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新史》：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

所謂「新史」一指資料新，二指觀點新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的漢學家芮樂偉·韓森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她的作品《絲綢之路新史》出版前，她的學生勸她最好不用「新史」這個書名，因為有自誇的嫌疑，可她最後還是沒聽規勸。

對她而言，所謂的「新」一是材料新，她引用了中英法德日俄六種語言的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二是結論新。

她幾乎把歷史上約定俗成的有關「絲綢之路」的概念統統推翻，重新架構還原刷新了一遍。

作者的底氣來自考古出土的各種文書和資料，有的來自古墓、廢棄的驛站、佛堂、民宅，有的是從垃圾堆里揀來的，還有的是從做壽衣和鞋的裡面拼湊出來。

這些分別寫在木頭、絲帛、皮革或其它材料上的文書可以告訴讀者，當年這些貨品是從哪裡來、誰帶來的，多少錢，賣給了誰？

打開這些資料就像打開了一張張歷史帳本，各種細節撲面而來，這些瑣碎卻細節無數的文書讓韓森找到了寫絲綢之路新史的角度和出發點，也讓她據事實材料得出了新的結論。

她自認為這本絲路新史是一本有血有肉，寫在廢紙上的故事。

在我看來，這本書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把我們腦子裡以前有絲路的概念接二連三推翻，最終引發的是對絲路歷史概念的重新還原和整體刷新。

絲綢之路是標識明確、鋪設完好？NO！

自從1877年德國李希霍芬男爵在地圖上使用「絲綢之路」這個名稱起，這條陸路貿易就有了約定的名稱，人們也據此附會了各種各樣的想像。

這條路從唐代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到達新疆，經南線或北線在喀什匯合，一條南下前往印度，另一條橫穿歐亞大陸最終抵達羅馬。

在李希霍芬的地圖中，絲綢之路標識明確、鋪設完好，一路暢通。

但《絲綢之路新史》作者卻告訴我們，100年來的考古發掘從來沒有發現過一條有明確標識、橫跨歐亞的鋪好的路；事實上絲綢之路只是一條時斷時續，變動不停和無標識的小路，而且不止一條，而是網狀似的一片。

很多沙漠地帶「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只能以人和駱駝的枯骨為標記。

絲綢之路上做的是大生意？NO！

很多人以為絲綢之路上人流如織，生意人接踵而至，作者卻否認說：從已發現的資料和文書中從來沒有大宗商品，有些學者稱絲綢之路上的生意只不過是「不起眼」的小生意。

真實的情況是，從長安到羅馬的生意是靠相鄰綠洲和城市之間類似接鼓傳花性質的交易，一站一站往下傳，貿易只限於當地，且規模不大。

絲綢之路上的主體是商人？NO！

絲路上的交易的主體不是商人，而是軍隊。

作者介紹，在公元742年以前，大約有5000名唐朝士兵駐守西州，當地居民的稅收只夠支付軍事開銷的9%，中央政府每年要向西域軍事重鎮輸送90萬匹絹。

作者認為唐朝政府的軍晌以絹的形式向絲路綠洲的本土經濟注入了海量的資金，絲綢不是這條路上的主要商品，而是主要貨幣。

民間更多的是物物交換，只不過棉布代替絲綢成了通貨。

絲路貿易很大程度上是唐朝政府支出的副產品。

絲綢之路上的商人為數不多，且被嚴密監視，地方官員給他們頒發類似通行證的「過所」，就像《西遊記》中唐僧每到一個國家都要換的「通關文牒」一樣。

商隊中的所有人畜都要列出，並按順序規定他們能去的地方。

官方使團才是絲路上的主力軍，只有官方使節團才能一路享受種種特殊待遇，和官方使團結伴而行無疑是最佳選擇。

這條路上同樣行走的還有傳教士、佛教徒、難民、畫師、工匠、劫匪和逃犯。

中國與羅馬有直接貿易往來？NO！

沒有任何文獻記載，羅馬帝國時代中國與羅馬有直接的貿易往來。

也就是說沒有長途大宗貿易，有的只是當地居民之間和相鄰居民之間的小交易。

真實的情況是，從長安到羅馬的生意是靠相鄰綠洲和城市之間類似接鼓傳花性質的交易，一站一站往下傳，貿易只限於當地，且規模不大。

有學者檢查了7-13世紀1000件絲綢樣品，發現只有一件來自中國，作者推測在羅馬上流社會風行的昂貴的中國絲綢，極有可能只是土耳其拜占庭帝國出品。

中國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歐洲錢幣同樣來自拜占庭，而不是羅馬。

中國境內從未出土過羅馬錢幣，而在羅馬商人經常出沒的南印度海洋則出土了成千上萬的羅馬金幣銀幣。

現今烏茲別克斯坦地區撒馬爾罕的粟特人才是絲綢之路上與中國進行貿易的主力商隊。

絲綢之路的主要商品是絲綢？NO！

這條路雖然名之為絲綢之路，但作者認為，這條路上的絲綢交易遠不如中國四大發明中紙張的發明對人類歷史的貢獻大得多。

商業貿易的影響也不如文化、宗教、語言、藝術、新技術的交流更為重要。

當法顯、玄奘前往佛教學部中心那爛陀寺求取真經時，越來越多的佛教徒經敦煌去山西五台山朝聖。

而當時新疆境內有不少伊斯蘭信徒也通過這條絲路逆向完成了去聖地麥加朝拜的理想。

歷史就像一個圈，當一個輪迴以後，一帶一路再次提成國家級工程時，撥開歷史的大幕，走近當時遺留下來的文件和書信，這才發現，我們印象中的絲綢之路從歷史上就是一件政府工程，到現在依然是。

兩條傷害國人民族自豪感的結論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是透過文書提供了許多細節，從複雜的司法體系到詳細的婚姻契約，從租賃磨坊到墓地買賣，還有高利貸的利率、收養條款，幾乎囊括了從生到死的各個面相，可以當作一部生活史，書中有詳細的價格，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當成價格史。

書中有點傷害中國人民民族自豪感的結論有兩處，外國專家雖然承認中國人是世上第一個製造出絲綢的民族，但他們把中國絲綢出現的年份比我們自己的認定晚了近一千年。

另一處是對斯坦因的評價和對敦煌寶物流落全世界各地的欣慰。

斯坦因從王道士手裡用欺騙的方式低價買走號稱「多語種圖書館」藏經洞中的很多寶物，為他贏得英國騎士頭銜的同時，也贏得了在中國持久的罵名。

但作者認為斯坦因的考察報告非常細緻，她在這本書中提到的遺址許多是斯坦因首先發現並定位的。

而且她上研究生時的教授曾認為，如果從敦煌文物的角度考慮，寧肯被帶到倫敦和巴黎，因為那裡的保存條件比北京好得多。

這些話聽上去情感上有些彆扭，但事實卻讓人啞言。

從學者的角度來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這幾年漢學家研究中國歷史的圖書在國內大行其道，除了換一個角度打量自已的歷史以外，在對比和差異中了解更真實的歷史，不管對學界還是普通民眾，意義均十分重大。

雖然有人一再把歷史當成任人粉飾的小姑娘，但也有無數的歷史學家和學者一直作去污粉的工作，在還原一個真實的絲路，這從點上看，韓森的這本《絲綢之路新史》功莫大焉。

這是芮樂偉.韓森的另一本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同樣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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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欄應大學老同學蓉兒新開的公眾號「蓉我說」開設，每周一篇，下期起將同步推出，這個公眾號是獨自摸索了近三年的老同學，在中國的語文教育之外自己探索出的一條獨特的教育之道，將歷史地理文學融匯一爐，讓孩子們將學習和遊走結合起來，面對中國毛病百出的教育體制，她開闢的這條路非常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