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君子還是「廢帝」？北大教授出書解讀海昏侯劉賀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解讀海昏侯劉賀

光明網記者 李政葳

近年來，「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考古發現備受關注，墓主人劉賀的傳奇經歷以及墓中出土的精美文物，也成了業界和坊間熱議的焦點。

自2015年出版《製造漢武帝》論述漢武帝晚年「政治轉向」後，秦漢歷史研究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根據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近日又延續性地發布了新作《海昏侯劉賀》，並針對考古發現的大量隨葬財富、「海昏」釋義等，發表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劉賀其人——

是情趣高雅的正人君子？還是「行昏亂」的「廢帝」？

目前，《海昏侯劉賀》經三聯書店對外出版發行。

書中以文獻記載的劉賀生平為基礎，結合出土文物，將漢武帝晚年至漢宣帝時期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詳細解說；還通過分析劉賀的經歷與行事，揭示其個人的生活環境與性格特徵，認為劉賀的戲劇化人生，既是時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海昏侯」劉賀是漢武帝劉徹的孫輩，生活時代距離漢武帝不遠，更準確地說，是漢武帝晚年政治局面的延續。

「研究海昏侯劉賀的人生軌跡，要立足大的時代背景，去觀察他身上的各種政治角色——昌邑王、漢廢帝、庶人、海昏侯等，才不至於偏頗。

」辛德勇在新書發布會上這樣說。

對於海昏侯墓中出土文物，人們最直觀的印象或許就是財富和竹簡。

或許很多人生疑：這些財富從哪裡聚斂而來？西漢的海昏侯國是不是像墓葬中的財富所顯示的那樣富庶？「應該關注劉賀生活的地域環境。

」辛德勇分析說，劉賀曾生活在三個地區：昌邑國、首都長安以及海昏侯國所在的豫章地區，其財富來源問題正是與這些地域當時的經濟發展與交通狀況相關。

影視劇中的海昏侯劉賀（圖片來源於網絡）

另外，海昏侯墓還出土了許多的諸如所謂「孔子屏風」（實為「矩形銅鏡鏡背」），或《易經》《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簡牘（其中有些還有待認證，如《易經》），以及樂器、兩周銅器等。

於是，有業界人士便據此證明劉賀其人本屬循規蹈矩的正人君子，並且情趣高雅，愛好音樂、喜歡收藏，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修養，並企圖以此推翻《漢書》等傳世典籍有關劉賀「清狂不惠」「動作亡節」之類的記載。

「如此簡單地闡釋出土遺物，恐怕同樣嚴重脫離實際，這樣的研究方法並不可取。

」辛德勇舉例「出土的儒家竹簡」。

他說，儒家思想已成為當時皇家子弟教育的基本內容，劉賀的老師王式就有「以《詩》三百零五篇朝夕授王」的情況。

「由此可見，這些尋常的隨葬竹簡，並沒有提供什麼傳世文獻之外全新的信息。

」辛德勇說。

出土文物——

可顛覆文獻記載？或僅是豐富歷史細節！

青銅器、絲織品、黃金製品，以及上千枚具有文獻價值的竹簡，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令人眼花繚亂。

對此，辛德勇提出了兩個關鍵問題——「如何看待這些文物的價值？」「從它們身上能夠獲得怎樣的信息？」

海昏侯墓考古現場出土的大量黃金（圖片來源於網絡）

辛德勇認為，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進入傳世文獻記載比較清楚的時段之後，若是就重要的政治史進程、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重要人物的歷史活動和屬性等問題，考古的新發現大多會起到補充細節的作用，而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如果總是期望通過某項考古發現來顛覆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往往只能淪為空想。

」

「但並不意味著文物沒有價值。

其價值在於補充了具體的實物，同時讓我們看到了早期文本的實際面貌。

」在辛德勇看來，考古發現可以豐富和印證歷史文獻的記載，歷史學的研究則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討文物背後的故事，這也就是所謂的「二重證據」研究方法。

對於傳世典籍與考古新發現（包括新出土文字史料在內）的關係，辛德勇表示，總的來說，類同主幹與枝葉，首先把握住主幹才能更好地梳理清楚枝葉。

「研究者不宜抱持對立的態度看待二者，更不宜顛倒主次關係。

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研究需要潛心積累，不要過多指望依賴某一新發現來陡然改寫什麼、顛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