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不可或缺的裝飾，神秘的獸面紋的文化魅力

獸面紋作為器物裝飾圖案，最早見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李學勤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與饕餮紋的演變》一文中，將浙江反山、瑤山等良渚文化考古發掘的玉琮、玉鉞上獸面的形象，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進行對比，從獸面的形態、獸角、獸眼、獸口等部位及輔助紋飾等8個方面展開分析，認為良渚玉器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繫。

不過李先生也客觀的認為：「良渚文化玉器與商代青銅器饕餮紋之間的關係，不儘是直線的，還有待於不斷的發現與研究。

」

獸面紋最早作為青銅器紋飾，可追溯到二里頭文化時期。

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3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中，有2件銅牌飾很明顯的呈現了獸面的特徵：一件獸面雙目圓睜，鼻與身脊相通，兩角長而上揚；另一件面部尖喙，兩角上延，捲曲似尾，眼睛呈梭形。

二里頭遺址銅牌飾上的獸面紋，為目前已知青銅器物中最早者，開創了商周青銅器獸面紋的先河。

另外，這些精美的青銅牌飾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表現出了上古先民熟練的鑲嵌技術，是十分難得的歷史文化藝術珍品。

獸面紋的演變經歷了由簡到繁再回歸到簡的發展過程。

商代早期（二里崗文化時期），獸面紋的主要表現形態以獸目為中心，以粗陽線為表現形式，簡略抽象，繼而以粗獷的線條展現；殷墟二期以降，獸面紋作為青銅器最主要的紋飾之一，發展繁榮，形態多樣，作為商代青銅器之美的核心和表征，主要的表現形式為「三層花」（即雷紋作為地紋、獸面紋作為主體紋飾、主體紋飾上有陰線勾勒的細節紋飾），這種形式一直持續至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獸面紋基本繼承了商代晚期的傳統和風格，但也出現了新的特徵，主要表現在繁縟纖巧中追求樸實無華，在簡化趨向中力求創新。

西周中期以來，獸面紋日趨式微衰落，青銅器的主體紋飾逐漸由變形動物紋、幾何紋等紋飾占據，如竊曲紋、重環紋、波帶紋、垂鱗紋等。

東周時期，在周文化濃厚的地區，某些級別較高的青銅器上仍有獸面紋的蹤跡。

獸面紋爵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高17.9厘米，長14.3厘米，二里崗上層時期。

腹部正面飾獸面紋，由粗線條的雲紋構成，淺浮雕狀，圓角長方形目，口部作雲紋內卷，額鼻為寬條狀，中間起脊，T形內卷角，尾部分歧狀如魚尾，鋬側腹部飾省略獸面紋，無首，軀幹、尾部形同前者。

獸面紋帶飾上下各鑲一周聯珠紋。

這種T形內卷角獸面紋飾最早出現於二里崗下層時期，流行於商代二里崗上層時期。

較早的形態以陽線裝飾，成熟形態則是以本器為代表的粗獷類型。

大禾方鼎

1959年湖南省寧鄉縣黃材鎮寨子山出土，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通高38.5厘米，口長29.8厘米，口寬23.7厘米，重12.85公斤，商代晚期。

腹部四壁飾浮雕人面，五官畢具，刻畫清晰，嘴寬大，唇突起，高顴骨，耳肥大，表情嚴肅，腮兩側有獸足利爪，耳部上有曲折角。

孫作雲先生認為此人面紋實際是饕餮紋的演變，稱其為「人面饕餮紋」。

常見的饕餮紋以獸首為中心，即「獸面饕餮紋」，也就是本文的主題——「獸面紋」，但此鼎紋飾非獸面，而是人面造型，十分罕見，可視為獸面紋的一種變體，在目前出土的青銅器中以人面作為主體裝飾的方鼎僅此一件。

父己尊

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通高27.2厘米，口徑20.6厘米，西周早期。

腹部前後各飾省身式大獸面紋，上有陰線勾勒，紋飾粗獷。

獸面口含獠牙，角似眉形；獸面紋兩側各飾一對「垂冠」長頸鳥紋。

從結構上說，這類獸面紋與利簋方座上所飾的獸面紋是相同的，只不過獸面搭配的是鳥紋，而非夔紋、龍紋。

獸面紋與鳥紋組成的一個單元紋飾，這種搭配組合在商周時期青銅上屢見不鮮，例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省史桓尊腹部也是獸面紋兩側配鳥紋。

淳化大鼎

1979年陝西淳化縣石橋鄉史家塬村出土，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高122厘米，口徑83厘米，重226公斤，西周早期。

鼎口沿下飾由兩條夔龍的頭部中間夾一條扉棱構成的獸面紋，鉞形角，圓目突起，張口卷唇。

兩側軀幹作波浪狀曲體，脊背拱起，尾部上卷，下接足、爪，爪部特別誇張，作舞爪狀，富有動感。

這類獸面紋流行於西周早期，亦見於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夨令方彝和作冊大方鼎上。

利簋

1976年陝西臨潼零口出土，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通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

西周早期。

利簋所飾的獸面紋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腹部所飾的獸面紋，大內卷角，首、身、腿、爪俱全，身軀與獸面未分離，軀幹較寬，尾部下卷，附有羽翅，極具視覺震撼力；第二種是方座四面所飾的獸面紋，屬於有首無身的簡省類，獸面部分與腹部的獸面形肖，無身軀部分，獸面兩側配相對的顧龍紋，雙唇向上翻卷，瓶形角，頭頂附列刀狀歧羽，軀幹與尾部也有小歧羽，造型獨特。

腹部與方座儘管獸面紋主體部分相似，但次要部分裝飾又不雷同，視覺審美講究協調性。

獸面紋角

1901年陝西省寶雞戴家灣出土，現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通高19.8厘米，商代晚期。

該角腹部所飾獸面紋，可歸於陳公柔、張長壽先生總結的分解獸面紋Ⅳ型3式——全分解連體獸面紋，這一類型的獸面紋主要流行於殷墟二期以後，西周時期發現較少。

本器紋飾中的獸面與身軀極其減省抽象，皆用突起的細陽線為表現手法，比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