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良師——懷念麥英豪先生

2016年11月28日周一夜晚，我在辦完「紀念岑仲勉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相關事宜後，如往常一樣乘坐公交車下班回家，就在快進家門的那一刻，突然收到麥英豪先生仙逝的簡訊。

聞此噩耗，我頓時淚流滿面，悲從中來，心情十分沉重。

麥老的音容笑貌總是縈繞在腦海中，且越來越清晰。

麥老是我最敬重的老師之一，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風範將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我和麥老的首次見面是在麥老的府上。

1990年春天的一個夜晚，正在中山大學攻讀隋唐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的我，在校友湖南省博物館傅舉有老師的帶領下，專程拜訪麥老。

當時，他住在西湖路文苑大廈，在堆滿書籍的客廳里，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他很健談，談的內容主要是南越王墓的發掘和建館工作。

當晚，他還在西湖路與北京路交界處的一家粵菜館請我們飲夜茶。

也許是緣分，1990年7月我被分配到廣州博物館工作，從此與他共事長達25年之久。

在此期間，我時時刻刻都能聆聽到他的教誨，我的每一點進步，都是在他老人家的指點下取得的。

麥老對晚輩的關心和愛護總是無微不至，對我的指導更是深刻細緻，讓我終生難忘。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工作兩年後，我深感知識儲備不足，想去武漢大學繼續深造，向唐長孺先生和朱雷先生問學。

當我把這一想法告訴麥老時，他十分肯定地支持我，讓我又獲得了一次十分寶貴的學習機會。

我主要是從事歷史文獻學研究的，雖然大學本科時曾選修過考古學概論一課，但總體而言，對考古學是陌生的。

1997年下半年，廣州市文化局原辦公所在地要開發建設，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

麥老是發掘領隊總隊長，他把我調來參與考古發掘工作，為我提供了一次難得的考古訓練機會。

麥老讓我們每位參與者一人負責一個探方，從辨認地層、測繪平面和剖面圖，到出土物的登記，撰寫小節報告，我們必須完成一個探方的所有流程後，再進行第二個探方的發掘。

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裡，我共發掘了三個探方，出土的重要文物有：「蒼梧」印文陶片、我國園林中發現最早的石構踏步、曲流石渠中的一個渠陂等等。

通過這次考古實踐，我不僅懂得了地層學在城市考古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有機會聆聽到宿白、徐萍芳、黃展岳等考古前輩對新發現的南越國御苑遺址所闡述的論證意見。

麥老還積極引導我從事廣州地方史的研究。

記得新千年初，我剛從美國學習歸來。

有一天，麥老打電話給我，讓我抽空跟他一起去從化看一座新發現的明清古村落。

這座古村落是從化1999年進行全面文物普查時被發現的。

該村落里的廣裕祠堂被認定為「嶺南古建教學的重要標本」，「2003年獲得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傑出項目第一名」。

麥老敏銳的洞察力和生動的講解，一下子吸引了我，促使我鼓起勇氣對該村落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經過四年的努力，《不落的文明——走進錢崗古村》一書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更令人感動的是，時任廣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陳建華同志還為我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後輩文物工作者撰寫的書親筆撰寫了序言。

廣州博物館曾經是我畢業後唯一的工作單位，它是我的精神家園。

這裡既有我可親可敬的老師，也有我最鍾愛的學術領域。

2015年初，當組織安排我去新的工作崗位時，麥老不僅專門給我電話，再三勉勵我不能放棄學術研究，還特地給我寄上他親筆書寫的作品（圖二），給了我巨大的精神鼓舞！文化需要一代代地傳承，學術是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年來，我絲毫不敢懈怠，不僅完成了大型文獻《容庚藏帖》的整理工作，而且正傾心研究王國維等數十位民國學人鮮為人知的學術交往史。

廣州博物館新館建設一直是麥老牽掛的項目。

麥老不僅親自構想展陳大綱、館舍設計，還多次實地考察海珠湖、赤崗塔等選址地。

2013年，當新館立項獲廣州市政府通過時，麥老十分高興，揮毫寫下：「廿一世紀新館新氣象，八十五年夢想夢成真。

」（圖三）

麥老是廣州現代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的主要開拓者。

他和夫人黎金老師編著的《廣州漢墓》為嶺南地區兩漢墓葬的斷代和分期研究樹立了重要標尺；他奔走呼籲「原址保護」的南越王墓博物館和南越王宮博物館已成為廣州城市重要名片；他提出的「從大處著眼、細微處著手」的學術方法和「經濟建設和文物保護共存」「文化遺產就在我們身邊，保護羊城文化遺產是全市人民的共同責任」等的文物保護理念對於開展廣州文化遺產保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斯人已去，風範長存。

我們唯有加倍努力工作，「篤定恆心、傾注心血」，創作出「傳世之作」，將廣州文物保護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對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才是對他的最好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