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歷史專著的高中生釋疑：家裡無背景，深知年少成名的壓力

【編者按】近期，陝西西安中學為本校高三學生林嘉文的著作《憂樂為天下：范仲淹與慶曆新政》開了出版座談會，嘉賓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裕民教授、曹偉副院長、胡耀飛博士後，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賈連港博士等學者。

一時引來媒體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議論。

應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編輯之約，林嘉文獨家撰文披露他從對歷史感興趣到走上史學研究之路的心路歷程。

林嘉文

由百家講壇結緣史學

1998年5月，我出生在西安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我的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父親在一所法律院校工作，外公外婆都是中學的理科教師，外曾祖父教過中學的語文，勉強算得上是書香門第，但沒什麼大知識分子，更談不上家裡有人從事和歷史研究有關的工作。

上小學以前，我背過很多詩詞卡片，這可能是和我同輩的許多孩子都有過的記憶——那時候背這些東西完全是自願的。

每次家庭聚餐，家裡人都會讓我起來背誦幾首詩詞來表現所謂的早慧，在那樣的年紀里我自己也判斷不了這樣做對還是不對，只是從大人們的讚譽中感受到虛榮心的極大滿足——這已足以激勵我記誦更多的詩詞。

真正開啟我閱讀興趣並引導我走上讀史之路的是我的小學班主任錢瑞老師。

也可能是升學壓力小，我覺得當年我就讀的西安小學實行的是素質教育。

記得低年級的時候學校里總是開展背詩詞和文言的活動，我在這方面就很擅長，大概背了幾百篇吧。

不過那時候背的很多東西都是錯的，像《岳陽樓記》，背書時都要在「刻唐賢」和「今人詩賦於其上」中間斷開，這樣「今人」就成了主語，「詩賦」成了動詞，可「唐賢」本身顯然不能被刻到岳陽樓上去。

另外，學校每學期還組織我們去書店讀書買書，所以在低年級的時候，我也和多數人一樣是從讀注音的四大名著開始念書的。

我念小學這幾年，正是社會上讀史、講史之風高漲的時候，電視上每天都有很多學術明星。

一開始是我母親還有姥姥、姥爺很喜歡看《百家講壇》之類的節目，我也跟著看。

我父親並不喜歡歷史，他是政教系出身的，後來轉換到鄰近的法學領域，是因為厭煩政治的虛偽，他曾長期把歷史當作為現實背書的工具。

後來因為我孜孜於翻檢故紙堆，他才弄來一套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他常會在飯桌上談起他的閱讀心得，儘管後來我們交流漸少，但這種因讀史而生的父子情大抵是別的家庭難有的。

有一次學校組織匯報讀書的演講比賽，我便幾乎照著電視上的講課內容和說話方式表演了二十多分鐘，結果在班裡引來掌聲雷動，我當然很受鼓勵。

後來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來看電視節目。

記得那時《百家講壇》的播出時間是六點四十，我總是六點就起來收拾收拾，吃過早餐就看電視，直到七點二十節目播完。

現在我已很多年不看了，連電視都很少開，但很懷念那時單純、執著的勁頭。

堅持每天看《百家講壇》，給我帶來不少益處。

我感覺最重要的兩點，一是耳音灌得熟，主講人念文獻時抑揚頓挫，本身就訓練斷句，加上必要的解釋，所以我後來對文言幾乎無師自通；二來是熟悉職官，真正學歷史的人大概都能明白職官對史學研究有多重要。

小學時我特別愛展現自己。

全校的閱讀課由王琦老師一人承擔，我跟王老師關係特別好，所以經常翹本班的課，到各年級的讀書課上講演歷史方面的內容。

我忘了在念幾年級時跟錢老師帶的兩個師大的實習生關係特別好，拉著兩個姐姐輪著聽我給不同的年級講課。

我全然不懂學術規範，但那時已經開始看一些今人著作，也讀白話節選的《資治通鑑》《呂氏春秋》《三國志》等。

今年1月初，我作為幫助培訓選手的「智囊」陪同西安中學《中華好故事》團隊赴浙江參與節目錄製，遇到了錢文忠教授。

我其實2007年就見過他，那年我九歲，曾在省台廣播里做過一兩次讀書分享節目。

錢教授是電視上的「學術明星」，大概是那年11月或12月，他在西安簽售，我作為廣播台的小記者去採訪，他在會上和我握手的合影還見於次日西安的本地報紙。

八年過去，錢教授當然記不得我是誰了，我也沒好意思提及往事，當我重新向他介紹自己——林嘉文，高二學生，學術興趣在西夏學和宋史，私淑李範文先生——並呈上我的《當道家統治中國》時，我突然為時光流轉而心生感慨。

回家後我翻出當年的合影和簽名書，望著扉頁上錢老師簽寫的已失效的雅虎郵箱，憶起當年還自學過幾句蹩腳的梵文，不禁為過去天真的自己感到想笑。

不管那股風潮到底有沒有把真正嚴肅的史學變成時尚，不論學界對當年的學術明星怎樣評價，我自己確實是那股風潮的受益者。

採訪錢文忠先生

確立學術研究的方向

如今想來，我仔細閱讀過的第一本和我現在的學術興趣相關的學術著作應該是李錫厚和白濱兩位先生合著的《遼金西夏史》，那應該是在小學高年級。

當初買這本書應該是很隨意的，就是純粹看書名，沒意識到它是枯燥的斷代史。

我對民族史的興趣完全來自於小時候的叛逆，那時候覺得，憑什麼漢族政權打少數民族政權就是「開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而少數民族政權打漢人政權就是「侵略」？加上那時看到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里對秦檜、岳飛的評價，覺得很有道理，於是關心起民族史來。

大概就是在六年級、初一這段時間，我買了好幾本林幹先生的書來讀，如《東胡史》、《匈奴史》、《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通論》等，一下對北方民族史有了一套基本的知識底子。

小學畢業後我曾到雲南旅遊，走覽崇聖寺等地，很喜歡西南的風光，回去後就買了谷躍娟教授的《南詔史概要》，那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從那裡面知道了尤中先生，進而了解到方國瑜先生及其弟子林超民先生，本想找他們的著作來讀，但方先生的書不好買，加上少年人的興頭總是一陣一陣的，遂作罷。

過了一年，雖然買下了《尤中文集》，卻沒怎麼細讀。

李先生和白先生合作的《遼金西夏史》對遼、夏、金的語言文字只作了極為粗淺的介紹，可能是那時給這些民族古文字排版不易，正文里連例字都沒有。

恰好插頁上有西夏文佛經的圖片，那種整齊排列的感覺令我覺得太驚艷了。

所以初一時我給班裡的同學講遼、夏、金的歷史，大概是說宋遼、宋夏的交往基本平等，那時我還沒看過陶晉生先生的書，但和陶先生文章的意思有相合之處。

那次我就專門抄了李、白二先生書前照片上的那些西夏文給同學們看，回家後就有點少年人賭氣的心理，打算正式開始認真學西夏文。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才覺得自己以後的學術方向會是西夏學，之前都是對整個中國古代民族史泛泛閱讀。

在這前後我讀了吳天墀先生的《西夏史稿》、李蔚先生的《簡明西夏史》、周偉洲先生的《早期党項史研究》、孫伯君先生編的《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等書，對西夏歷史和西夏學有了基本的了解，特別是當時覺得這是一門絕學，想到自己以此為志業，內心隱隱有一種自豪感。

白濱先生寫過一本半回憶性質的隨筆叫《尋找被遺忘的王朝》，裡面提到了一些中國西夏學發展的往事，那本書對我也有影響，特別是在樹立堅持走西夏學研究這條路的志向方面。

另外，我通過白先生的著作了解到王明珂先生的《羌在漢藏之間》，這本書對我影響極大，啟發了我對「民族」形成的認識，破除了我對漢化論的迷信。

我後來對西夏族源和西夏文化的一些看法，就受到民族人類學領域一些建構主義學說的啟發，覺得西夏文化也是具有建構性的，党項本身出身廣義的羌，在元昊時期通過一系列統一文化的對內措施以及與宋作戰的外向途徑建構了轄域內民族對「党項族」這一概念共同的文化和心理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建構了所謂的「党項族」。

西夏雖然沒有明顯的內亞性，但也絕不該如過去那樣被片面地視作漢化王朝，而應該看到它內部多重的治理秩序和文化秩序，中晚唐時期的党項也並非全都保持傾向中原的立場，相反，從唐中葉直到後來西夏立國，對吐蕃諸部控制地區的文化甚至政權的認同始終或大或小地影響著党項諸部。

這完全是跳脫出傳統視野的認識。

近年來的西夏學研究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重文獻輕歷史，這固然是一種很有學術眼光的選擇，畢竟西夏學比遼金史研究在出土的民族文字文獻和漢文文獻的擁有量上有多得多的優勢，西夏學主要依靠對西夏文文獻和黑城漢文社會文書的研究來支撐這個學科的獨立性和價值，但是從目前的幾部西夏斷代通史的情況看，問題意識仍有值得完善之處。

中學時我讀桑原騭藏、和田清等日本前輩的論著以及劉浦江教授那幾篇研究契丹父子連名制、「青牛白馬」說的文章，包括後來看到羅新教授關於北朝傳統的一些說法，都覺得他們的民族史研究有一種史論建構的意識，而西夏民族文化的建構主義特性及多元性又很鮮明，但以往的研究只滿足於平面化的描述，這讓我覺得自己可以有補充前人的地方，當然西夏史在史料方面數量少、類型相對集中的特點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不過這幾年已有一些從法律、器物或風俗層面考究西夏制度的遼金淵源的文章，其實還可以關注一下西夏在世俗層面上受吐蕃的影響。

剛開始自學西夏文的時候，我還不太懂得注意西夏文書寫規範的問題，更別提見識景永時先生開發的西夏文字處理系統以及韓小忙先生的正字研究了。

那時我只知以《掌中珠》為入門之鑰，所以買了李範文先生的《夏漢字典》和《宋代西北方音》，照著《宋代西北方音》後面的整理手抄本《掌中珠》學西夏文。

現在看來，拿《夏漢字典》《文海》入門，再結合對佛經對譯以及電腦錄入西夏文文獻的練習，學習效果可能更好，而且一定要多欣賞西夏文文獻原件，感受西夏文的字形之美。

由於那時沒有比較系統的西夏文學習教材，我對西夏文語法了解不多，手頭也不像現在有很多西夏文文獻的電子照片。

因條件所限，我能搜集到的對譯材料也不多，不方便自我練習翻譯，而且我對西夏文佛經的興趣不大，所以自然地聯想到去兼及宋史方面的研究。

小學時讀過虞雲國先生的《細說宋朝》，但後來在念中學時能在宋史這方面有較大長進，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我在網絡上的學習。

西夏文

微博上有很多史學界的前輩，他們常常談到學問，碰巧有好幾位都是唐宋史方向的，所以我也搜讀他們的著作，有時他們曬自己買的書，我也會按圖索驥，這樣初中時就讀到余英時、王曾瑜、王水照、田浩、鄧小南、柳立言、黃寬重、劉靜貞、平田茂樹、包偉民等學者的著作，當然像張蔭麟、陳寅恪、蒙文通、鄧廣銘、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谷川道雄、漆俠等前輩名家的書也讀了不少，了解了諸如政治過程論、唐宋變革論、新清史、新文化史等史學方面的理論、話題，對韋伯、薩義德、王銘銘等人的一些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的著作也有所涉獵。

其中劉子健先生的《中國轉向內在》、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和鄧小南先生的《祖宗之法》對我影響較大，在寫《救斯文之薄》時之所以會選擇把慶曆時的新政和黨議放在整個北宋新儒學運動的背景中去考察，就是受這種把政治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的影響，並關心政治文化。

鄧廣銘先生有篇《略論宋學》，我印象很深，這篇文章好像也是初中時讀到的，它一開篇就說理學是可以說成是新儒學的，但新儒家還有一些人物不是理學家，這些人的學術在北宋屬於宋學。

這一下打開了我的視野，所以後來寫書時我才想到從新儒家的身份立場去理解范仲淹、歐陽修這些人的一些行為主張。

不過現在看來，最先被政治文化史的論著吸引對當時只是初學的我來說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我沒有像李裕民先生那樣專攻過文獻和考據，而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有點「飄」。

現在看起來我當年最該先從制度史上手，可惜這些東西都是後來才惡補的。

另外，劉子健先生的著作為我審視「唐宋變革」論提供了新思路，不過後來我直接變得質疑作為史學表述的任何「變革論」本身的成立了，談「變革」太多，其實最後都泛化了，這點我在《救斯文之薄》的序言裡提過。

另外我在自序里半開玩笑地說以後說不定會有人研究現代學者對宋代士人生態的想像，其實是受了初中時在往復論壇上讀的吳錚強教授對《朱熹的歷史世界》和《祖宗之法》的書評的啟發，他把《朱熹的歷史世界》當作一個學術文本，從史學語境出發來評析。

所以後來我在書稿中論及宋代士大夫政治時，才會對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抱有一種審慎的意識。

念初中時，我還經常在微博上看時賢曬他們參加什麼會議，也會留心這些會議的議題和參會的嘉賓，甚至留心他們偶爾在網上閒聊的學林趣談，連掌故和牢騷話都能被我從中榨出有關學術和學界的信息。

慢慢地，我也變得經常參與討論，像今年我參與討論「新清史」，就被《東方早報》轉載；過去應編輯之邀寫過一兩篇小書評，還曾引得幾位老師的批評指教。

後來發現他們大多更重視讀一手文獻，這才啟發我在史學研究上上了道。

我粗略地自學了文獻學、目錄學以及學術規範的知識，開始大量閱讀關於宋史的一手文獻，有時剛回家身上發懶不想換衣服，倚在牆上就能抽出本筆記史料看上一兩則文獻記載，像《涑水記聞》《湘山野錄》《墨莊漫錄》等書，有部分內容就是這麼讀的。

我不做卡片，但讀書時喜歡折角，有時折角的地方過一陣就忘了要點在哪裡，一開始還有點懊惱，後來也就洒脫地適應了我的「忘性」，大不了就把那段史料再看一遍。

平日多在書架前「巡閱」，僅僅是望望書名便也能勾連起些有用的回憶和聯想。

我出版的兩本著作都引證了不少參考書，但這並不意味每本參考書我都從頭到尾認真讀過。

我藏書不算少，但我根本答不上來自己一年的讀書量，因為我覺得自己平常寫作更多是在「用書」，往往只精讀有用的章節，然後會用到很大量的書籍。

好在我父母捨得花錢讓我恣意買書，特別是我後來有了一定水平，在選書上變得講究之後，他們幾乎從不給我設限，只要我想買書，他們都會答應，大大滿足了我購置史料文獻的需要，最後弄得家裡但凡有個角落我都要用紙箱在那裡壘上藏書。

書房一角

坦白即克服

從小到大，只要在應試體制下的成績不出太大問題，父母一向全力支持我的興趣，無論是購置很貴的大部頭古籍，還是送我參與活動，他們都沒有意見。

我家住西安北郊，經常要跨大半個城市去陝師大長安校區查資料或者聽報告，父母對此從來都不打絆子地配合。

學校對我也比較寬鬆，有時我跟老師講自己趕稿緊張，偶爾請上半天假，班主任也就批了。

高一時的歷史老師劉雅雯與我亦師亦友，甚至友的關係更重一點，以致我從不叫她「老師」。

我是她師範本科畢業後帶的第一屆學生，劉雅雯很保守，但同時單純且理想主義，這時常讓偶感疲於世俗交際的我感到慚愧。

高二、高三的歷史老師劉文芳被我叫作「劉姐姐」，其實她快五十了，我從不會故意發難於學校的老師，但「劉姐姐」偶爾打趣說自己講課很怕被「林老師」挑錯。

我的學術訓練完全是在中學教育以外自成的一套，然而父母、師友、學校給予我的寬容還是起了些作用的。

一般人都認為我對歷史有濃厚興趣，過去我自己也認同這樣的看法，但後來一度懷疑自己，就是我突然不清楚什麼樣的感受叫真正喜歡歷史，進而懷疑自己的選擇。

對學術體制和學界生態有所了解之後，我不知道我該不該動搖自己的選擇。

那段時間我雖然堅持學習，但跟別人說起這個學科，總有點菲薄之意，以致文理分科的時候，同學如果問我選哪科，我都跟他們講選理科好，當他們反問我為什麼選文科時，我就說自己在這方面有了一點積累，不想重頭再來。

後來自己想明白，即使弄不清是不是喜愛史學，幾年來我也把它當作一份熟悉的工作習慣下來了，因為當初與史學結緣本就不是為了獵奇，而是潛移默化自然而然的。

我現在很滿意自己這種把史學研究當日常工作去習慣的狀態，很多人看起來狂熱地熱愛歷史，這樣的人若是孩子，那他可能只是熱愛故事；要是稍微大一點的人，那他可能喜歡的只是他想像中的學問和學界。

總之，真實的學術生活十有八九會讓他們尷尬，而我有顆平常心，可以處之坦然。

另外，我也不用像一些學歷史的人遮遮掩掩、底氣不足還得對別人吹捧自己的志業有用，那樣子有點窩囊。

史學就是純粹的，它那點現實功用比不過專精的各門社會科學，坦白史學的無用，那才是真正克服了心中的不自信。

這番思想開悟幾乎和我撰寫兩本著作同時。

上高中前撰寫的《文景之治》純粹是閒讀史漢的意外之筆，後來更名為《當道家統治中國》出版——那個關於道家的賣點是出版方提煉的。

我在學術興趣上沒有過大的轉向，第一本書之所以會是秦漢史方向，一是因為此前積累了一些讀書時寫下的散漫的小隨筆；二是覺得對自己的專業方向應該認真嚴謹一些，過早出書可能會被人們覺得功利毛躁。

我那時根本談不上什麼學術積累，小學畢業後讀韓兆琦注本的《史記》，覺得楚國的政治文化及整個戰國時代的歷史特徵對秦漢之際的歷史發展有影響，認為劉邦滅楚算是帝製取代戰國貴族政治的「二次革命」。

後來為寫歷史隨筆去看田餘慶先生的《說張楚》，這才發現自己少時淺薄的想法，竟也與學術大家的名篇有少許的偶合之處。

2014年6月，《當道家統治中國》出版，我提出拒絕配合出版方和學校的任何宣傳，並要求隱瞞年齡、不要炒作。

其實《憂樂為天下》出版後的輿論反應，完全合乎我高一出《當道家統治中國》時的擔憂，從初中起就熟悉網絡輿情的我太容易想到如今的社會上很多人不太歡迎別人的年少成名，大家對年少有才華的人並不看好，會順理應當地認為其中有作假，或者想當然地料定別人會「傷仲永」。

我那時已未卜先知地畏懼媒體的壓力以及被捧殺的可能了，所以實在不願讓自己白白成為這些輿論泡沫下的犧牲品，不想自己寧靜的讀書生活被打擾。

更何況，《當道家統治中國》是我自己都覺得有不少遺憾的通俗隨筆，所以更不願炒作了。

我為我當時自私的選擇而對讀客公司和西安中學都感到抱歉，以致出第二本書時我沒再好意思推脫出版座談會。

受到對自我價值的困惑，加上高中學業的負擔，還有我一向糟糕的身體狀況，去年夏天我為《當道家統治中國》的出版絲毫高興不起來。

去年暑假集中撰寫、修改《救斯文之薄》時，身心壓抑感極強。

之所以在寫完《文景之治》後又有寫《救斯文之薄》的願望，是發現自己能出書以後，為自己沒能以學術書的形式展現自己在宋史和西夏學方面的學術能力而遺憾。

由於不是自費出版，後來在注釋和緒論（即出版稿的附錄1）上不得不作出妥協。

快年底的時候交了「齊清定」稿，今年1月又為《中華好故事》的事去杭州，看著我們學校三個選手在錄製現場的志得意滿，並最終贏得冠軍，我真為那股少年英氣感到高興。

但是另一方面，從他們身上我好像看到了我的過去，我也曾在年少輕狂的時光里貪戀過這種張揚外向而為我換得的諸多溢美，曾陶醉於在別人面前滔滔不絕、縱論古今，可是自打上了初中，我漸漸沉默，變得難以因別人的誇獎而獲得欣悅的感覺，甚至會為自己出了書而感到焦慮，害怕曝光。

隨著知識的積累，我反而越發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我無法偽飾自己，在被謬讚時感受不到心安理得。

那段日子裡灰心的樣子看似高傲，其實本質上是一種偏向於消極、壓抑的冷靜，一如蘇舜欽的詩，「青雲失路初心遠，白雪盈簪壯志閒」，看似有淡然的豁達，背後何嘗沒有失望與苦悶。

但就在我在杭州那幾天，我看著三個幾乎與我差不多同齡的學生的興奮、狂喜，不禁暢想起他們的未來，他們會不會重蹈我的心路？我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審視自己往昔的經歷，突然明白應該怎樣正視過去的這些感受。

在《救斯文之薄》基本完稿後，我即抓住高二緊張的空閒時間計劃起為自己補充新的知識，在李範文先生的一再叮囑下，我開始自學音韻學。

又受好友王榮飛兄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李裕民先生也有這樣的建議，我亦開始旁及一些藏學的知識，以今日為明日的起點。

雖然自己不是羅福萇那樣的天才，但前輩學人也有不少都是很早起步的，我無非是沒有依從現代社會裡很多人的觀念，並未以年齡和身份限制自己學術進步及社會交往的可能，可誰又能說那個熬過中小學12年教育才能觸碰學問的教條規則一定對呢？

與李範文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