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刻書印刷事業概述

1038年，党項貴族李元昊稱帝建國，自稱大夏，又稱白高大夏國，史稱西夏。

其疆域，以寧夏平原為中心，「東拒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控大漠，延袤萬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

建都興慶府(後稱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市)。

其境內，有漢、回鶻、吐蕃、塔塔(韃靼)、契丹等民族，擁兵六七十萬，與宋、遼、金成鼎立之勢。

1227年為蒙古所滅，歷傳10代，長達190年。

西夏立國西陲，農牧並盛，手工業、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為西北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党項族原居青藏高原東北部，在唐朝以前，他們以部落為單位，分散居住，不相統攝，過著不知農耕、以畜牧為主，無法令，無徭賦，也無文字的原始社會生活。

在從唐初內遷到宋初建國長達4個世紀的時間內，党項族與漢族相濡雜處，受其影響，生產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變化。

建立西夏政權的党項貴族李氏，早在唐末，就以夏州(今陝西靖邊白城子)為中心，成為藩鎮勢力。

他們代代封爵，世世為官，讀書寫字、公私文書盡用漢字，中原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更深。

《宋史·夏國傳》載:西夏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

唐宋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印刷業，當然不能不對西夏有所影響。

西夏在吸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營養的同時，十分注意發展本民族的文化。

西夏在繼續使用漢字的同時，於建國前的二年(1036年)，就成功地創製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字，當時稱為「蕃文」、「蕃字」、「蕃書」、「蕃語」，被尊為「國字」，並在其境內大力推行。

元昊令設立蕃漢二字院，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宋史·夏國傳》卷四八五、卷四八六)。

並將國中藝文誥牒，盡易番書(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十二)。

西夏文字的使用範圍很廣，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西夏刻書印刷業的發展情況，不見史傳記載。

但本世紀以來，豐富的出土文獻，卻為我們提供了不少信息。

西夏政府設有「紙工院」、「刻字司」，分別委派數名「頭監」，統管西夏的造紙、印刷事業[1]。

繁榮的宋朝印刷業，影響並促進了西夏印刷業的發展。

西夏重儒興佛，他們刊印儒家典籍，更印佛教經典;用漢文印，更用西夏文印，也有用藏文印的;用雕版印刷，還用了最先進的活字印刷。

與西夏同時的遼、金，地處中原，印刷業也較發達，但迄今未見有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見活字印本，這是西夏與遼、金重要的不同之處。

西夏刻書印刷事業的發展與繁榮，促進了西夏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的發展。

一、西夏印刷品實物的發現

清末以來，中國國力衰微，藩籬不固，列強入侵，西方探險家紛紛來到中國西部地區探險、考古，使包括西夏文獻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物、文書流失海外，並被逐步披露、研究。

建國後，隨著文獻考古事業的發展，包括西夏文獻在內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發現，進一步豐富了研究的實物資料。

西夏文物、文獻的發現，時間最早、數量最大、內容最為豐富的當數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的發現。

黑城蒙古語稱哈拉浩特。

現在已知城內東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重鎮黑水城，元代擴建為今城，為亦集乃路治所，明代以後，逐漸荒廢[2]。

1908～1909年，俄國旅行家柯茲洛夫率領的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探險隊，先後兩次在這塊寶地上進行了發掘，在城西北被稱為「圖書館」的一座墓塔中獲得文書計2.4萬卷，加上在城內獲得的文書和文物，用40頭駱駝運回俄國，其中實物存聖彼得堡冬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文書存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

經過俄國幾代學者半個世紀(1909～1959年)的整理，文書中僅登錄的西夏文文獻就有8090件(號)，其中已考定的近3000件，有「世俗性的著作約60種，佛經約370種」。

內容包括漢文儒家經典和史學著作的西夏文譯本、西夏法律文獻、文學著作、圖表曆書、醫書咒文等，而以佛經最多;其中有十分重要的《天盛律令》、《番漢合時掌中珠》、《文海寶韻》、《音同》等[3]。

漢文文書有佛教典籍，儒家、道家作品，歷史、文學著作，醫書、曆書、占卜書、版畫、紙幣等，總計488件。

其中有西夏刻本22種，還有宋、金、元刻本[4]。

此外，還有少量藏文、回鶻文、波斯文等文字文獻，以及6塊西夏文雕版[5]。

黑城的發現，有寫本，但以刊本為多，還有珍貴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

這項空前的內涵極其豐富的重大考古發現，為西夏研究開闢了新紀元，也為西夏印刷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後文提到的有關書籍，如無註明發現地址者，當皆為黑城出土。

柯茲洛夫的發現，轟動世界學壇。

受其影響，1914年、1923年、1927年，英人斯坦因、美人華爾納、瑞典人赫文斯定等先後到這裡考察、發掘。

其中斯坦因所獲較多，「計有漢文古文書230件，西夏文古文書57件。

此57件中印本約居一半」，還有近50件版面殘頁，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國立北平圖書館增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11月)。

70年代以來，中國文物考古部門、學術團體、影視部門等，先後到這座著名的古城進行考察發掘，拍攝影像資料，又有新的發現。

1976年6～9月，甘肅省博物館在黑城東約20公里的老高蘇木西夏遺址，發現西夏文辭書《音同》殘頁20多張[6]，1983年9月～10月，1984年8月～11月，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各種文書近3000份。

「文字多為漢文，也有一部分為西夏文，畏兀體蒙古文，還有少量藏文、八思巴字以及其他文字寫印的文書」。

有西夏印本，但多為元代遺物[7]。

1991年中央電視台大型紀錄片《望長城》攝製組，在沿長城拍攝時，深入沙漠，在黑城東約20公里的綠城西夏遺址，發現西夏文《金剛經》等刻本5種及零散寫經刻經殘頁[8]。

除黑城外，西夏文書在西夏故地的其他地方也有發現。

1917年，寧夏靈武知事余鼎銘，在修城牆時發現西夏文佛經兩大箱。

其中部分流散到社會上，還有的流失海外。

北平圖書館購入百餘冊，經考皆屬「宋元舊槧，蔚然成為大觀」，被稱為文壇「盛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見《西夏文專號啟事》、王靜如《引論》等)。

經進一步整理考證，計有17種，多為元代刊本。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發現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等佛經十多種的殘頁，為甘肅省博物館收藏[9]。

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敦煌的一座小型塔墓中發現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圖解本《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稱《觀音經》)等兩種，首尾完好[10]。

1972年9月甘肅省博物館在武威張易鄉發現一批西夏文、漢文、藏文文書，其中有西夏文《雜字》和佛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刻本殘頁，還有竹筆兩隻[11]。

1987年5月，甘肅武威市博物館在該市新華鄉亥母洞西夏遺址，發現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書[12]。

90年代以來，在今寧夏銀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區也有重要發現。

1987～1988年，寧夏文物管理委員會在維修青銅峽一百零八塔時，發現西夏文刻本佛經殘頁[13]。

1990年7月，在維修賀蘭縣宏佛塔時，發現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殘塊，十分重要[14]。

1991年8月～9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賀蘭縣拜寺溝西夏方塔廢墟時，發現了西夏文、漢文佛經、文書等40餘種及雕版佛畫、捺印佛像等[15]，其中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9冊，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並經文化部於1996年11月組織專家鑑定得以確認。

在西安市文管會、定西縣文化館、蘭州張思溫先生處及寧夏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瑞典、法國、德國、印度、日本等有關學術團體，也藏有數量不等的西夏文佛經，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寫本，也有刻本。

這些有關部門的收藏，有的或許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後被收藏的。

宋、遼、金占有中原地區，文化興盛，形成的文獻難以計數。

但存世的宋朝古籍不過千部，遼僅有應縣木塔所出《契丹藏》及其他寫本、刻本僅數十件，金也僅有《趙城藏》及皇統九年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第六[16]，而其他文獻難得一見上述西夏古籍，達數百種，數千卷之多，彌足珍貴，大大豐富了中國古籍寶庫。

二、西夏雕版實物的出土

宋代是中國雕版印刷最繁榮的時期，宋版書之精美也享譽中外。

但作為印刷工具的宋代雕版，卻如鳳毛麟角，十分少見。

據有關資料，僅存3件，一件在美國紐約市國立圖書館，是圖文兼具的佛經雕版;兩件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一為唐代女像，一為三姑置蠶像，皆為1919年河北巨鹿淹城遺址出土，是印刷史上的重大發現[17]。

本世紀以來，在西夏故土兩次發現了西夏文雕版。

(1)黑城雕版。

1909年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出土，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計6件。

其中佛像雕版2件:X-2021號，為站佛，似為漢文《金光明最聖王經》插圖;X-2022號，雕版為橫長形，是橫排的數個小佛。

文字版4件:X-2023號13cm×8.7cm，X-2025號17cm×11cm，X-2026號16.7cm×11.7cm，為雙面雕版，此3件皆為蝴蝶裝雕版;X-2024號只存半板，據判斷，全版約為22cm×15.6cm。

以上雕版，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18]。

(2)賀蘭雕版:1990年7月，在賀蘭縣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宮中發現，計西夏文字雕版殘塊2000餘塊，有的僅存半個字，全都火燒炭化變黑。

有單面版，多為雙面版。

按文字大小分為三類:大號字版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裝，上下單欄，左右子母欄，高13cm、寬23.5cm、厚2.2cm;版心為白口，上半有書名簡稱;每半面6行，每行12字，字見方1.2cm左右。

這是僅存的下部殘損、但整體版面尚全的一塊雕版。

中號字的最多，約占50%以上，最大的兩件皆為經折裝，一件殘高10cm、殘寬38.5cm、厚1.2cm，下半為子母欄;殘存23行，每行殘留最多11字;第5行空二字，似為挖後未補。

另一件殘高11cm、殘寬23.7cm，殘存14行，每行最多存12字，字見方1cm左右。

小號字者約占40%以上，版厚1.5cm，多為雙面版，殘損特甚，見方5cm以上者僅10餘件，其中一件殘呈梯形，殘高5.8cm、上殘寬2.5cm、下殘寬7.5cm，上邊子母欄，殘存5行，行最多存8字(寧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這些雕版殘件十分珍貴，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紀印刷的寶貴資料，同時說明宏佛塔寺是西夏雕版刻印場所。

三、西夏的刻書活動

史載，元昊之父德明曉佛書，通法律(《遼史》卷一一五《外記·西夏》)，元昊曉浮圖法，通漢文字，几案間常致法律書(《隆平集》卷二《夷狄傳》)。

西夏最高統治者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西夏文化教育和刻書印刷事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

景宗元昊立國之初，就建立「蕃學」、「漢學」，選送蕃漢貴族子弟入學，並組織翻譯儒家經典《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毅宗諒祚向宋朝上表「求太宗御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太宗「詔賜《九經》，還所獻馬」;崇宗乾順提倡儒學，建立「國學」，選送貴族子弟入學，學習儒家經典;仁宗仁孝「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于禁中」，「重大漢太學」，設科取士，「尊孔子為文宣帝」，「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俾修《實錄》」(《宋史·夏國傳》卷四八五、卷四八六)。

蕃漢教授斡道沖譯《論語注》，著《論語小義》、《周易卜筮斷》，並「以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七「西夏相斡公畫像贊」，載韓蔭晟編《党項與西夏資料彙編》上卷第一冊)。

仁孝的一系列措施，將西夏的封建文化推向高峰。

西夏興儒重典，發展教育，進行譯著的活動，以及後面要談到的西夏尊崇佛教，進行贖經、譯經的活動，為發展西夏的刻書印刷事業打下了基礎。

本世紀以來，西夏古籍雖多有發現，但有明確紀年及刻印情況的卻不多。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西夏刻本有官刻、私刻、寺院刻三類。

(1)官方刻書。

官方刻書，是指西夏政府「刻字司」刻印的書。

「刻字司」屬政府機構，設兩名頭監負責，頭監由「番大學士」之類的學者擔任。

「刻字司」組建於何時，史無明文，但崇宗貞觀六年(1132年)出版的字書《音同》「跋」中說，為推廣西夏文字，「遂設刻字司，以番學士等為首，(將《音同》)雕版流傳」(史金波、黃振華:《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釋》，寧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西夏文史論叢》)。

據此，至遲在12世紀初甚或更早，西夏已經設立了「刻字司」。

「刻字司」以刻印西夏文書籍為主，多為世俗文獻，主要有語言文字、歷史律法、社會文學和譯漢儒家典籍等。

上述貞觀六年刻印的《音同》，是現知「刻字司」刻印最早的書籍，有初編本、改編本、整理本、增訂本、重校本等5種版本之多。

仁宗時期重儒興教，「刻字司」刻印了很多重要典籍。

乾佑十二年(1181年)刻印了譯自唐代於立政的《類林》，乾佑十三年(1182年)刻印了仿唐《藝文類聚》體例編纂的《聖立義海》(「聖立」含有「欽定」之意)，乾佑十六年(1185年)刻印了反映西夏民風的《西夏詩集》。

根據版口刻工姓名，可以認定為「刻字司」印本的，還有譯自宋代陳祥道的《論語全解》，譯自託名姜望的《六韜》等儒家著述。

雖無何家所印題款文字，但屬國家重典的如崇宗貞觀年間(1101年～1113年)刻本《貞觀玉鏡統》4卷(又譯作《貞觀玉鏡將》)，天盛年間(1149～1170年)刻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20卷(又譯作《西夏法典》)等，當為「刻字司」所印。

還有譯自漢籍的刻本如《孫子兵法三家注》、《黃石公三略》、《十二國》、《經史雜抄》等，這些適應於學校教學和科舉實用的書籍，也可能是「刻字司」刻印的。

另外，有朱筆校改未及付梓的仁宗年間譯稿《孝經傳》、《孟子傳》等，也當屬「刻字司」的備刻本[19]。

(2)私人刻書。

西夏文字典《音同》「跋」稱:後刻工印匠不(曉?)事人等，因貪小利，肆開文場，另為雕刻。

彼既不諳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顛倒，左右混雜，學者惑之(詳參史金波、黃振華:《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釋》)，西夏官方刻書不能滿足社會需要，致有為射利而翻刻官刻書者，說明西夏有私人刻書。

私人刻書為個人出資刻印的書，多為民間著述而不能在「刻字司」刻印者。

西夏文《新集錦成對諺語》(又譯作《新集錦合辭》)，是兩句一條、工整對仗的民間諺語、格言集。

它由地位較高的御史承旨、番大學士梁德養初編，切韻博士王仁持增補而成，在乾佑十八年(1187年)由「褐布商蒲梁尼尋印」(見《西夏諺語·新集錦志對諺語》)。

由骨勒茂才編纂的漢人學習西夏文、西夏人學習漢文的通俗讀物《番漢合時掌中珠》，是在乾佑二十一年(1190年)由「張氏書坊」刻印的。

這本對每個夏字和相應的漢字互為標音、標義的辭書，在近百年來，對研究死文字西夏文起了極大的作用，被稱為是「一把打開西夏學研究大門的鑰匙」(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本:《番漢合時掌中珠》)。

佛經中也有私人刻本，多為漢文佛經。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刻印於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年)八月，是現知有明確紀年的西夏時期最早的刻本。

這是由信徒陸文政，為「報父母同拯之德」，「特舍凈賄，懇爾良工，雕刻板成，印施含識。

」私刻漢文佛經，也以仁宗時期為多。

仁宗人慶三年(1146年)五月，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妙法蓮花經》，是由宗室提供「日費飲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

天盛四年(1152年)八月，由「幸居帝里」的邠州開元寺僧人劉德真印施的《注華嚴法界觀門》，是由他「恭舍囊資，募工鏤板，印施流通」的。

這說明西夏有私人刻工，可隨時應募，進行刻印。

「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是權傾朝野的大人物，為了「速愈沉疴」，在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鏤板印施」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桓宗天慶七年(1200年)七月，仇彥忠等為父母亡靈「同往凈方」，印施了《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600餘卷。

(3)寺院刻書。

西夏建國前後，就進行了廣泛的贖買和翻譯大藏經的活動。

從1031年到1073年的43年間，西夏太宗德明及其後景宗元昊、毅宗諒祚、惠宗秉常四朝，先後6次向宋帝獻馬贖購大藏經，宋帝皆給以滿足，令印經院印造賜給。

並在京都興慶府營建「高台寺」、「承天寺」，「貯中國(宋朝)所賜大藏經」。

從1038年到1090年的53年間，景宗、毅宗、惠宗及崇宗乾順四朝，根據《開寶藏》先後命國師白法信、三藏安全國師沙門白智光等32人為頭，持續進行譯經活動，先後譯成大小三乘「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這就是《蕃大藏經》，即西夏文大藏經。

這是中國最早的用少數民族文字譯成的大藏經。

西夏的贖經、譯經活動，為西夏刻印佛經打下了基礎。

西夏寺院刻經，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皇室重大法事活動刻印佛經，一種是寺院為弘揚佛法刻印佛經。

由於兩者地位和財力的不同，刻經的數量和規模難以相比，而皇室動輒數萬、數十萬的數量，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狀況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帝後們為某種目的所作法事活動，不僅要延請高僧燒施結壇，誦讀經文，要散施佛經、法物，要度僧、濟貧、放生，有時還要釋囚、大赦。

這種法事活動，是國家的重要慶典，也是一種政治活動。

這種活動，往往需要大量佛經，據仁宗乾佑十五年(1184年)九月所撰《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發願文，為他「本命之年」法事所散施的番漢佛經51，000卷，彩畫功德51，000餘幅，是「仍敕有司印造」的。

這裡的「有司」，當指「刻字司」，「仍敕」當然是說過去也是這樣做的。

但「刻字司」不一定承擔具體的刻印事宜，具體刻印工作，或許是由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寺院承印的。

乾佑二十年(1189年)三月，羅太后「謹施」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就是由「溫家寺經院」刻印的。

帝後們作法事，或為他們的「本命之年」，或為皇帝「登基」紀念，或為帝後「周忌之辰」，往往活動規模很大，所需散施的佛經數量也很多。

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仁宗在「皇太后周忌之辰開板印造」了《佛說聖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番、漢共二萬卷」。

乾佑年間(1140年～1193年)，仁宗為先皇帝早日「趨生三界」，「命工鏤板」刻印了《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勝相頂尊總持》番漢15，000卷。

乾佑二十年(1189年)九月，在大度民寺作的「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上，散施了番、漢《觀彌勒菩薩上兜率天經》10萬卷，漢文《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5萬卷，總計高達25萬卷。

仁宗死後，羅太后為仁宗周年忌日，於天慶二年(1195年)九月散施了《佛說轉女身經》，又於天慶三年(1196年)九月，舉行盛大法會，僅「開讀經義藏經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經二百四十七藏，諸般經八十一藏，大部帙經並零經五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七十八部」，還散施了「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共九萬三千部」。

寺院為弘揚佛法印施佛經的特點，是在相關的刻經發願文中，沒有直接的目的，也沒有提供資金的善男信女。

諸如由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在崇宗大安十年(1083年)八月印施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由尚座袁宗鑒等17人，在乾佑十五年(1083年)八月「重開板印施」的《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尼經》;由蘭山崇法禪師金剛幢譯定，中書相賀宗壽作序，在桓宗天慶七年(1200年)雕印流通的《密咒圓因往生集》以及由聖普化寺連批張蓋利，副使沙門李智寶在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普施傳持」的《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和《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都是相關高僧主持印施的。

這些經雖然沒有為何寺院所印的題款，但應是寺院所印，是寺院弘揚佛法的正常業務。

與遼金刻印漢文大藏經《契丹藏》、《趙城藏》一樣，西夏也刻印了漢文《西夏藏》，是由西夏賀蘭山佛祖院刻印的。

賀蘭山佛祖院是西夏都城西北賀蘭山某處的一座規模很大的寺院，是西夏漢文佛經的刻印中心。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藏《大方廣佛嚴華經》卷九尾頁的西夏文捺印押記，提供了這一重大事實的依據。

押記漢譯:「蕃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圓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佛恩，印製十二部大藏契經及五十四部《華嚴經》」等。

「番」音「弭」，是党項自稱，「番國」當然就是西夏。

這說明和尚李慧月起碼印製了12部漢文大藏經。

同樣形式、同樣內容的西夏文捺印押記，還出現在陝西省圖書館藏《佛說摩尼羅亶經》、日本天理圖書館藏《高僧傳》卷五尾頁上(以上所用材料，主要取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銘文、佛經序跋發展文、石窟題記》相關部分)。

這不僅進一步證實了上述說法，也說明這兩部經書，就是李慧月所印《西夏藏》的傳世本。

需要說明，如前述現存西夏刻本有數百種之多，但絕大多數是首尾不全的殘本;有的流失海外的西夏刻本，也難以得到有關材料;這都不能不影響我們對西夏刻印情況的進一步了解。

1993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三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計特精裝八開本21冊，其中漢文6冊，西夏文世俗文獻5冊，其他為西夏文佛經。

隨著這部巨著的影印出版，必將為西夏刻書印刷情況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而翔實的資料。

四、西夏的版畫印刷

西夏版畫內容十分豐富，按其處理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佛經扉畫、插圖本佛經、單張佛像和鈐印佛像等4種形式。

西夏佛經，有如宋朝佛經一樣，大都有經首扉畫，如漢文《金剛般若密多羅經》、《妙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轉女身經》及西夏文《慈悲道場懺悔法》等，都有相關內容的扉畫，其中的「梁皇寶懺圖」，線條流暢，構圖優美，人物造型生動，是一幅優秀的古代版畫。

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扉畫「譯經圖」，上繪僧俗人物25身，西夏文人名題款12條，知其為安全國師白智光主持的譯經場面。

「譯經圖」中白智光以國師之身，居畫面中心，制約全局;助譯者番漢各4人，穿插分坐兩側，有的握筆，有的持卷，似有分工，形態各異;前方體形較大的兩人，衣著富麗，形態安詳，是皇帝秉常、皇太后梁氏。

整個構圖場面隆重，主題突出，刻工精細，刀法流暢，形象地展示了西夏譯經盛況，內涵極為豐富，在扉畫中十分少見，是研究古代譯經活動的形象資料，甚為珍貴。

插圖本佛經，是佛經中有連續插圖的佛經，有的上圖下文，有的左圖右文，有的不規則插入，目的都是為了通俗地解釋佛經。

在宋代，插圖還用在儒家經典、歷史故事、科技實用等方面的圖書上，稱為「纂文互注」本，目的都是為了便於使用學習，加深對文字的理解。

在西夏文獻中，也發現了插圖本佛經，這就是初步認定為崇宗乾順時期的西夏文《觀音經》。

插圖本《觀音經》是1959年7月在敦煌發現的。

該經為經折裝，書品高20.5cm，寬9cm;版面上下為子母欄，高15.5cm，寬17.5cm;全書總26頁51面。

首頁為水月觀音扉畫，余頁皆為下文上圖;圖文間橫線相隔，經文高11.3cm，每面5行，每行10字，約占版面的3/4，顯示了以文為主的慣性;經圖只占版面的1/4，比較狹小。

總計54圖，除第一圖是由捲雲、欄柱、蓮花組成的題圖外，其餘53圖皆為與經文相配的故事圖。

經圖圖幅寬窄不一，根據畫面的內容，窄的只占半面，寬的達一面半。

據研究，全部版面涉及的神怪和世俗人物約70左右。

神怪人物和動物有:佛、菩薩、天王、夜叉、羅剎鬼、聲聞、獨覺、梵王、帝釋、自在天、龍、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人非人、金剛、毒龍、雷神、雨師、風火神、地獄惡畜、蛇蠍等。

世俗人物有:商人、強人、白痴、比丘、比丘尼、婆羅門、武士、婦女、童男、童女、劊子手、囚犯、將軍、長者、小王、居士、宰官、優婆塞、優婆夷、惡人、怨賊、老人、病人等。

此外，還有雲氣、火焰、山水、船舶、監獄、枷鎖、刀劍、戟杖、旗幟、傘蓋、行李、珠寶、地毯、佛塔、床榻、蓮花、蓮花座、鼓形座、靠背椅、碗、樹等。

全部圖由右向左展開，簡直是一部西夏社會生活的畫卷，有極高的欣賞和研究價值。

由於畫面很小，人物、道具、襯景都比較簡單，但卻做到了「簡而不陋，巧不失真」;有些人物如商旅、強人等，刻畫得比較真實生動，有些神怪如夜叉、羅剎等，描繪得也富有想像。

版畫刻法以陽線刻為主，輔以陰線刻，具有民間坊刻本粗放而質樸的特點[20]。

這是中國較早的插圖本佛經之一，對研究早期版畫有重要價值。

單幅雕版佛畫，不同於經首扉畫，是與佛經脫離而單獨存在的。

這種佛畫唐宋時代就開始流行，西夏時期也大量刻印散施。

前述乾佑十五年(1184年)仁宗做法事，除「普施臣吏僧民」佛經、串珠外，還有「彩畫功德五萬一千餘幀」;桓宗天慶三年(1196年)，羅太后為仁宗三周年忌，在眾多的散施物中，還有八塔成道像凈取業障功德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幀(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這作為「功德」的「彩畫」、「八塔成道像」，都應是單張的佛畫。

從這些龐大的數字上，可見當時刻印單幅佛畫之一斑。

西夏單幅佛畫，本世紀以來也有發現。

俄藏黑水城文獻TK289號，是一張上圖下文的宣傳文殊菩薩的佛像，該圖高19cm，寬29cm，版面16.5cm×26.5cm，四界子母欄;上欄中間為坐獅的文殊像，左有牽獅胡奴，右為供養童子;下欄為《文殊師利童真菩薩王字心真言》和《文殊師利大威德寶藏心陀羅尼》[21]。

1991年寧夏賀蘭縣發現了幢形「頂吉尊勝佛母像」，圖幅高55cm，寬約23cm，由寶蓋、塔身、底座三部分組成，寶蓋帷幔和底座上，有梵文六字真言等文字，塔身中心為三面八臂的頂吉尊勝佛母像，環像四周為梵文經咒[22]。

這幅畫雖為長方形，但其風格與1944年成都發現的方形《陀羅尼經咒》中的六臂菩薩像，與1974年西安發現的方形《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中的彩繪佛像，有某種內在聯繫，其共同點是:經像為經咒包圍，經像畫面大大小於經咒面積，都是佛教密宗畫像。

鈐印佛像，古稱「佛印」、「印絹紙」，是刻好並鈐印在紙上的佛像，始於隋唐之際，已有唐代實物發現，可以說是最早的版畫。

本世紀初，斯坦因在敦煌和吐魯番就有發現，一張紙上，鈐印少則一個，多則數十、數百個佛像。

這類鈐印佛像，在黑城有發現，在寧夏也有發現，就是與前述「頂吉尊勝佛母像」同時出土的釋迦牟尼佛像。

佛印縱長方形，14.5cm×11.5cm，佛像居中，畫面很小，6cm×4.4cm;環佛像四周為橫排梵文經咒。

朱紅印在麻紙上，少則一印，多則10印[23]。

五、西夏刻書印刷事業的特點

(1)繁榮於西夏後期。

西夏建國後，積極吸取外來文化營養，贖購和翻譯儒佛經典，為西夏的刻書印刷事業創造了條件。

但西夏前期，正是北宋刻書印刷業發展和繁榮的時期，宋版書如同宋代貨幣一樣(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錢幣)，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西夏，似乎暫時滿足了西夏社會對書籍的需要，西夏刻印事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

在現存實物中，至今未發現景宗、毅宗二朝的出版物;而黑城發現的20多種宋版書，多是12世紀30年代以前的，似乎也說明了這點。

當然不是說西夏前期沒有印刷，但沒有得到發展是應肯定的。

現存最早的西夏刻本是惠宗時期的，而90%的出版物是仁宗時期的，說明仁宗時期是西夏刻書印刷事業最繁榮的時期。

(2)刻印中心在京都。

京都興慶府(中興府)，是西夏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也是西夏佛教寺院最多的地區之一。

西夏書籍的刻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官府手中，如前述重要典籍都由「刻字司」刻印。

而皇家重大法事活動所需大量佛經，也由「刻字司」組織有關寺院刻印。

這就決定了刻印地點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地區。

刻印漢文《西夏藏》的賀蘭山佛祖院，發現大量西夏文雕版實物的賀蘭縣宏佛塔，都在京城附近地區。

西夏私人刻工及私刻圖書活動，也應在有購書市場的京都。

宋版書題款中多有刻書地點，如丹州、承德、汴梁、杭州等，而西夏刻本強調的是「刻字司印」、「刻字司重印」，很少有刻印地點題款(目前尚未發現一處)，似乎說明了這點。

河西走廊的甘、涼、肅、沙等州，也是西夏文化較為發達、佛教寺院較多的地區，但至今未發現能證明是這裡刻印的書籍，讓人難以理解;黑城屬邊遠重鎮，這裡發現的大量西夏文獻和佛經雕版，是說明這裡有刻經的寺院呢，還是說明有人從京城帶去的呢?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

(3)書寫使用竹筆。

黑城在漢代屬居延。

居延地區曾發現過漢代毛筆。

自古以來人們用毛筆書寫，西夏也不例外。

仁宗時，翰林學士劉志直以「工書法」而聞名，西北有黃羊，志直取其尾毫為筆，國中效之，遂以為法(戴錫章:《西夏記》卷二十五)。

除傳統的毛筆外，西夏還有竹筆。

1972年甘肅武威發現過兩支竹筆，其形制是將竹子的一頭削成筆尖形，在筆尖中間劃開一道縫隙，與現在的蘸水筆類似。

其中一支已使用過，有墨跡，略殘，長9.5cm，直徑0.8cm。

另一支未用過，長13.6cm，直徑0.7cm。

它們是我國首次發現的西夏時期的竹筆[24]。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就有用竹筆書寫的刻本，其特點是「起落頓筆，轉折筆畫不圓」，它與宋體字不同，有人稱之為「寫刻體」[25]。

(4)印紙多用麻紙，也使用樹皮紙。

西夏後期寫本漢文《雜字》「器用物部」記載的西夏紙有「表紙、大紙、小紙、三抄、連抄、小抄、銀碗、紙馬、折四、折五、匙箸、金紙、銀紙、蠟紙、京紙」等十多種(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說明西夏紙張及紙製品品種之豐富，可滿足現實生活各種需要所用。

西夏印本使用什麼紙，西夏辭書《文海》在解釋紙時說:「此者白凈麻布樹皮等造紙也。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1966年全蘇製漿造紙工業科學研究所，對俄藏西夏文獻10個紙樣進行科學測定，得出結論認為:西夏紙漿是含亞麻、大麻和棉花纖維的碎布紙漿，其廉紋多為7根/cm[26]。

1997年12月，中國製漿造紙工業研究所王菊華先生對寧夏拜寺溝方塔西夏文獻的9個紙樣進行了纖維形態分析，認為西夏時期的造紙原料，主要是廢舊麻布和樹皮，其中樹皮的用量已占相當比例。

在造紙工藝上已有施膠、加填的能力，但尚不能漂白，抄紙普遍使用竹簾。

簾紋為6～7根/cm。

這兩項測定結果，與《文海》對紙的解釋完全一致，西夏使用麻紙，也使用樹皮紙。

(5)諱制不嚴格。

受北宋影響，西夏刻本也有避諱的情況，如西夏文《論語全解》中的「孝」字缺筆，以避仁宗仁孝名諱。

但西夏諱制遠不如北宋嚴格，在官刻本中有的避，有的不避;在私刻本及佛經中，尚未發現避諱實例。

(6)筆授、刻工多為漢人。

在少數西夏刻本中，也有筆授和刻工姓名，但其姓名在何處記述，處理方法不一，而所見姓名，無論是漢文本還是西夏文本，多為漢人。

筆授即書手、謄寫工。

官刻本西夏文《西夏詩集·大詩》卷末題款有「筆授和尚劉法雨」[27];皇建元年(1210年)漢文《無量壽王經》發願文載其經為「索智深書」。

劉法雨、索智深皆為漢人。

刻工姓名在佛經中，多記述於序、跋和發願文中。

西夏文《慈悲道場懺罪法》序尾有漢文「何森秀刊」四字;人慶三年(1146年)漢文《妙法蓮花經》發願文載，雕字人是王善慧、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人;天盛四年(1152年)漢文《注華嚴法界觀門》，是邠州僧人「劉德真雕版印文」散施的;乾佑十五年(1184年)漢文《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尼經》，是雕經善友眾尚座袁宗鑒、杜俊義、朱信忠、杜俊德、安平、陳用、李俊才、杜信忠、袁德忠、杜產忠、杜用、牛智慧、張用、訛德勝、杜宗慶、薛忠義、張師道等17人「重開板印施的」;上述「索智深書」的《無量壽王經》，是「西天智圓刁(雕)」的(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1991年寧夏賀蘭山拜寺溝方塔出土的漢文佛經《略疏》殘頁版口上有「柳信忠一片」[28]，則與上述佛經處理方法不同。

這些刻工大都是漢人。

刻字司刻印的西夏文世俗文獻，則受宋朝影響，將刻工姓名刻在版口上。

其中《類林》得14人，其譯音為:玉信、西田、鄞周、單寶、惠燈、玉松、休德定、寶司、踐狗、鐺曹、單口羅、德兒、桂向、熙山;《聖立義海》2人，譯音為呂呂、伯廣;《論語全解》的刻工，是《類林》中的惠燈、桂向。

總計16人。

這些字沒有党項人姓名中常見的有具體含義的字，而是專門用來譯寫漢語的純表音字，上述譯音當然不一定是這些人的原名漢字，但可肯定他們是漢人[29]。

(7)裝幀形式多有變化。

和宋版書一樣，西夏書籍也有卷子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梵夾裝等。

蝴蝶裝和包背裝也有變化:有的蝴蝶裝是將一張大紙兩折折成4面，再將數折相向疊在一起，中縫用線連接，折成一疊，然後數疊碼在一起，再用封皮粘接成冊;書寫時仍是相對的兩面寫，兩面不寫，翻開時呈蝴蝶裝;但卻有如現代書籍印張，如果拆散，連接的兩面，多不在一張紙上，有人稱為「雙蝴蝶裝」。

這種裝式雖仍為蝴蝶裝，但不寫字的兩面，其下部是不裁開的，因此翻閱更為方便;雖然只用在寫本上，甚或是裝訂好後才寫，但卻是蝴蝶裝形式的改進和進步[30]。

包背裝除用紙捻或線穿訂冊頁，再加包裝封皮的形式外，有的還是單張的上下封皮，然後用線或紙捻裝訂起來，這種裝式介於包背裝和線裝之間，也是一種進步。

上述裝幀形式，世俗著作主要是蝴蝶裝，佛經則以經折裝為主，也有卷子裝和蝴蝶裝。

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中，還有數十件藏文書籍，其中有數種刻本，均為夾板的梵夾裝。

(8)版面設計別具特色。

西夏書受北宋影響，版面設計多字大、行寬，墨色濃厚，疏朗明快。

經折裝佛經，多為上下子母欄。

蝴蝶裝刻本，有四界單欄，四界子母欄;多為上下單欄，左右子母欄。

版口多為白口，上段有書名簡稱，下段為頁碼。

書名簡稱用字十分簡略，只有二三字，有的僅為一字，如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卷X，簡為《續X》，有的乾脆「續」字也省去，只有一個卷數數字，而這個數字，有的還用筆畫簡單的漢字。

頁碼數字有漢字，有夏字，有漢夏合字，全無定規。

書口中少有魚尾、象鼻，但書名簡稱及頁碼數字，除陽字外，有的刻成陰字，有的為陰陽合字，多有變化，或在其上下各加一橫線，將其框住。

西夏人十分注意對書籍的裝飾。

在字行空白處插入形形色色的小花飾，是西夏刻本的一大特色。

這些花飾，簡單的有圓點、圓圈、三角、方塊、十字等，最多的為菱形、火炬、三角形花紋，還有方孔錢、梅花、菊花、無名小花飾;此外還有人物，多在標題下空間較大的地方，高達三至四厘米，有頭帶荷葉，足登蓮花的小人，有頭帶笠帽、背披蓑衣的人物。

這些花飾，不僅出現在諸如《番漢合時掌中珠》、《雜字》等通俗讀物中，還出現在辭典、佛經中，而國家重典《天盛律令》最為豐富，各種花飾多達十幾種。

上述花飾多出現在西夏文文獻中，而漢文刻本則極少。

俄藏黑水城西夏寫本，還有彩色欄線，單欄多為紅色和橙黃色，雙欄則有紅黑雙線、褐綠雙線等，還有的在雙欄線中間繪有各種紋錦的花欄，花欄多為立柱裝，柱頭多為蓮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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