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時代人們崇拜龍的起源及意義

自上古時代的神話中，人們最為崇拜的就是「龍」了，據史料記載：龍崇拜源於原始曆法的龍星記時制度，龍的原型即四像中的東方蒼龍群星，龍星周天運行，春、夏、秋、冬四時分居東、西、南、北四方，正與農時周期相始終，因而成為古人了解時間和歲時的主要依據，並成為天道自然的體現，成為古人萬民共瞻的神聖象徵，商周二代作為王者標誌的龍旗上描繪的就是龍星，龍星之被命名為「龍」（蟲），則與龍星被作為昆蟲驚蟄的標誌有關。

龍之為物神矣！神龍在華夏先民的信仰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古史傳說中的神王如伏羲、女媧、神農、黃帝等很多都是人首龍身的「龍體」，神話傳說中常見神龍變幻莫測的蹤跡，古代器物中更是在在可睹其夭矯蜿蜒的身影，人間的典章制度也留下了龍的神秘印記。

在中國傳統政治話語中，龍是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象徵，與天子權力相關的一切都被飾以龍章、冠以龍名，比如龍袞、龍旗、龍位、龍顏、龍威之類，最高統治者儼然就是「真龍天子」，對於龍的崇信和敬畏，早已潛移默化變成了華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族類認同感，流淌

在每一個華夏子孫的血液里，成為我們民族世代相承、綿綿不絕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以至於我們甚至以「龍的傳人」自居。

可以說，龍的神話與信仰，作為一個華夏民族自我認同的宏大敘事和偉大傳統，深深地塑造了華夏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歷史命運，因此，透徹地理解龍崇拜和神話的來龍去脈，對於華夏民族的自我理解至關重要。

迄今為止，龍崇拜的文化淵源仍是一個令人迷惑的問題，甚至連與此相關的一些基本問題都沒有解決，比如：龍是什麼？是一種曾經存在過的真實之物，抑或僅僅是古人憑空捏造的想像之物？如果是真實之物，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動物？如果是想像之物，那麼古人何以要捏造這樣一個莫須有的神物？是純屬無知的狂想，抑或有深意存焉？他們想像的依據和宗旨何在？

文獻關於龍的記載千頭萬緒，這些是同一種文化傳統的繁化分衍？還是不同文化傳統的殊途同歸？抑或並行不悖，各有源流，不能混為一團？由於古代文獻中關於龍的話語紛繁歧互，更由於古往今來學者們關於龍的言說和解釋眾聲嘈雜。

因此，在著手從古代文獻記載中稽考龍的真相之前，首先必須立穩腳跟，明確宗旨，準確把握龍崇拜的實質，才不致於迷失於文獻錯綜複雜的頭緒之中。

近世以來，隨著考古學的發達，出土古物中龍的形象層出不窮，千姿百態，使龍的研究變得益發令人眼花繚亂。

中國考古學從誕生之日起就以證明古史為宗旨，因此，出土的龍形圖像和器物也被用來參證文獻中關於龍的記載，隨著「龍」器物絡繹不絕地重建天光，對於龍崇拜和神話的文化淵源的研究，越來越倚重於美術和器物考古學的成果，文獻學的考證反倒流為輔助手段。

但是，那些器物和圖像要能跟文獻記載相參互證，必須首先經過識別和解讀，才能與文獻記載「對號入座」。

可是，那些出土的動物圖像中，哪些是龍？哪些不是龍？僅僅因為它們具有長而彎曲的身形或者爬蟲的形態，就斷定其為龍嗎？迄今為止，考古學家幾乎在從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的所有文化層中都發現了龍形器物和圖像，而這些龍形器物和圖像又分布在從北方草原文化到南方稻作文化幾乎遍布中國疆域的所有文化區內。

相對於考古文化漫長的年代和廣大的地域，傳世文獻畢竟僅僅是一個相當短促的歷史時期和相當狹小的文化地域中的產物，兩者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無法對位。

既然在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時空錯位，那麼，憑什麼說出現在上下幾千年、分布於天南地北的千姿百態的「龍」，就是先秦漢語文獻中記載和描述的龍呢？

上古時代星布四方的華夏先民諸族群能夠形成一種統一的至少是相通的龍崇拜嗎？誰敢說今人視為龍的古物圖像在古人眼裡也被視為龍，就是古代文獻中所謂的龍，而不會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象徵物？

只要這些問題依然被置而不論，出土器物就非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倒適足以令研究者左盼右顧，無所適從。

這意味著，出土器物愈是豐富，愈是要求準確而全面地理解和釋讀文獻中關於龍的記載，文獻記載的準確解讀是利用出土器物和圖像佐證文獻的前提。

龍的信仰和神話是一種觀念，而我們首先是從傳世文獻中認識這種觀念的，只有通過對文獻的解讀準確地把握這種觀念的實質，我們才知道在那些紛繁複雜的出土器物和圖像中，那些才是與這種觀念相關的、因而才是能夠用來佐證這種觀念的實物材料。

對於古老的歷史，文獻是主要的記憶手段，因此，研究像龍這樣源遠流長、影響深遠的歷史記憶，必須基於文獻又回到文獻（包括出土文獻），那種輕視文獻甚至擯棄文獻而單純倚重考古器物資料的研究取向，或許能夠重建一個實證的過硬的考古文化景觀，但是，那個全然建立於罈罈罐罐、殘磚斷瓦之上的景觀又與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何干？一個完全撇開文獻傳統而建立起來的所謂文化圖景，又如何能增進我們對那些流傳於簡冊和口碑中的古老信仰和觀念（比如龍的信仰和神話）的理解？

龍的信仰和神話一直是神話學和民俗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而神話學和民俗學研究對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應用，使問題變得愈加複雜。

除了漢民族之外，世界上其他許多民族的信仰、神話和民俗中都有和漢語的「龍」相類似的神異動物，這些神異動物在許多方面與龍不謀而合，但在許多方面又與龍大相逕庭。

更重要的是，每個民族關於其

獨具的神異動物的信仰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宗教和民俗語境，從而導致不同民族的這類神異動物貌合而神離，其文化和精神內涵迥異其趣。

但是，比較神話學和比較民俗學研究卻往往完全忽視這種文化背景上的差異，瞞天過海，天馬行空，想當然地把其他民族與「龍」相類似的動物認同為龍，翻譯為「龍」，然後把這些各有千秋的所謂「龍」和神話與漢語古典文獻中的龍生硬牽合，橫生枝節，古代文獻中關於「龍」的記載的真面目愈發被塗抹得面目全非、恍惚難辨。

例如，歐洲神話和童話中常見的「dragon」，和東方神龍一樣，也是一種變幻莫測、匪夷所思的神異動物，但是，西方的「dragon」不能興雲作雨，反倒常常噴火吐焰，卻與東方的龍勢若冰炭，更重要的是，東方的龍是造福人間、令人敬仰的吉祥之物，而西方的「dragon」卻是作惡多端、令人生畏的恐怖怪獸，兩者一為水，一為火，一為神，一為魔，貌雖合而神實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但是，研究者對兩者之間的巨大區別視而不見，直把「dragon」比作龍，徑將「dragon」譯為「龍」，甚而至於有的學者竟據此推斷中國的龍崇拜是源於西方。

華夏民族的神聖象徵和圖騰竟然是從西方借來的，於情於理，誰其能信？古人把佛典中行雲布雨之神譯為「龍王」，今人望文生義地把它和龍混為一談，犯的也是同樣的指鹿為馬的毛病。

諸如此類置文化背景和文獻語境於不顧，生拉硬扯、憑空牽合的毛病，在關於龍崇拜的民俗學和神話學研究中可以說屢見不鮮。

用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材料，作為活生生的「第三重證據」，和被視為「第二重證據」的考古學材料一樣，用得好，可以別開生面，給文獻研究帶來意想不到的啟迪，而如果漠視文化脈絡和語境的可比性，一味生搬硬套，非但無助於文獻的解讀和理解，反倒適得其反，越說離題越遠。

龍作為一種神聖生物，僅僅是一種文化意象，是意識形態，而非自然現象，是古人緣於制度和習俗的虛構，而非基於對自然生物的真實寫照，因此，其來龍去脈只能求之於古代制度和習俗，而不應求之於自然世界。

但有一班半瓶醋的所謂學者，既缺乏通達的人文素養，又缺乏健全的科學理性，對自然科學知識也是一知半解，把人文現象和自然現象混為一談，紛紛從化石考古學、古地質學、古生物學、動物學等現代自然科學入手探究龍的原型，或以龍為鱷魚，或以龍為巨蟒，或以龍為蜥蜴，或以龍為長頸鹿，甚而至於以龍為早已滅絕的侏羅紀巨獸恐龍，還有的乾脆說龍就是人的陽具，各種非常奇怪之論，爭奇鬥豔，層出不窮。

然而，與人類生活漠不相關的蟒蛇、蜥蜴緣何能夠成為先民崇祀、敬仰的對象並被世代流傳而為神話？人類又緣何認識早已滅絕的侏羅紀動物恐龍？諸如此類的所謂研究，儘管標榜科學的旗號，卻全然不顧最基本的科學常識和人情世故，直把科學變成戲法，研究變成猜謎，一無足取，置之不理可也。

總之，對於文獻記載、出土龍形器物和圖像以及田野民俗志和民族志的誤解和濫用交織在一起，導致了迄今關於龍崇拜和神話的研究依然雲山霧罩，研究者陷於重重迷障之中無以自拔，而龍的真相依然是晦暗不明。

龍崇拜研究飾偽叢生的癥結在於，研究者從一開始就對龍的文化脈絡和整體語境缺乏清醒把握，從而在研究過程中瞎子摸象。

因此，在著手探討龍崇拜的文化原型之前，首先應該明確研究的對象的文脈和語境。

我們所感興趣的，不是後人種種關於龍的說辭，也不是異族他鄉的種種所謂龍崇拜，而是作為華夏先民崇拜對象的龍，被華夏先民視為吉祥、奉為神物、乃至標榜為民族象徵（圖騰）的龍，即早期漢語典籍中被崇信的龍。

龍，作為華夏族群古老的歷史記憶和自我認同的象徵，這才是傳統意識和民眾俗信中龍的精神原型，而考索此種精神原型的來龍去脈，才是龍研究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