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評：「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摘要：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歷史的公正一往無前。

傅斯年為中國大學、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奉獻的不朽功勳，被學界銘記，被民眾傳頌。

（傅斯年書法，來源：百度檢索。

）

史語所「功主」 學術界「超人」（續）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其三，搶救明清大庫檔案資料。

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

但清朝終結後，幾經遷徙，幾易其主，損失嚴重。

主管者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將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

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家公司也已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

幸虧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傅斯年與胡適、陳寅恪商議後，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敗，於國有榮。

（二）明清歷史得而整理。

（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聲光頓起」（傅斯年《致蔡元培信》，1928年9月11日）最後以1.8萬元將這批檔案買下。

他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立下汗馬功勞，也為史語所歷史組找到一個開創性研究選題，明清史研究因此有突破性進展，至今深受其惠。

1930年，傅斯年還在《〈明清史料〉發刊例言》中為明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制定基本原則，提出具體要求。

由於他對這批檔案期望值過高，整理過程中流露出失望。

有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史語所所址）對李濟感慨：「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

」李濟反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後大笑。

（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其四，在中國開創史料學派。

傅斯年留學德國期間，正值蘭克（Leopold von Ranke）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

何茲全《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歐陽哲生《傅斯年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初期研究工作》都認為，傅斯年在史學方面受到蘭克的影響。

1928年5月，傅斯年創作《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下稱《旨趣》），同年10月發表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號上。

這是他的就職宣言、治所宣言、挑戰宣言（挑戰西方漢學）。

吳相湘在《民國百人傳》第1冊中，將此文與胡適所撰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相提並論，稱為「近五十年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兩大重要文獻，亦為奠定中國現代歷史學之兩大柱石。

」

在《旨趣》中，傅斯年系統地表述建設新歷史學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法，核心要點為：「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反對『國故』觀念」；提倡整理史料時「存而不補」、「證而不疏」；歷史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應該是「集眾的工作」；強調主動接地氣「求新材料」，不讀死書，而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據李懷宇《傅斯年：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介紹，這句話靈感來自英國歷史學家屈維廉（G. M. Trevelyan）的名言：「收集法國革命的事實！你必須上達天堂、下入地獄來獲取它們。

」）

（台北傅斯年圖書館·傅斯年紀念室照片。

來源：「qgl6577」的新浪博客。

）

傅斯年既有強烈學術進取心，也有強烈文化自尊心。

在《旨趣》中舉多例論證，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有個好開端，但現代落後，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

歐洲七年苦讀，涉獵甚廣，讓傅斯年有寬闊的國際視野，「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

」（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國人如願此後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鑑於西方漢學之特長。

」（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

傅斯年在《考古學的新方法》分析，中國考古舊方法之弊，「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

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肯定外國學者新的研究方法，「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

所以在《旨趣》中提出「擴張研究材料」、「擴張研究工具」的宗旨，還在結尾響亮喊出三句口號，最後一個口號極具煽動性，也是點晴全文的心聲：「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傅斯年本人在文史哲等眾多領域建樹頗豐，可惜天妒英才，否則學術豐碑更巨。

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在《學術之外的傅斯年》評價，「作為學者，傅斯年本人的學問，在他同時代的學人中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有真學問的。

」

也有學者對傅斯年的學術貢獻評價很高。

如他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中的五篇文章（《夷夏東西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何茲全認為「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哈佛大學教授、考古學家張光直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

（何茲全《獨為神州惜大儒》）

史語所的學術重鎮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公認。

羅家倫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真》中介紹，「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國際學術界很高的重視，……孟真領導的力量是不可磨滅的。

」季羨林在《掃傅斯年先生墓》也說，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

一登龍門，身價十倍。

」歐陽哲生在《傅斯年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初期研究工作》中稱讚，「史語所《集刊》、《專刊》所發表的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精心製作、嚴格編審。

」

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歷史的公正一往無前。

傅斯年為中國大學、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奉獻的不朽功勳，被學界銘記，被民眾傳頌，與山川共存，與日月同輝。

（2015年11月29日一稿，12月8日00:46二稿，【山水微言·85】。

本文為《功狗·功人·功主──傅斯年史評三部曲之立功篇》連載最後一節，有刪節。

《孟真不朽，則中國不朽、文化不朽！──傅斯年史評三部曲之立德篇》18節連載待續。

）

版權聲明：歡迎個人轉載，請保留「山水微言」署名。

機構如轉載，請關注作者的評論微信號：SSWYPL，聯繫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