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變革背景下的中國早期考古學

中國現代學術的進程及西學東漸過程是與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相伴而行的，它是近代社會以來，中國被迫開放的一個社會側面。

歷史學和考古學也不例外，中國歷史學的變革、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西方學術的發展有著很深的淵源。

本文試將這個過程做一簡要梳理。

一、近代考古學產生的背景

18世紀早期，湯姆森負責將丹麥國家博物館的藏品分為石制工具、青銅工具、鐵制工具，分別代表三個前後不同的階段。

他並不是孤立地考查這些人工製品本身，而是注意它們與伴生物的關係，這就是著名的「三期說」。

三期說創立了人類文化的複雜序列，標誌著考古學的誕生。

湯姆森的助手沃索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湯姆森的三期說，其研究對象除了博物館的藏品，還有田野上的遺蹟和遺物。

這是早期西方社會對於人工遺物的一個基本認知，即對完全沒有文獻記載的歷史的認知，其邏輯的前提是時間與序列。

對於時間的認知還體現在地質學上，19世紀30年代，英國地質學家賴爾發表《地質學原理》，對《聖經》的上帝造人說提出質疑，並堅信人類社會也應該是和地質演變一樣，是均變，而非突變。

這種大膽的質疑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後來進化論思潮的出現。

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1863年赫胥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發表，導致了人類認知領域的極大變革，並使進化論的思想深入哲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成為強大的學術思潮。

這一思潮被北美人類學者所吸收，摩爾根的巨著《古代社會》即完全採用了這一理論來研究古代社會的演進，並認為所有社會都經歷過蒙昧、野蠻和文明階段。

這些學術成果又反過來影響了歐洲考古學的發展。

19世紀後半葉歐洲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飛速發展。

19世紀60年代，法國人埃杜瓦·拉爾泰在法國南部進行發掘，發現了動物化石與人工製品共存。

1868年，克羅馬農人發現。

1869～1872年，莫爾蒂劃分出法國舊石器時代莫斯特、奧瑞納、梭魯特、馬格德林單線進化的四個時期。

在這以後，法國考古學出現高潮，湧現愛德華 · 皮耶特、亨利 · 步日耶等一批著名考古學家。

謝里曼從1871年到1890年連續發掘特洛伊，發現了地中海東部的先希臘文明——邁錫尼文明，以及以特洛伊二期為代表的先邁錫尼文明的安納托利亞文明，不但揭示了《荷馬史詩》內容的真實性，還發現了比荷馬史詩年代更為久遠的一個輝煌的文明。

他的考古實踐向世人表明，用考古發掘工具和對非文字性材料的研究也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古代史體系。

這一成果在思想界特別是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885～1899年，彼特里在埃及發掘，他按照地層單位對出土的陶器進行排隊和斷代，對一切古蹟和發掘過程進行繪圖並儘快完整發表報告。

彼特里的工作代表了那個時代最進步的考古學實踐，標誌著田野考古學的日益成熟。

這時的中國正處在社會急劇變革的歷史時期。

西方學術思想不斷引進，對傳統中國學術尤其是歷史學產生強烈衝擊。

在進化史觀的引進方面，以嚴復翻譯且於1899年出版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為標誌，開始了中國的新史學運動。

1901年，受西方史學的影響，梁啓超首倡「新史學」，猛烈批判中國傳統史學，並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

在《中國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通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

其中第五章「有史以前之時代」即介紹了湯姆森的三期說。

他指出：「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於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

近所訂定而公議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一銅刀期；其三鐵刀期。

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化之一定階段也。

雖各地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

」梁啓超將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劃分理論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現，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一也。

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

據此科學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為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

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耜，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

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邀乎，遠在洪水之前有斷然也。

」遺憾的是，梁啓超未能運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通史遠古時代篇。

但是，他相當全面地了解了西方考古學的新概念，並已注意到田野發掘的作用。

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研究的做法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確實是一種十分進步的思想。

從1900年開始，相關介紹考古學知識的書籍在中國陸續發行。

1902年，汪寶榮《史學概論》發表，指出：「自土木工事之類，若建築，若道路，若橋樑，迄於器用、兵械、裝飾品，及儀禮、禮式之變遷，皆屬考古學之範圍。

」1903年，英人亨利·托馬斯·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翻譯出版，提到實物資料的重要，「歐洲之所謂良史，蓋無乎不包矣。

如發故城之址，而得古錢，則摹其款識之文，字母之式，象形之篆，斯亦考證之資也。

」1907年，吳淵民在《學報》上發表編譯的《史學通義》，介紹了西方對於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劃分及考古學在歐洲發生與發展的歷史。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觀，對中國古史系統帶來重大衝擊。

中國傳統史學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言必稱三代，那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顧頡剛顯然不同意這種說法。

他說：「……在我的意想中覺得禹是西周時就有的，堯、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來的。

越是起得後，越是排在前面。

等到有了伏羲、神農之後，堯、舜又成了晚輩，更不必說禹了。

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這種疑古思潮對舊的史學體系提出質疑，認為那些上古的歷史完全是史家的杜撰，因為沒有任何可以經得起推敲的材料支持這種說法。

這樣看來，舊史學確實很容易就被攻破。

不破不立，不過，破相對容易，要立卻難，如何建立新的歷史學體系，疑古派提不出更好的見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者們感到再從故紙堆里是找不到突破口的。

這些變革，導致了方法論上的重大變化，覺得要跳出書本尋找證據。

顧頡剛自己也說：「我知道要建設真正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我的現在的研究僅僅在破壞偽古史的系統上而致力罷了。

」並且，考古對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二年來，我個人對於古史研究的進行可以分三方面作敘述。

其一，是考古學方面。

十二年秋間（1923年），我來到北京，地質調查所的陳列室已經開放；我進去參觀，始見石器時代的遺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銅器原是由石器時代的東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變相，璧和瑗就是石環的變相，銅鼎和銅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變相。

那時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時代的遺物發見不久，燦然陳列，更使我對於周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作了許多冥想。

……去年萬里游敦煌歸來，說起陝西、甘肅一帶有許多整個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們去發掘，使更為神往。

」

以傅斯年為代表的一批新學者更是在對中國史學進行認真反思後，提出要尋找新的史料。

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實際上是一篇史學革命的宣言書，傅斯年說道：「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

凡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西洋人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

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沒有，何如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地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人士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

」傅曾經是胡適科學觀念和方法的忠實鼓吹者和實踐者。

胡適的許多理論主張，都在傅斯年及其所領導的史語所得到了實踐。

1928年胡適在《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中，有這樣幾段話：「他可以不動筆，但他不能不動手動腳，去創造那逼出證據的境地與機會。

」「只因為紙上的材料不但有限，並且在那個『古』字底下罩著許多淺陋幼稚愚妄的胡說。

」研究語言、音韻，「文字的材料之外，還要實地考察各國各地的方言和人身發音的器官。

由實地的考察，歸納成種種通則，故能成為有系統的科學。

」「有幾分材料，說幾分。

」這些思想，日後都變成了傅斯年和史語所行動的綱領。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了，並且以非常明確的學術目的——研究中國的歷史——開展工作。

二、中國早期的考古活動

正如上述，中國考古學是在新史學思潮的出現和西方近代考古學傳入的雙重背景下產生的。

用考古資料來研究中國的歷史，是其明確的學術目的。

圍繞著這樣的一個指導思想，一系列的考古活動開展起來。

1913年，丁文江籌劃成立地質調查所，但當時受過地質學訓練的專業人員非常缺乏，作為預備階段，丁文江借用北京大學的設備與校址，開設地質研究班，學期五年。

1916年，地質調查所正式成立，丁文江親任所長。

在他的努力經營下，該所很快成為具有國際水平的地質科學研究機構。

丁文江多方聘請世界一流學者，如聘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葛利普、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德國體質人類學家魏敦瑞等一批知名學者，從事古生物學、地質學的調查和研究，使得地質調查所在地質學、古生物學、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中獲得很高的聲譽，而這些學科與中國早期考古學的產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1918年，安特生了解到北京西南周口店發現古生物化石，便親赴考察並做了試掘。

此後，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北京協和醫院聯合成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這個研究室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建立、北京猿人完整頭蓋骨的發現及研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21年10月，安特生髮掘仰韶村，參加的人有中國學者。

在這之前的6～7月，還發掘了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寫出了《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匯報》第5號第1冊，1923年）。

1925年出版了關於仰韶遺址彩陶的專題報告。

在發掘仰韶遺址的同時，他們還調查了周圍的不招寨、楊河村、西莊村三處遺址，並對不招寨遺址進行了小規模的發掘，這些遺址的文化內涵與仰韶村較為相似，安特生據此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

仰韶文化是中國第一個正式命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安特生認為仰韶彩陶與中亞的安諾和特里波列彩陶相近，遂考慮仰韶文化或為西來。

為了尋找更多的證據，他於1923年春至1924年1月到西北進行考古調查，主要地點集中在甘青

地區的河谷地帶，總共調查和發掘了卡約、辛店、灰嘴、半山、齊家坪、馬家窯、寺窪、馬廠、沙井等19處遺址。

安特生據西北考察的結果，寫出了《甘肅考古記》，給中國學者提供了一條從實物來研究歷史的路徑。

他在中國的一系列考古發掘活動，開啟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河。

李濟說：「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古文物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

」傅斯年也說：「首用新方法去研究，為瑞典人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

」他們都一致強調方法的重要性。

的確，此前的中國學者還是採用舊方法整理髮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

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

而西方考古學的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

安特生根據在甘青地區的考古發現，分出了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六期，提出仰韶文化西來說，特別指出中國文化在新疆成長起來，並從西方受到了影響。

他的觀點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得到廣泛的承認，但是，以李濟、梁思永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他們認識到，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開展更為科學細緻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6年，李濟與地質學家袁復禮一道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的史前遺址。

這是中國人自己開始的第一次考古發掘。

這次發掘的起因雖然是與弗利爾藝術博物館有關，但是卻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開展的工作。

這項工作之所以選擇在山西夏縣，固然與當時的政治情勢有關，但更多地卻可以看成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化源頭的一次探詢。

在有關西陰村的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李濟曾經設想仰韶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

李濟在《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一文中指出：「選擇西陰村這個史前遺址主要是因為它覆蓋的面積比交頭河遺址為大；部分地也是由於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

」儘管只是「部分地」由於西陰村位於夏朝王都地區的中心，也足以說明李濟已經考慮到這裡的仰韶文化為夏文化的可能。

這一系列活動，都是在尋找中國早期的文化這樣一個學術目的。

而直接明顯與中國歷史研究掛鈎的則是殷墟的發掘。

三、殷 墟 發 掘

直接導致以安陽為發掘對象的主要原因是1899年以前幾年由王懿榮開始的對「龍骨」的收集，後經由羅振玉等人的整理與研究，終於認識到一種已經消失了的上古時代的文字。

安陽成為與歷史直接對話的考古遺址，與其說是偶然，其實也是必然。

在乾隆、嘉慶學風的影響下，中國金石學已發展到了一個急需尋找和研究新資料、新觀點的階段。

1899年，王懿榮發現甲骨，並認識到甲骨文的學術價值。

1901年劉鐵雲開始收藏甲骨，1903年出版《鐵雲藏龜》。

1904年孫詒讓完成《契文舉例》，這是第一本關於甲骨文研究的著作。

1906年又出版《名原》。

1904～1928，安陽盜掘和外國人、國人、古董商對甲骨的收集與研究、編撰進入高潮。

1910年，羅振玉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他說該書的目的是「正史家之違失、考小學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1912年，羅振玉出版《殷虛書契前編》、1914年出版《殷虛書契考釋》、1915年出版《殷虛書契後編》。

1917年，王國維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對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幾乎重建了一個朝代完全未知的歷史。

在這種情況下，1925年，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提出以實物材料來對舊史學進行改造，是當時學術界的一項任務。

所以李濟說：「自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起，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龜甲文字，已漸為國內經史學界所重視；到了民國初年，龜甲、獸骨的收藏，不但成了中國金石學家的一種特別嗜好，更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

甲骨文的研究，漸漸地蔚成了治中國古文字學的人們不能忽視的一種新興項目。

在這一進展中，王國維教授的貢獻最為特出；所以當他在講堂上提倡二重證據法時，安陽的發掘已經是我國進步的學術界所公認的一種緊要的、急待的工作了。

」

安陽的選擇自然是與甲骨文的發現有關，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已經發現了仰韶、沙鍋屯、西陰、甘肅等地的史前時代遺存，並有相關報告的發表，在國際上的影響都很大，但是無法確定其年代。

人們「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連貫起來，做一次河道工程師所做的『合龍』工作」。

從殷墟發掘的歷史背景來看，中國近代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肩負起了重建史的任務。

安陽的工作直接導致了對於中國歷史的思考，就有了城子崖的發掘。

1930年1月，李濟領隊發掘城子崖。

城子崖發掘的原因主要是遇到了安陽發掘的小屯的文化與仰韶文化無法連接的問題，發現中華遠古之文化並不是由仰韶文化直接流傳到小屯文化，並且仰韶文化西來說在這個時期成為一個被國際學術界認可的觀點。

小屯文化若來自仰韶，那麼它也會是西來。

但是經過仔細分析，小屯文化與仰韶文化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小屯文化可能有另外的來源。

這個問題，李濟和梁思永都發現了。

而徐中舒則先從器物形態上論證了小屯與仰韶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再從文獻上論證殷民族起源於環渤海灣一帶。

這導致了1931年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發表，這是東西二元對立說的基本思路。

城子崖發現了一種黑陶文化——龍山文化，與殷墟文化有著重要聯繫。

其中的卜骨、黑陶中的豆及白陶鬹與殷墟出土物聯繫緊密。

1931年，梁思永主持了後崗三疊層發掘。

發現了仰韶文化早於龍山文化，從地層關係上論證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年代早晚問題。

這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從地層上證明龍山文化是早於殷墟小屯文化的。

至於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關係，他在1935年發表文章認為「仰韶村是仰韶文化的領土，被龍山文化侵入」。

為二元對立進一步提供了考古學的證據，這一看法一直保持到20世紀50年代。

後崗的發掘者無法正確理解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小屯殷墟文化的前後關係，關鍵在於他們對如何通過器物形態的演變來探討文化內部的分期這樣的一種方法沒有掌握，所以把後崗遺址上仰韶、龍山的地層看成是兩支文化先後占據的行為，即在仰韶東進與龍山西進的過程里發生的一次文化行為。

實際上是平行地看待這兩支文化的，而不知道是有著早晚關係的兩支文化。

但是無論如何，城子崖龍山文化的發現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所以李濟說，「有了城子崖的發現，我們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來源找到一個老家，對於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了一個新階段」。

雖然這些觀點後來都被新的考古發現所修正。

在考古發掘方法上，殷墟的發掘採取了科學的發掘方法，這是考古學完全不同於文獻史學的特點，全面地採集信息和全面地分析信息是田野考古學的一個基本操作方法。

這種方法也同樣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前景。

所以傅斯年說：「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

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

」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奠定了中國考古學重建古史的新史學傳統。

四、結 語

中國考古學早年所取得的成就基本都是圍繞著探索中國歷史重大問題，殷墟的發現與發掘使中國上古歷史系統成為信史，而此後中國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今天正在展開的中國文明起源探索等重大課題，實際都可以視作殷墟發掘的繼續。

同時，殷墟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成為我們認識中華遠古文化的一把鑰匙。

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至今也是中國最為重要的兩支文化系統，我們今天的認識雖然較當時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但由仰韶文化（仰韶時代）—龍山文化（龍山時代）構成的新石器文化的基本框架並沒有大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早期中國考古學的實踐，為重建古史奠定了基礎。

考古學發現表明，與中國文明一樣，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演進也是以「連續」為基本線索，正是這種研究對象的特性，決定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方法、理論也必須擁有自己的特色。

綿延不斷的文化傳統、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加上相對完善的文獻史料和史學系統，中國考古學完全可以在形成自己特色的同時，在世界考古學領域作出更大的貢獻。

考古學是用實物資料來研究過去歷史的一門學問，它和文獻史學一樣，需要尋找材料，需要發掘材料，需要分析材料。

正因為它是以實物作為其表現形式，故其材料的獲取和分析，都有一套不同於文獻史學的方法，在這種方法的實踐中，考古學家逐漸嘗試並掌握了其中的規律並進行總結與歸納，從而形成了考古學方法論。

地層學、類型學、考古學文化、聚落形態等，都是考古學的方法論。

這套方法的最終目的，是正確認識實物史料，並通過這種認識來重新構建古代的歷史。

它與文獻史學的最大區別是通過新的實物，告訴人們過去的人們曾經有過的生活方式、他們使用過什麼東西，這些東西是用什麼材料與技術來製造的，他們居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裡，他們的城鎮和鄉村是如何布局和規劃的，他們有些什麼大型的建設，他們死後是如何埋葬的，等等。

這些問題文獻史學是解決不了的。

考古學給我們一個生動的實物的過去，讓我們能夠去觸摸那些過去的東西而不是僅僅從書本上來了解它。

蘇秉琦曾經明確指出：考古學屬於歷史科學。

考古學和利用文字記載研究歷史的狹義歷史學（文獻史學）一樣，擔負著真實地恢復歷史、科學地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任務。

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這些階段都反映了方法論的發展。

可以說，方法論的發展反映學科發展的階段性，構成學科發展的核心內容。

沒有早期中國考古學的辛勤耕耘，就沒有中國考古學今天的巨大成就，認識這段歷史，對於推動學科的前進，並最終實現考古學重建古史的目的，將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本文由孫莉、王光明摘編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著《湖南考古輯刊（第12集）》。

內容略有刪節、調整。

978-7-03-051095-2

《湖南考古輯刊》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以湖南地區考古學發掘與研究成果為主，兼顧國內外考古學研究的一套集資料性與學術性於一體的系列學術文集。

本書為叢書的第12集，收錄10篇考古發掘簡報和11篇研究論文。

簡報內容涵蓋袁家山舊石器遺址、天子坪遺址、大畈遺址、青山崖墓、網嶺東周墓、竹子園戰國西漢墓、兔子山遺址九號井、文橋汽車站北宋合葬墓、婁底明代壁畫墓、澧縣元代瓷器窖藏等考古新資料。

研究論文涉及湖南地區史前和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研究、楚文化研究、金石研究、陶瓷考古研究以及中國考古學史、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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