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史學大家徐中舒先生為該書撰寫的序言可知，《西夏史稿》能在科學的春天剛剛到來就付梓問世，並非一時倉促草就，而是作者經歷二十多年的積澱、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長期積累資料、認真伏案寫作的成果。

隨後著名史學家蔡美彪先生撰寫書評，褒揚此書的成就，特別對該書的注釋大加稱讚，認為其中一部分是對正文的具體補充，另一部分是著者對史料和史事的考訂，一個注釋幾乎相當於一篇考據文，認為作者「考訂周詳而不流於煩瑣，敘事簡明而不流於空疏」。

北京大學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教授對吳天墀的名字也很陌生，但他看了《西夏史稿》後便致函素不相識的吳先生，認為這部著作是「近年來國內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不止是填補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歷史科學研究領域中增添了異彩」。

直至現在，《西夏史稿》仍然是了解、研究西夏王朝歷史必讀的基礎著作，是西夏史的著名品牌。

對於《西夏史稿》的成就和特點，徐先生在序中已經有所概括：

一是民族平等的原則特別受到重視；

二是在資料稀少的情況下，研究西夏歷史的難點，採擇史料，利用成說，判定審慎；

三是既照顧到普通閱覽的需要，可作為入門書籍，又提供大量充分的線索，成為進一步研究西夏史的階梯。

並稱讚「這樣一部文筆通暢，組織嚴密的新著，給荒蕪寂寥的西夏史園地帶來了春天的氣息」。

我非常贊同徐先生的精闢結論。

作為後學，我學習《西夏史稿》受益良多，不僅拓寬了西夏歷史知識，加深了對西夏王朝的總體認識，還體會到研究歷史、考據資料的科學方法。

我感到吳先生撰寫《西夏史稿》有三個鮮明特點：

一曰充實。

中國有後朝纂修前代歷史的傳統，但元朝作為宋、遼、夏、金朝的後朝，卻僅修了《宋史》、《遼史》、《金史》，而未修夏國史，這就使很多西夏歷史資料未能通過「正史」保留下來。

蒙古軍隊武力滅亡西夏時，西夏文物典籍遭到巨大破壞，碩果僅存的西夏資料也逐漸被深埋在歷史塵埃之中。

後世只能通過宋代的史書以及元代編修的《宋史》、《遼史》、《金史》中西夏傳的粗疏記載，了解西夏的史實。

西夏史料與已修正史的朝代相比少得可憐。

吳先生以個人之力，搜檢遺存，用很大的篇幅，系統地構架西夏歷史，使人們通過此書了解一個有骨有肉的西夏王朝，這在當時西夏史研究領域中堪稱首屈一指。

即便在30年後的今天，這部著作仍然是難以逾越的里程碑。

著作的充實全賴於資料的紮實。

吳先生不畏艱難，不避繁瑣，在前人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廣泛披覽文獻，篩選出大量重要資料。

全書僅注釋就有280條，約近9萬字，絕大部分是文獻的徵引，可見其資料之豐厚，用功之勤勉。

二曰真實。

歷史研究的任務是再現真實的歷史，因此要求資料翔實，考證精審，結論可信。

然而歷史已經遠去，再現或接近歷史真實談何容易，需要在各種資料中披沙揀金，去偽存真，這往往需要十年磨劍的求實精神。

從吳先生引用材料可以看出，他為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儘可能多地使用與西夏同時代的文獻，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東都事略》、《夢溪筆談》等。

若有牴牾則儘量將各種資料核對比勘，考證異同，陳述己見。

吳先生不迴避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對學界有不同見解的重要問題做重點研究，將不同的認識化為學術的深入討論，多在注釋中反覆論證，以求真知灼見。

如他對西夏統治者族屬的研討中列舉出大量例證，給人留下了求真務實的深刻印象。

三曰平實。

做學問要求踏踏實實，切忌輕率浮躁。

歷史研究面對紛繁複雜、眾說紛紜的歷史資料，更需要認真梳理，論述得體。

看吳先生的書，如船行靜水，平穩安詳。

先生論述自己的新見解時，以一條一條材料說話，引經據典，娓娓道來，毫無強加之意，使人願意順其敘述思考。

若遇重要爭議問題時，先生也能如實擺明各種觀點，充實新的資料，平鋪直敘，擇善而從，毫無武斷之嫌。

《西夏史稿》全書共分四章：一、西夏王國的形成，二、與北宋、遼鼎立的前期西夏王國，三、與金、南宋鼎立的後期西夏王國，四、西夏的社會形態。

每章又分為若干節。

全書的結構簡明清晰，一目了然，也顯得平實嚴謹。

總之，《西夏史稿》是一部既有很高學術水平，又比較容易閱讀的優秀歷史著作。

它滋養了兩代學人，至今仍保存著學術魅力。

這部專著於１９８４年及１９９７年分別獲得四川省政府及國家教委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並經國家教委定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本文摘自《西夏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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