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國考古工作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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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1日至12日,全國考古工作會在武漢召開。
此次會議主題是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明確任務,努力實現考古工作新的發展。
會議總結了近年來考古工作的成績,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提出了存在的問題,明確了未來的思路和要求。
來自全國各地、各相關單位的百餘位代表也建言獻計,為今後中國考古工作的發展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從這次會議的內容,我們可以管窺到近年中國考古工作的一些新趨勢。
進步與成績
近年來,全國考古工作者兢兢業業,奮發有為,推動考古事業得到創新發展。
我國考古隊伍不斷壯大,工作內容和領域不斷拓展豐富,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整體面貌顯著提升,一系列重大學術認識取得新進展。
考古工作在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推動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發展、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考古工作為基本建設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來,各地基本建設考古有序開展,積極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2015 年,國家文物局印發《關於做好當前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保障重大建設項目順利實施的通知》,指導各級文物部門與考古單位進一步加強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組織協調,理順工作程序,保質提效,為國家重點建設工程提供有力保障。
2012~2015 年全國共實施基本建設考古發掘項目1803 項,考古發掘面積近100
萬平方米,西氣東輸、高速公路鐵路建設、重大水利設施建設項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等基本建設工程中的考古工作及時、全面開展,為各項工程順利實施提供了有利條件,為實現當前形勢下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以及「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各地不斷加強組織和管理,創新機制,提高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的課題意識不斷加強,精細化、規範化程度顯著提高。
在全社會共同努力下,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發現的重要遺址得到重視和積極保護。
主動性考古研究工作大力推進
主動性考古項目快速增長,工作區域更加廣闊,主動性考古工作在我國考古事業中逐步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成為考古事業轉型發展的重要趨勢。
國家文物局因勢利導,加大對主動性考古工作支持力度,2012 年以來共批准實施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875 項,占同期項目總數的32%左右,批覆大遺址考古工作計劃和綜合考古調查研究項目50
餘項。
在科學有序的組織下,主動性考古工作成果豐碩,人類起源、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等重大課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都城考古、陵墓考古、建築考古、瓷業考古、冶金考古等研究專題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完成四期驗收,在諸多遺址一系列新的重要發現的支撐和引領下,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歷史有了新的重要認識。
各地文物部門和考古單位根據地域特點和學術優勢,組織開展各具特色的主動性考古研究項目,學術成果百花齊放。
主動性考古工作更加注重保護意識和行業倫理,不主動發掘古代帝王陵寢,大遺址考古採用大面積調查勘探搞清範圍和功能布局,儘可能以較小的發掘面積解決更多的學術問題,邊發掘、邊保護、邊展示等科學的、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工作理念成為業內共識,指引田野實踐的發展。
重大考古項目的協調機制不斷創新,為項目實施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和組織保障。
各地結合學術課題開展多學科合作,採用新的技術手段和工作理念,開展區域性、流域性的系統調查。
一批廣受期盼的重要考古報告相繼出版,在體例上不斷創新,對考古資料全面系統刊布和對科技測試成果充分吸納,為研究工作深入開展提供了便利條件。
考古工作法規建設與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
根據國務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高度重視法規建設,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考古工作管理。
財政部、國家文物局聯合出台《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專項補助資金管理辦法》,規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專項補助經費管理。
國家文物局進一步強化考古項目監管,加強資質單位管理。
各地研究出台相關法律法規,保障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順利開展。
田野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不斷提高
先進的設施裝備和前沿理論方法、技術手段廣泛應用,考古工作面貌得到整體提升。
近年來,國家文物局相繼頒布田野考古製圖、土遺址保護工程勘察等規範以及人骨標本、人類遺骸DNA、植物遺存、出土動物標本、碳氮同位素食性分析骨質樣品、碳14
樣品採集等多項考古技術標準。
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低空拍攝技術、機載雷射掃描遙感等現代化信息獲取技術應用於考古調查、測繪,顯著提升地理與環境信息採集的科學化、便捷化水平。
考古工地信息數字化採集系統在多省得到應用,為考古數據的全面系統採集、科學管理和後期分析提供了支持。
考古現場保護技術提升,文物現場保護用車在重要考古工地得到更加普遍的配置。
實驗室考古的技術方法日趨成熟,環境考古、動物考古、同位素分析技術、古DNA
分析技術等新的理論方法和科技手段廣泛應用,進一步促進了考古學與現代科研手段全方位、多角度融合。
大遺址保護工作深入開展
國家大力推進大遺址保護。
2013 年,國家文物局、財政部聯合印發《大遺址保護「十二五」專項規劃》,引導各有關部門和各級地方人民政府進一步強化責任、加大投入,推進一批重點保護展示工程和遺址博物館建設,形成規模和聯動效應,極大改善了重要遺址保護管理工作的整體面貌。
各地遺址保護的基礎工作不斷加強,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工作積極推進。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蓬勃發展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2014
年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獨立建制,標誌著我國擁有了專門、獨立的國家級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機構。
與此同時,國家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基地建設穩步推進,基本建立起「立足沿海,兼顧內水,依託中央,調動地方」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格局。
水下考古工作的技術裝備水平快速提升,我國第一艘考古工作船——「中國考古01」號於2014年研製成功並投入使用,成功參與多個水下考古項目,標誌著我國水下考古工作硬體建設邁上了新的台階。
一系列重要的水下考古項目順利實施,考古發掘項目取得階段性進展。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為配合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實施,維護國家海疆主權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水下考古學術研究不斷加強,中國學者積極參與國際水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交流與合作,在國際學界獲得更加重要的話語權。
考古機構綜合能力建設全面加強
考古單位科研和綜合保障能力顯著提高,努力為社會提供更加豐富的公共文化產品。
國家文物局加大對考古單位建設發展的支持力度,2012-2015 年批准新增考古發掘資質單位12 家,全國具備考古發掘資質單位達到79
家。
考古單位根據專業優勢,積極參與文物保護工程勘察設計和出土文物保護修復相關工作,不斷拓展工作領域。
考古單位的設施裝備水平大幅提高,多家現代化、高水平科技實驗室、標本庫房建成。
各單位積極開拓思路,創新工作機制。
研究人員更加重視社會服務功能,積極引入新的理念和手段開展公眾考古,為社會公眾提供豐富的精神文化產品。
高校考古專業與考古學科建設成效顯著
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考古學科建設,2012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考古學調整為一級學科後,國家文物局專門組織召開考古學科建設發展研討會,研究考古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問題,並專門致函教育部,提出學科建設和專業人才培養工作的相關意見。
高校考古專業取得快速發展,目前設立考古專業院校已達44
家。
各高校積極推進博物館(陳列室)、資料室、實驗室和科技測試設備建設,努力提升科研和教學能力,專業和課程設置進一步與考古事業發展的實際需求相結合,加強考古學基礎理論研究,為事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隊伍保障和理論支撐。
按照國家文物局提倡精神,多家高校與地方合作建立考古教學實習基地,為考古專業學生鍛鍊田野能力提供有利條件。
各高校積極承擔各級文物部門委託開展的專題研究項目和人員培訓工作,積極參與大遺址保護規劃與保護方案編制,推動文物保護工作,提升學生綜合素質;與國際知名高校加強人員交流互訪,為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創造有利條件。
學術交流與合作日益活躍
國內外考古單位與研究機構交流合作日益緊密,積極開展重大項目協同攻關,國際合作研究的深度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考古隊伍開始走出國門。
學術團體建設卓有成效,各類學術會議日益活躍,促進全世界範圍內最新考古和研究成果的傳播,進一步提高了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地位。
形勢與壓力
我國考古工作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當前正面臨新的形勢。
有利的方面主要在於:第一,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
第二,改革開放30 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快速發展,社會文明程度大幅提高,為考古事業發展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有利的社會環境,考古事業伴隨中國走向世界的腳步,不斷拓展國際合作的深度與廣度,中國考古學國際化步伐加快。
另一方面,新形勢中也存在對考古工作造成不利影響的方面:第一,伴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調整,大型基本建設工程投資與建設的熱潮正逐步退卻,使得基本建設考古工作從數量和經費量上都開始下降,出現明顯的拐點。
以基本建設考古為主要支撐的考古工作格局需做出必要的微調,特別是要加強對於這些年積壓的考古資料的整理和研究。
第二,我國社會法治化進程的加快,各行業都要求規範化管理,適合考古的特殊需要、又合乎總體規範化要求的制度建設滯後,考古工作在定額標準、預算管理、財務審計等方面均不盡完善,對工作開展極其不利。
在當前形勢下,我國考古工作也面臨一些壓力。
人才是基礎性和根本性的問題
缺少各類人才是當前考古事業發展的重要瓶頸。
邊疆地區、基層單位長期面臨人才短缺,而一線往往是最需要人才的地方,無法吸引人才或留不住人才,制約了這些地方事業發展,甚至難以滿足工作正常開展的需要。
傳統的考古人才面臨總量不足、知識結構單一的情況,各地技術工人、文物修復工、繪圖工普遍短缺,嚴重影響文物修復和資料整理的質量和效率。
科技人才普遍缺乏,科技考古、測繪和地理信息系統、文物保護專業、實驗室考古等領域專業人才短缺,限制了新技術的應用和考古工作科技化水平的提升。
全國高校每年培養各類考古專業畢業生總量有限,但仍然只有不到50%能夠充實到考古工作中,這其中既有個人選擇的原因和社會就業的原因,也有考古機構制度設計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國考古從業人員數量甚至不如日本、韓國,與我國國土面積和文化遺產大國的實際需求嚴重不符。
考古機構定性需要進一步明確
目前,考古機構的定性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隨著時代和社會發展越來越突出和緊迫,怎樣定義考古所的性質、目標,究竟是公益性事業單位,還是科研機構,決定了下一步考古工作的整體定位和考古機構建設發展的方向。
考古所的制度建設滯後,各單位內部管理制度建設普遍不完備或缺乏,特別是人事、財務等等各項基本制度,缺少相對統一的要求和政策導向。
在人事管理上,想要的人進不來,沒有用處的人流不出。
管理部門對考古機構規範化要求不夠,硬體設施、人員、制度建設等缺乏進一步的要求,缺少機構評估、設施設備、安全條件等管理和運行規範具體意見,對考古單位建設發展的指導和引導不足,考古研究機構自身發展缺少活力和動力。
行業技術裝備現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考古工作基本裝備設施不完備,與其他行業相比,缺少統一和基本的行業規範,不利於行業形象的樹立。
田野考古現場裝備配置和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還處於初級階段,影響考古發掘和現場保護工作的質量。
文物標本庫和整理場地缺乏,不僅影響了後續資料整理工作,也對出土文物安全造成重大隱患。
資料管理是當前考古工作的薄弱環節,缺乏相應的設施設備,實物資料、檔案資料的管理及保存條件亟待提高。
考古學研究缺乏整體規劃
基本建設考古工作學術意識、學術準備不足,凝練課題的能力不足,大多停留在搶救發掘或「隨工清理」的層次,難以達到科學嚴謹的工作要求。
主動性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整體規劃不足,遠期學術目標和近期學術任務不清,許多單位和研究人員缺乏明確的學術追求,工作難以深入。
考古學理論研究和通過考古學研究建立理論學說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術研究欠缺理論建樹的魄力,缺乏對國際熱點課題的跟蹤興趣,對於其他文明古國或者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研究不足。
中國考古「請進來、走出去」的力度和目標仍然需要有明確的認識,與當前工作的實際水平不相符,在國際考古學界缺乏話語權。
行業統一的標準規範亟待加強
行業標準的缺失,使考古在與相關行業競爭中,缺少必要的行業標準依據,也不能適應全面依法治國的國家戰略發展形勢。
考古工作的取費標準、種類、數額存在不完全符合當前實際的情況,田野工作的補助、技術人員的薪金等沒有明確的制度依據和標準。
從行業內部發展需要看,考古工作操作標準規範完善工作需要加強,既要有強制性的規範,但更多的還是需要行業建議性的標準,包括各種技術標準、取樣標準、測試標準、測量標準等,通過標準的制定與宣傳貫徹來對考古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考古發掘、文物保護以及工地管理的整體水平。
有的標準需要制定和推廣,有的則是把已有的成功實踐經驗以標準化的形式予以普及,以標準化推進程序規範化。
考古在文物保護領域基礎作用亟待加強
文化遺產和考古學是一門國際化的知識體系,國際社會有一系列的公約、憲章,就考古而言,有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的《考古遺產保護與管理憲章》(199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2001
年)等,這些應成為考古工作者的最基本的認識。
大遺址是我國最為重要的文化遺址,但考古發掘人員參與大遺址保護的主動性與動力不足,基礎工作欠帳較多,重點不清、信息數據不完備,使保護工作常常處於被動的境地。
特別是大量遺址規劃編制工作中,考古單位和考古學家缺位,這一狀況不利於工作深入科學開展,也不利於考古遺址的持續保護與利用。
因此,考古發掘的保護意識還應進一步加強,要強調不對帝王陵寢進行發掘,對重要遺址在發掘前必須要有保護措施和預案,也要有較為長期的發掘計劃。
行業的協作與合作意識有待加強
考古是一項科研工作,但同時也是一項社會工作,需要得到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
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既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又要樹立大局意識、服務意識,但目前還存在與地方管理部門、建設單位、新聞媒體的協作與合作意識不強、影響工作順利開展的情況。
不同地區、不同單位、不同部門的合作與協作意識欠缺,長期以來內部利益和矛盾難以協調,不同學科、專業之間合作多是「並聯」,缺少「串聯」,缺乏有深度與協調融合的組織體系。
學術研究有斷代的重點,而考古發掘對象則常常是不同歷史時期人類遺存的堆積,一處遺址往往存在多個時代文化層,應該有相關專業研究人員共同參與才能全方位搜集信息,最大化地利用好遺址推進研究,否則只能根據領隊個人興趣而取捨,發掘者畫地為牢,必然導致資料大量浪費。
在新的形勢下,面對機遇與困難,應積極推進位度創新、機制創新、管理創新、理念創新、技術創新和服務創新,形成合力,謀求考古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根據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全國考古工作會上的工作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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