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學家麥英豪與廣州文博事業

麥英豪先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批傑出的考古學家，是中國現代考古事業的開拓者。

他主持或指導了廣州幾乎所有的重要考古項目，六十餘年考古生涯，「三大發現」留與後人的是寶貴的歷史遺存；他全力以赴地獻身廣州文物保護事業，為廣州歷史文化的傳承費盡心血；他見證、推動著廣州一座座博物館的興建與發展，讓更多的百姓能有機會走進博物館，了解廣州這座歷史文化名城。

在廣州，秦代造船遺址、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王墓被譽為廣州秦漢考古「三大發現」，是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的精華所在，堪稱廣州考古60 年最重要發現，而麥英豪先生正是這「三大發現」考古工作的主持和指導人。

麥英豪先生長期實踐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從兩漢墓葬到秦漢船台(圖一），從南越王墓到南越宮苑（圖二），從南漢二陵到千年古道，無不活躍著麥英豪先生的身影，記載著麥英豪先生跋涉的印跡。

在他看來田野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僅僅是考古研究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對考古資料進行及時整理，編寫考古發掘報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為其他學者提供研究材料。

麥英豪先生勤於著述，治學嚴謹，淡泊名利，他主張考古工作者要甘於清貧，勤於動手、動腦、動耳、動口，這從他撰寫的大量著作、論文中可見一斑。

麥英豪先生將考古資料與文獻史料相結合，深入研究廣州古代史，編著了《廣州漢墓》，為嶺南地區兩漢墓葬的斷代和分期研究樹立了重要標尺；主持編寫了《西漢南越王墓》，1995 年獲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一等獎；組織編寫了首部《廣州文物志》和《廣州市文物普查彙編》，指導編寫《廣州三大考古發現》。

六十多年來，在他的親自參加或是關注指導下，廣州的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成果，使得名城廣州的歷史積澱與厚重建立在直觀科學的信物之上，為了解廣州過去，規劃廣州未來，提供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為國內城市考古和遺產保護做出了表率，被張忠培先生譽為「中國城市考古的一面旗幟」。

他卓越的工作成就也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充分肯定，1991 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8 年獲「全國文物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2000 年獲得「鄭振鐸王冶秋文物保護獎個人獎」，2003 年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2013 年，麥英豪先生在總結廣州考古工作60 年時，寫下一副對聯「六十年田野考古盡心盡力，一甲子三大發現留與後人。

」這副對聯，不但是對廣州田野考古開展60 周年的總結，同時也是對他自己鍾愛一生的考古事業最貼切的歸納。

不僅僅是考古事業，麥英豪先生在廣州文物博物事業上，同樣也是兢兢業業，全力以赴。

考古發掘後，緊接著必然是遺址與文物的保護工作。

作為一名廣州考古工作者和文物保護專家，麥英豪先生為廣州重要考古遺產的保護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在麥英豪先生的積極建議和努力推動下，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得以落成，成為廣州城市的文化新地標。

2003 年，廣州南漢二陵，即康陵、德陵（圖三），開始考古發掘，針對南漢二陵遺址的保護，麥英豪先生於2012 年向時任廣州市長陳建華提交了《關於南漢二陵保護的建議與構想》，該建議和構想最終獲陳建華市長批示同意。

如今，興建廣州南漢二陵博物館的宏偉藍圖已經付諸實施，並計劃在2018 年開館。

2003 年至2006 年廣州市進行了建國以來第四次文物普查，已年過七旬的麥英豪先生受邀參與普查工作並為領導小組成員，頂酷暑，冒嚴寒，跋山涉水，不顧年事已高，積極參與普查活動（圖四），此次文物普查活動取得了豐碩成果，最大限度地摸清和掌握了廣州境內文物現狀，為廣州文化建設提供了豐富、詳實的文物資源信息。

同時，麥英豪先生還有一個重要的身份——廣州博物館名譽館長。

作為永不退休的廣州博物館館長，他身體力行、不遺餘力地推動廣州博物館的發展和新館建設。

在新館選址、具體建設方案、常設陳列提綱和專題陳列提綱的編寫上，麥英豪先生都傾注了大量的心力（圖五）。

在博物館的日常工作中，麥英豪先生也總是熱忱地幫助行業內外同仁，為大家排難解困，傳道授業，並引以為人生莫大的欣慰和樂趣，得到行業內外的廣泛認可和欽佩。

麥英豪先生曾在2014 年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從1952 年進入廣州文管會考古組開始從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已經62 年，有成功的喜悅，也有挫折的苦澀，但我認為還是勤奮努力的，沒有枉度人生。

人要想過上安逸的日子也很容易，但那是螻蟻偷生，人活著的意義當然要高於螻蟻，就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如果過著無所事事的日子，沒意思。

在生活和工作中不要怕困難，不要怕吃虧，要沒事找事做，經常給自己出難題，挑戰自我，這樣才能不斷取得進步。

」麥英豪先生以這樣的信念在廣州考古、文博工作的崗位上，一干就是六十餘年，以其謙遜的處世態度和堅韌的敬業精神，取得了豐碩成果，做出了重大貢獻。

（廣州博物館肖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