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萬斤大內檔案：險當「爛紙」賣掉，多虧一個聊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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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歲時讀完「十三經」，1908年求學天津，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傅斯年是一個典型的學霸。

求學北大時，蔡元培任校長。

科學民主自由的思潮正滾滾而來，傅斯年的思想意識，初步完成第一次轉折。

1919年，傅斯年於北大畢業，隨即考取了官費留學生，開始了7年的歐洲留學生活。

其間，倫敦大學、柏林大學等知名學府都留下了他求學的足跡，心理學、自然科學、語言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等專業，他廣泛涉獵。

其中，他尤以文史專業為主，並展現非凡的才能。

同學俞大維甚至說：「搞文史的人當中出了個傅胖子，我們便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了！」

其間，他找到了西方自然科學與中國傳統學術的結合點。

這就是歷史語言考據學派。

當時，傅斯年便暢想，運用西方自然、社會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清理中國的學術資料，就可以建立「科學的東方學」，即史料學。

1926年9月，傅斯年學成歸國。

1928年，中央研究院建立，傅斯年受命組建歷史語言研究所，迅速選拔了一批頂尖人才，充實了研究隊伍。

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人才濟濟，如，陳寅恪、徐中舒、董作賓、郭寶鈞、李濟等，並培養青年學者接班人。

在史言所內，陳寅恪任歷史組主任，李濟任考古組主任，趙元任任語言組主任，均為眾望所歸。

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在國際上有名的史學家。

其間，傅斯年將田野考古的目標首先投向了安陽殷墟。

1929年3月，在李濟的主持下，大規模的殷墟發掘正式開始。

僅這一年，便進行了三次發掘，發現文物眾多，僅甲骨便掘得數百片，還發現一塊一片具有仰韻文化性質的彩陶。

1936年進行第14次發掘時，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這是第一次發現商代交通工具，轟動了中外學術界。

當年6月，第15次發掘，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比前14次發現的總和還要多。

隨著日本侵華步伐加劇，這成為對殷墟的最後一次發掘。

這期間的發掘所得，震驚世界，成為20世紀世界田野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傅斯年領導的殷墟發掘，有力地證實了甲骨文字的存在。

甲骨文與《史記》等史書互證，讓商代的史事由隱晦而清晰。

中國的信史，因此向前推演了數百年。

傅斯年領導史言所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另一大貢獻是整理大內檔案。

明清大內檔案是清王朝保存的自明末以來的內閣大庫保存的檔案。

1922年，這批珍貴的檔案險些毀於一旦。

當時，歷史博物館經費緊張，相關負責人便在這批檔案上打起了主意，把檔案裝進了8000多個麻袋裡，總重量約15萬斤。

他們以「爛字紙」的價格，總計4000大洋，賣給了一家紙店，準備重現造紙。

傅斯年深知這批檔案的珍貴，便緊急上書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商議購買保護。

後經傅斯年等人多方周折、聯絡，中央研究院買下了這批檔案，並交由史言所進行整理。

在艱苦的環境下，史言所的人員每天工作8小時，把堆積如山的「爛紙」一張一頁地鋪平、分類、重新包紮。

對這些檔案，傅斯年視若珍寶：「凡已經整理出來的史料無論如何破爛，我們決不能使其毀在我們手中。

」「如果稍一疏忽，就有許多重要的史料，將被永遠埋沒。

」

從1929年9月開始，到1930年9月30日完工，這批檔案的初步整理僅用了一年時間，而預期至少需要4年，效率之高、速度之高出人意料。

數十年來，明清大內檔案的整理面世，為明清歷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推動了明清歷史研究的不斷深入。

關於史學研究，傅斯年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而以往傳統的史學研究喜歡空談，常常從典籍到典籍。

傅斯年主張不應待在家裡做歷史研究，要從實物到典籍，即考古，尋找原始的材料。

他開創了一個「史料學派」，主張「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始建，到他1950年去世，傅斯年一直任所長。

其間，他是中國史學研究的旗手和舵手。

無論是殷墟發掘，還是整理大內檔案，都是傅斯年獻身史學的一個表象，其提倡的創建「科學的東方學」影響更加深遠。

（全媒體記者 林志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