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一個為國家增壽為民族續命的考古學家

在中國近現代甲骨文考古研究領域，曾有「甲骨四堂」之說，所謂四堂者，則指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四人，這一說法，出自著名史學家陳子展評價近代甲骨學家之「甲骨四堂，郭董羅王」的名句，陳子展這樣一個高度概括,為中國考古學界所肯定和接受.

而對甲骨文考古和研究貢獻最大者，當屬考古學家董作賓，他於1933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中國第一部甲骨文考古研究專著，董作賓首創了甲骨斷代學，他的甲骨書法也風靡世界，而被許多名家所收藏。

董作賓（1895—1963）字彥堂，河南溫縣人，1895年2月24日出生於河南南陽，其父親董士魁在南陽城區開了一個小雜貨店為生，與董家雜貨店相鄰的是「吉祥齋」刻字店，店主為南陽篆刻名家周文金。

天資聰穎的董作賓時常光顧周家刻字店玩耍，長期的耳濡目染，使董作賓對於篆刻表現出了極大興趣，經常在瓦片上模仿刻字，而為人厚道的周文金也非常喜歡這個聰慧的小孩，經常給他講一些篆刻的基本知識，還借給他一本《篆字彙》，董作賓曾一字不漏地臨摹下來，周文金還曾讓他試刻了一枚篆章，董作賓童年時代的經歷，對其一生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1901年，董作賓被父親送到私塾讀書，跟隨晚清秀才陳文斗學習古文典籍，開始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啟蒙。

1910年，董作賓考入「元宗高等小學堂」，但未及畢業就輟學了，輟學後的董作賓幫助父親打理雜貨店，在自家雜貨店一隅設置了圖書櫃檯，「必先讀之而後售之」，還擺設了一個刻字攤，有時還能賺幾個銅板。

董作賓和朋友陳耀垣設館授徒，與一些志同道合者組織了一個「文社」，定期聚會並互相切磋，經常向南陽著名教育家張嘉謀請教，張嘉謀對董作賓非常賞識，鼓勵他報考了南陽鄉賢任學春創辦的「南陽縣師範講習所」，董作賓於1916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後，留校當了教師。

1918年春，張嘉謀到河南省府開封任職、辦教育，把董作賓也帶到了開封，初時讓董作賓管理家中的藏書，又推薦他報考「河南育才館」，董作賓在開封期間始知有甲骨文，擅長篆刻的他立刻對這種未曾見過的文字產生了濃厚興趣。

1919年冬，董作賓從「河南育才館」畢業之後，與同學創辦了《豫新日報》，並在河南省府實業廳擔任兼職調查員。

1921年冬，董作賓應已移居北京的張嘉謀之邀，從開封前往京城，暫時寄住在張嘉謀家中，由此結識了南陽同鄉徐旭生，徐旭升是前清秀才出身，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攻讀西洋哲學，當時正在北京大學擔任哲學教授。

在徐旭升教授的推薦和介紹之下，董作賓在北京大學謀了一份抄寫講義的工作，因其工作勤奮，國學基礎深厚，被徐旭升、馮友蘭、顧頡剛等教授所器重，遂特許董作賓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了一名旁聽生。

董作賓曾旁聽了錢玄同等著名教授的課程，對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進行摹印、研究，由此開始了他對甲骨文的學習和研究。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是研究文、史、哲等學科和培養研究生的機構，雖然不如清華國學院名氣大，但卻比清華國學院早創辦了很多年。

1923年，董作賓被北京大學正式錄取為國學門研究生，師從王國維學習古文字學及甲骨文字，並在歌謠研究會會刊《歌謠周刊》兼任編校。

1925年，30歲的董作賓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畢業，獲史學碩士學位，董作賓沒有經歷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但其深厚的國學基礎基本是靠自學獲取，並且能夠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可見其國學、古史的深厚學養和古文字的研究能力，董作賓畢業後擔任了福建協和大學國文系教授。

1926年，董作賓回到開封，在河南中州大學文學院擔任講師，講授語言學、史學兩門課程，授課之餘，董作賓繼續研究甲骨文、考古學，常在《文科季刊》、《文藝》等校刊上發表研究心得和論文，受到考古學界和一些大學史學系的重視。

董作賓在教學上不拘泥於課本，時常旁徵博引，以擴大學生的視野和聯想，從而獲取更多課本之外的知識。

1927年暑假，中州大學更名為國立第五中山大學，董作賓辭去教職，再次北上京城，在北京大學國學門任幹事，後到廣州中山大學擔任副教授，董作賓在中山大學執教期間，與時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史學系主任傅斯年相識並得到傅斯年的賞識。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文科出身，但傅斯年與董作賓在北京大學沒有交集，因為董作賓在北大期間，傅斯年正在國外留學，董作賓對傅斯年的鼎鼎大名時有耳聞，儘管傅斯年比董作賓還小一歲。

1928年初，董作賓因母病重，辭去在中山大學的教職，回到河南南陽照顧病母，並在省立南陽中學擔任國文教師。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的組織和籌備之下，於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正式成立，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任命傅斯年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遂聘請董作賓擔任史語所編輯員，並安排其負責調查「洛陽石經」和「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情況。

董作賓欣然受命併到安陽小屯進行田野調查，他發現了安陽當地村民在殷墟遺址胡亂挖掘甲骨出賣，致使殷墟遺址遭到嚴重破壞，已經對甲骨文小有研究的董作賓目睹此狀，深感痛心且心急如焚，立即撰寫了調查報告向傅斯年匯報，並建議由中央研究院主持並系統地挖掘殷墟遺址，傅斯年隨即委託董作賓主持殷墟遺址的第一次發掘，中國文物考古史上第一次對殷墟遺址的科學考古發掘，由董作賓拉開了序幕。

1928年10月13日至31日，董作賓主持了第一次殷墟遺址考古發掘，獲得了甲骨殘片784片，董作賓認真撰寫了殷墟考古挖掘報告，摹寫了出土的甲骨文字，並就許多甲骨文字的考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一報告為殷墟遺址進一步發掘提供了切實依據。

傅斯年在收到董作賓這份殷墟考古報告之後，立即在馬衡和李濟之間遴選國家考古負責人，最終確定李濟入選，傅斯年急電正在美國的李濟儘快回國，聘任李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考古組主任，主持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和考古工作。

從1928年至1937年， 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科學考古發掘共進行了15次，董作賓先後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的殷墟考古發掘工作，自從董作賓主持了第一次安陽小屯殷墟遺址的發掘之後，他即把自己與甲骨文緊密聯繫在一起，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甲骨學」事業，其學術成就世所公認，成為中國甲骨學研究領域中少數的幾個大師級學者之一，當年在中山大學與傅斯年的相識，徹底改變了董作賓的學術道路和人生軌跡。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是為了尋找有文字的甲骨，即尋找甲骨文，以考證中國文字的歷史，1929年10月，在李濟、董作賓主持第三次殷墟發掘時，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考古中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因為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卜文字而轟動了中國學術界。

遠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寫信給中研院史語所索要拓本，董作賓毫無保留地滿足了郭沫若的要求，將剛剛出土不久的「大龜四版」拓本寄給郭沫若進行研究，這些拓本對充實郭沫若的著作《卜辭通纂》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在《卜辭通纂》序言中寫到：「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於與李濟博士同辟出殷墟發掘的新紀元。

」

而郭沫若卻沒有遵守事前的承諾，徹底失信於董作賓，因為在國家沒有正式公布之前，郭沫若就以個人名義搶先發表了這些甲骨文的拓本，而以國家的名義還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董作賓在研究和解讀甲骨文時具有自己獨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中國甲骨學領域至今還流傳著董作賓研究甲骨「卜」字形、聲、義的趣談。

甲骨文中「卜」字出現的頻率非常多，時常有倒豎各異的「卜」字，這個符號究竟代表什麼？當時還沒有確切的解釋，董作賓面對拓片而苦思冥想。

他到藥店買來甲骨，依照古人方式在甲骨上面鑽刻，然後點燃香火靠近鑽鑿之處灼烤，灼烤到一定程度之後，龜甲上發出與「卜」音相近之聲，而龜甲之背面便成「卜」形，他對照甲骨拓片反覆比對，得知這種「卜」兆之象，即是「卜」字的原始字形，早期「卜」字，中間總是一直豎，但旁邊的一點可在左在右，可向上向下，視鑽灼的部位而定，中間一直國定不變，由此對「卜」字的形、聲、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以一字窺全豹，董作賓揭開了甲骨文研究中不少難解之謎。

中國歷史上假古董假文物就十分盛行，自從甲骨文面世之後，仿冒的甲骨刻字就開始出現在文物市場上，仿品真假難辨，董作賓對此做過深入的研究。

他在安陽結識了一位以刻假甲骨文為業的雕刻家，學到了許多辨別真偽甲骨文的知識，他用放大鏡仔細審視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對照20倍放大照片仔細觀察，發現了刻契甲骨文有固定的習慣特點，有的先刻直畫，再刻橫畫，有的則先刻橫畫，再刻直畫，刻直時完全刻直，刻橫時完全刻橫，從不像寫字那樣交叉進行。

董作賓在精心研究甲骨文時，又發現刻辭的習慣因時代不同而異，這一發現對考證刻辭的年代大有補益，進而對考察不同年代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文化也大有幫助。

1931年，已是史語所專任研究員的董作賓撰寫了《大龜四版的考釋》，提出了「貞人說」，因為在大龜版上發現了占卜者，稱之為「貞人」，大龜四版上共有六個不同的貞人名字，「貞人」和不同時代貞人不同名字的確定，為甲骨斷代和殷朝諸王分期奠定了基礎。

1933年，董作賓又完成了《甲骨文研究斷代例》，他將《大龜四版的考釋》中的斷代標準，進一步明確為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等十項標準，又將殷墟遺址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為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五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等五個時期。

七十餘萬字的巨作《殷歷譜》，是董作賓研究甲骨文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他從1930年就開始著手研究，直到1935年才理出頭緒，歷經抗戰時期的顛沛流離，從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歷時一年零八個月撰寫完成了這篇扛鼎之作。

《殷歷譜》以年曆譜為主架，另有祀譜、交食譜、日至譜、閏譜、朔譜、月譜、旬譜、日譜、夕譜等，把甲骨卜辭材料梳理成章，一個總譜與九個別譜交互映襯，集歷史、天文、曆法、禮制為一體，填補了從盤庚十五年（公元前1384年）到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111年）滅紂這二百七十三年殷朝歷史的空白，將中華民族的信史向前推進了近三百年。

董作賓可謂是一個為國家增壽、為民族續命的人，重慶國民政府專門為其頒發了嘉獎令，而董作賓的歷史貢獻也將被永載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殷墟文字》甲、乙編是殷墟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甲骨文字拓本之總匯，是研究甲骨學原始資料之大全。

《殷墟文字甲編》收入了1928年至1934年第一次至第九次殷墟考古發掘所得甲骨3866片，其中有一部分甲骨是正反兩面都有文字，因而編號就一分為二，所以拓本編號共有3938個。

在董作賓組織編輯成書並撰寫了序言之後，於1936年交付上海商務印書館簽約出版，但由於抗戰爆發後，上海很快淪陷而未能及時出版。

1939年，董作賓又把原拓本寄給遷往香港的商務印書館，1941年底香港也淪陷了，第二次出版又一次受阻，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殷墟文字甲編》才第三次付印出版問世，前後歷經近10年時間，可謂是歷盡艱辛，董作賓的心血之作終結碩果。

《殷墟文字乙編》是殷墟考古發掘第十次至第十五次出土的甲骨文字彙編，第十次至第十二次殷墟考古重點是侯家莊殷代陵墓，只得到了許多金石和陶器，沒有發掘到甲骨文字，因此《殷墟文字乙編》所匯集的是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殷墟發掘的甲骨文字，但《殷墟文字乙編》所收集的材料超過《殷墟文字甲編》的四倍以上，內容十分豐富且新穎，其研究價值也遠在《殷墟文字甲編》之上，共匯集了殷墟出土甲骨18307片，整理編號為18405個。

董作賓原打算繼續編輯《殷墟文字丙編》，並且做了一些資料的整理工作，但《殷墟文字丙編》終究沒有能夠問世。

「七七事變」之後，董作賓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南京遷址長沙，再遷至桂林，後又由桂林取道越南遷至昆明。

1942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遷至四川宜賓古鎮李莊，並在李莊度過了艱辛的六年抗戰時光，董作賓與史語所的同仁輾轉南北，顛沛流離，保護著從殷墟考古發掘出來的珍貴甲骨，歷盡劫難，縱貫半個中國，確保了國寶的平安，並沒有因戰亂而散失，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謂是功莫大焉。

1946年初，董作賓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李莊復員遷回南京不久，就收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古代史教授顧立雅（Dr.H.G.Creel）博士的邀請涵，聘任董作賓擔任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中國考古學客座教授，顧立雅曾參與安陽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與董作賓是老相識、老朋友。

1947年1月15日，董作賓攜三子在上海乘郵輪抵達舊金山，又乘火車抵達芝加哥，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海外講學生活，董作賓在芝加哥大學以中文講授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考古學研究、周代金文和中國古文字學等課程，顧立雅博士協助期翻譯。

董作賓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期間，相繼撰寫了《殷墟甲骨文字甲編自序》、《殷墟文字乙編序》兩篇長文，還用朱墨兩色手寫了《武丁龜甲辭十例》，贈送「哈佛燕京學社」一份，後由楊聯升摘要英譯並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上，董作賓的原文手跡付印其後。

1948年4月，尚在芝加哥大學講學的董作賓被評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這是當時中國科學文化界最高榮譽，在人文組28名當選院士中，考古學界就占了4人，其順序為董作賓、李濟、梁思永和郭沫若，可見入選比例之高。

董作賓與李濟也一致認為，郭沫若是一個橫貫多學科、才華橫溢的學者，在考古學領域的研究造詣頗高，雖然不曾參與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但考古院士應有其一席之位。

董作賓甚至在美國為此致信胡適：「春間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關於考古學方面，希望您選思永或沫若，我願放棄，因為思永兄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

」

這封信彰顯了董作賓的高風亮節，他甚至願意把自己的院士位置讓給郭沫若，但郭沫若卻對此並不領情，認為其排名在後是對他的一種侮辱，郭沫若甚至還拒絕接受院士這一崇高的國家榮譽，這在81為當選院士中，郭沫若是唯一一個不接受中華民國院士榮譽之人。

1948年12月中旬，董作賓從美國講學歸來，適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台灣，董作賓又與李濟等人忙於搬遷事宜，將史語所成立20餘年的珍貴資料和所藏甲骨悉數運往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搬遷台灣最完整的一個所，與10年前撤離南京時如出一轍，其中艱辛難以訴說。

1949年，初到台灣的董作賓致力於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選址和恢復工作，史語所暫在桃園縣楊梅鎮安家落戶，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董作賓也到台灣大學出任兼職教授，為中文系講授古文字學，為歷史系講授殷商史。

1950年，董作賓與友人一起創辦了《大陸雜誌》，當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突然離世，56歲的董作賓接替傅斯年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發表了《武王伐紂年月日考》，先後編輯出版了《西周年曆譜》和《殷墟文字乙編》。

1954年，在董作賓主持之下，歷史語言研究所歲隨中央研究院遷址台北南港，翌年8月，年滿60歲的董作賓辭去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職，應香港大學之聘請，出任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從事中國年曆編寫工作。

無論是研究中國歷史或是中國文化，總是要檢索以往年代與中國曆法年月日相關資料，但卻缺少相應的工具書來進行檢索。

從1956年至1957年，董作賓編寫完成了中英對照的《中國年曆總譜》，這部煌煌巨著分為上下兩編，上編自黃帝元年，下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即自公元前2674年至公元前1年；下編自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下至公元2000年。

上編以「四分」為基礎，借用漢傳殷歷定出夏商二代年曆譜，下編把每年分為「年世」、「中歷」與「西曆」三欄，把這兩千年的朝代、帝王、年號、年數、年干支、月干支、朔干支、閏月、西曆元旦以及儒略周年等全部列出，相互參照，查檢極為方便。

《中國年曆總譜》上下兩編共有860頁，記了4674年的歷譜，文字大部是干支和阿拉伯數字，井然有序地排比出來。

董作賓自己曾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得其用，余之不憚煩，亦其為考史之助也。

」

董作賓之弟子、著名學者石璋如教授曾這樣評價《中國年曆總譜》的編寫：「茲事甚細，非智者莫能為矣。

」

1958年，董作賓在完成《中國年曆總譜》之後，又回到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專任研究員併兼主持甲骨文研究室工作。

1963年11月23日，董作賓在台北市病逝，享年68歲，一代甲骨文考古大師終於走完了其生命旅程，其墓地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側門對面的上坡上，在這裡與董作賓相伴長眠還有胡適、吳大猷等人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