價值的估量，可能就不會這樣深刻。

因此，千萬不能孤立地進行某一區域的研究，從而使得研究陷入老鼠打洞和支離破碎的狀態，最終使所研究的問題走向極端化和碎片化。

再現與重構整體的區域史，是目前區域史研究中的主流。

因此，我們在徽學與區域史研究中，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高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旗幟，用全面、聯繫、發展的觀點，將區域史研究置於我國乃至世界整體史的視野內進行考察。

同時，我們還要有區域整體史的意識，將所研究的問題置於整體史視野內來考量，不能割裂區域內部不同要素之間的聯繫，孤立地看待和分析這些事件與人物。

最後，還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徽學與區域史研究的史料問題。

儘管區域史研究中的很多史料是第一手的，但我們不要忘記，正如文物有贗品一樣，區域史的史料也有作假和作偽的問題。

這一來是緣於當事人的造假和作偽，如家譜資料問題，在使用時就須慎重，我們在包括徽州在內的不少地區的家譜中發現，都有著名理學家朱熹所作的「序」。

實際上，根據學者考證，其中不少序是偽造的。

對此，我們須堅持「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原則，對所引用的史料進行認真的考證和鑑別，真正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只有這樣，才能使研究所提出的觀點和結論更具說服力，更有客觀性和科學性。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