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壇的一位曠世奇才童書業

今年是童書業先生冥辰五十周年，恭讀童教英女士編寫的《童書業傳》（修訂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下文簡稱《童傳》）和先生的著述，將閱讀時所做的筆記整理成文，一如炷香祭奠，謹表我對前輩學者的緬懷和敬慕之情。

說童書業先生是史學界的曠世奇才，讀者首先想到他那「奇特」的超強的記憶力。

據《童傳》的記載：史念海先生在北平禹貢學會時，曾與童先生一同赴張國淦家宴，席中張氏偶然問起《尚書》中某幾個字，童先生馬上說出，該書中共有若干，接著又舉出某篇有幾個，在哪一句中，說得完全正確，舉座皆驚。

山東大學的韓連琪先生曾是童先生的同事，聞說童先生有超強記憶力，不敢十分相信。

一日，他與童先生打賭，取來十三經，任翻一篇，讀一句，童先生果真能接著一字不差地背出下文。

20世紀60年代，徐鴻修先生畢業留校，單位安排他當童先生的科研助手，徐先生對先生的超強記憶力也是半信半疑——尤其是此時童先生已年過半百，還能有這樣的記憶力嗎？一次，他便借請教為名，試探童先生的記憶力。

他拿著古書，指說《禹貢》，童先生就背出《禹貢》；指說《泰誓》，童先生就背出《泰誓》。

工作時，有時要查字典，翻開《辭海》部首索引，只要念到某部，童先生就能馬上說出該部首的頁碼。

或說《尚書》十三經等古書，老一輩的史學家都是幼時背誦熟讀過的，成年之後仍能記憶，或終身能背誦如流，雖也稱奇，然也偶有所聞。

然對於新出的書籍，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蘇聯共產黨黨史》等，童先生只要看過一遍，便能大段大段地背誦，這就不是一般靠熟讀背誦的功夫而獲得的記憶了。

當時，山東大學華崗校長很賞識童先生超強的記憶力，曾請童先生在山東大學醫學院傳達他的政治報告，童先生居然能幾乎一字不漏地複述。

這種超強的、甚至有點神奇的記憶力，除了歸因於天賦，別無解釋！

童書業先生

童先生的超強記憶力，不可誤解為超強的複述能力，否則，只能比肩於計算機了。

童先生的「奇特」還在於他有超強的洞察力，那就是劉知幾所說的「史家三長」的「史識」了。

梁啓超說「史識」是史學家的一種「讀書得間」的觀察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唯有此觀察力，方能讀出史料中字裡行間的真含義，找出隱含於文字背後的真史實。

比如，關於春秋末年吳越國都的所在，傳統的說法是吳都蘇州，越都紹興，一南一北縱向相對。

但童先生在讀史料時，見《吳語》中記載伍子胥自殺時云：「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

」又見《史記》載子貢為魯說吳王云：「臣請東見越王」。

他便起了疑問：「若當時吳都蘇州，越都紹興，則吳在越之正北，自吳至越，安得雲『東』？」又讀《吳語》記越王勾踐襲吳之役，有「沂淮以絕吳路」「沂江以襲吳」等語，水行自下逆上謂之「沂」，「淮」是淮水，「江」是長江，要「沂淮」「沂江」，則當時吳都已在江北了。

又讀《吳越春秋》云：「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眾，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

」「三江」即北江（今長江下游本干）、中江（即溧水）和南江（即吳淞江）的合稱，稱「濟三江」，那越之伐吳須越過「三江」，可見春秋末期吳都已在江北了。

復讀《左傳》等史料記吳、楚交兵，其地似多在淮水流域；若按舊說楚都江陵、吳都蘇州，則就地形而論，兩國當沿長江而戰，不當循淮水而爭。

於是，他寫成《春秋末吳越國都辨疑》一文，提出春秋末期吳曾徙都江北的邗城（今揚州附近），越在太湖流域。

這個推斷，全由對「懸目」「沂江」等片言隻語的細讀中洞察悟入。

《吳語》《左傳》《史記》等，都是普通的史籍、常用的史料，但童先生憑藉他超強的洞察力，悟出新問題、揭示新史實，這就達到了嚴耕望先生所稱頌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的治學境界了（《治史三書》）。

童先生的「奇特」，還在於他的研究領域極廣，卻能在每一個領域裡都有不同凡響的創穫。

他當顧頡剛先生的學術助理，不只是收集、整理史料，每每能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或創見，提供給顧先生參考。

顧先生一向有不據後學發明為已有之美德，凡是童先生的研究心得而采入他著述的，都一一註明。

童先生研究的領域涉及古史、古籍考辯、古代歷史地理、古代經濟史、古代瓷器史、先秦思想史、歷史理論、中國美術史以及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等領域，對宋史、明史也有涉歷。

而每一個論域，他都能新見迭出、深詣創穫，達到一流的學術水準。

他參與且「痴迷」於疑古辨偽的研究，提出古史傳說的「分化說」為「層累說」做通貫補充，又主持編輯「對十餘年來古史辨活動的總結性」的《古史辨》第七冊。

他對歷史地理的研究也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撰有《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等論著論文近三十萬字，主編《禹貢》半月刊的《古代地理專號》。

他撰寫的《春秋史》於1946年初版，四十多年後李學勤先生撰述「先秦史」的研究狀況時仍說：「就專著而言，迄今還沒有代替建國以前出版的童書業《春秋史》這一部書。

」他的《春秋左傳考證》，方世銘先生說它是「結合清代的考據資料與現代的歷史唯物主義，用能自創新格成此偉著，超軼前人，為二十世紀的一部名著。

」在中國繪畫史方面，童先生也有八十餘萬字的著述，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個研究領域。

童先生是歷史學家兼繪畫行家，又能博涉文物考古，故他在畫史領域，做出了不同於單純畫史研究的新貢獻。

他的《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偽》《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新考》等文，創「中國山水畫南北分派說」，「將畫史上之一大疑案作一徹底之解決」，他所創的山水畫「南北派」說，現已為學術界普遍採納。

顧頡剛與童書業夫婦

撰寫了那麼多著述，獲得了那麼多的成果，今人或會想像童先生一定有很好的讀書治學條件。

其實，除了幼年的歲月之外，童先生大約是民國年代生活最貧困、治學條件最差的學者之一。

二十一歲起，他先後在南京財政部總務司、印花稅司、當塗縣政府、象山漁業管理局、浙江圖書館屬印刷廠等充任課員、文牘和校對等，這雖是養家餬口所必須，而他的興趣卻在古書的考證上，此期間完成的《虞書疏證》《版本述》《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冊》《〈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二戴禮記輯於東漢考》等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著述，都是在業餘時間裡撰寫的。

一個普通的校對員能撰寫如此高水平的學術文章，最終引起顧先生的注意，隨即聘童先生至北平任他的學術助理。

這樣，大約有兩年的時間（自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童先生有較為安頓的生活，可以專心致志地做學問了。

「七七事變」之後，顧先生離京赴川，童先生只得啟程南歸。

歸途中，他花二個月的時間，將隨身帶著的資料寫成《中古繪畫史》。

其後，為躲避日寇的侵逼，跟隨逃難人群避居到樅陽，約半年之後，再返往大渡口（時童先生的眷屬都住在安徽大渡口竹石山莊），途中又被日軍拘於難民收容所，後經營救，由蕪湖轉南京再轉到上海。

1939年，他經呂思勉先生的介紹到光華大學任教，這樣，也略有二年的時間，他可以安頓且專心致力於學問。

然好景不長，二年後上海又淪為「孤島」，光華大學停辦，童先生再得輾轉奔波，自行謀生。

他先後在宜興張渚念劬中學和常州橫林的惠林中學任教，靠他低微的中學教師的工資，維持著五口之家的生計。

不久，抗戰勝利，童先生卻再度失業。

直到1946年，新任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聘請童先生為歷史部主任，童先生重返上海。

但那是米珠薪桂的年代，童家的生活頓時陷入了極度的困苦之中，為了養家餬口，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館的工作外，他又兼任了好幾份工作。

沉重的家庭負擔將他身體壓垮了，原本就神經衰弱的他，在這時發展到強迫觀念症。

他一邊受著疾病的折磨，一邊仍撰寫古史、古籍、歷史地理等方面的論文，還新開闢了瓷器史的研究。

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在自患強迫觀念症的狀態下，憑藉他頑強的自制力，又進入到精神病學、心理學的研究領域，居然一如他在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寫出一系列精神病學、心理學的著述。

民國年間大學教授的聘用，還是很看重學位文憑，尤其是「洋文憑」的。

今人津津樂道無學位、無文憑、無著述的陳寅恪先生被聘為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固然是由於陳先生的學問超一流，實在也離不開梁啓超的極力推薦。

而此種美事，也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

童先生在北平的時候，學術上早已嶄露頭角，可稱是碩果纍纍了。

他許多學術上的代表作，大都在北平時撰成的。

然而，他也是無學位、無文憑，更無負笈海外的留學經歷，憑藉這些成果，還是無法在北平的大學謀得正式的教職；只能住在顧家，當顧先生的學術助理，每月由顧先生從自己的工資中取出數十元做報酬。

靠著顧先生的幫助，靠著這數十元錢的工資，童先生可以餬口養家，更可以忘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學術研究。

此也可見，童先生所取得的這些學術成果，並非偶然，不是憑藉他「奇特」的才氣，其背後還有他的勤奮、認真和專心致志。

據徐連城先生的回憶，童先生在青島時，冬天的書房中總是生一個火爐，一邊可以用來取暖，一邊也可以在爐上燒水、煮稀飯等。

童先生在書房裡看書寫文章，有時爐上的水開了、稀飯溢了，他坐在書桌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如此勤奮、認真、心無旁騖、專心致志地傾心於學術研究，也足以稱奇了！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張耕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