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武威西夏文獻的版本特點及價值

武威西夏遺存非常豐富，僅西夏文獻一項，在武威就有四項較大規模的出土和發現。

本文在全面整理和綜合考察武威出土西夏文獻的基礎上，對其版本特點和價值進行了簡單梳理。

地處河西走廊東端的甘肅武威，是西夏時期重要的軍事、政治和文化中心，著名的西夏碑中有這樣的記載：「大夏開基，涼為輔郡。

」這句話概括地反映了武威在西夏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武威西夏遺存非常豐富，20世紀50年代以來，僅西夏文獻一項，在武威就有四次較大規模的出土和發現：1952年，天梯山石窟發現西夏文和藏文文獻35件，現存甘肅省博物館；1972年，張義鄉修行洞發現西夏文和漢文文獻77件，現存甘肅省博物館；1987年，新華鄉亥母洞發現西夏文文獻36件，其中35件存武威市博物館，1件存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景泰縣發現西夏文文獻2件，現保存於景泰縣博物館和景泰縣檔案館。

這些文獻大部分已經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卷中公布了圖版，文獻敘錄和個別文獻的研究成果業已發表。

本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武威西夏文獻的版本和特點進行探討。

一、武威西夏文獻版本現狀

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獻內容豐富，有佛經、世俗書籍、社會文書等。

文獻的版本形式更是多種多樣，有木刻本經折裝、泥活字本經折裝、刻本蝴蝶裝、寫本捲軸裝、寫本縫繢裝等。

最為難得的是，有些文獻中泥、木活字共用，有些配有花卉甚至人物插圖，有些寫本文獻書法遒勁雋秀，具有典型的時代和民族特徵。

（一）印刷或書寫形式

1. 雕印佛經

雕版印本是現存西夏佛經最常見的印刷形式。

考古發現證明，早在五代宋初，西部地區的敦煌已經有了發達的刻印事業。

西夏建立國家政權後，採取佛儒並重的治國方針，一方面崇尚儒學，興辦學校，推行科舉；一方面又大力弘揚佛教，除了向中原求取佛經外，還大量刻印本民族文字的佛經，廣泛施散。

這些措施和行動，無疑擴大了社會對於書籍的需求，加快了西夏出版印刷事業的發展。

河西走廊是西夏政權賴以生存和穩固的重要基地，也是具有深厚佛教基礎的地區。

西夏據有河西走廊之後，承襲了當地原有的刻印出版技術，加上與之相鄰且有高超刻印技術水平的宋、遼、金的影響，西夏的出版印刷事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武威發現的西夏文佛經大多數為雕版印本，數量很多，內容有漢傳佛經、藏傳佛經、施經發願文，還有本土創作的佛教文獻。

武威西夏文佛經基本上是《大正藏》中經部的內容，其中有寶積部的《佛說決定毗尼經》，般若部的《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經》、《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法華部的《妙法蓮華經》，華嚴部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經集部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維摩詰所說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

藏傳佛教經典有密教部的《佛說大白傘蓋陀羅尼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呼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種經集》、《佛說聖耀母陀羅尼經》、《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德依經錄》等。

2. 雕印世俗書籍

武威發現的雕版印本世俗書籍數量較少，且多為殘頁，但是內容卻是西夏時期政府和民間編纂的語言文字類書籍，非常重要，它們是西夏統治者強調發展民族文化、推行民族文字的產物。

其中有官方編印的西夏文韻書《同音》殘頁，殘頁上保留的56組同音字，屬於喉音八品內容。

還有民間編印的識字課本《三才雜字》殘頁2面，內容是以四言形式敘述人一生婚姻嫁娶、養兒育女、生長教育、長大成人的過程以及求師學藝、學成升官後娛樂歌舞、迎來送往的情景。

另有流行於民間的《勸世詩》殘頁，告誡世人富貴榮華、青春美貌如過眼煙雲，不要貪戀。

3. 活字印本佛經

西夏的活字印刷早在中原宋朝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技術不久就開始使用。

隨著社會上對印刷品需求量的不斷增大，西夏政府很快就認識到雕版印刷的不足，在發展雕版印刷的同時，借鑑和引進了中原宋朝畢昇發明不久的活字印刷技術，並且靈活多變地進行了改良，使活字印刷有了創新和發展。

武威發現西夏時期的泥活字印本佛經《維摩詰所說經》下卷，共保存54面。

該經經名之後的題款是西夏仁宗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這是仁宗大慶二年（1141）始定的尊號，因此，此經最早當為西夏中期印本。

較為特殊的是，此題款位於活字印本的經名和正文之間，系雕版一次印刷而成。

這種特殊現象唯西夏時期文獻上所獨有，當是西夏人在印刷技術中的創新。

4. 西夏文寫本文獻

儘管當時已經有了發達的書籍出版事業，但是很多西夏書籍特別是重要的社會文書，仍然以寫本的形式出現和流傳。

西夏文寫本佛經是用於學習和誦讀的，不少虔誠的佛教徒親自抄寫佛經，或者發願請人抄寫佛經，作為修習功德的一種方式。

武威發現的西夏文寫本佛經較為完整的有《〈呼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種經集》、《妙法蓮華經心》，還有大量佛經殘頁等。

西夏文《五更轉》和《志公大師十二時歌註解》，都是西夏本土創作和注釋的佛教作品，用詞、語言風格和蘊涵的哲理，都富有西夏民族特色。

武威西夏文寫本獻以社會文書居多。

社會文書是西夏時期各階層之間政治、經濟往來的信函，它們是傳世稀少的西夏孤本文獻，彌足珍貴。

武威西夏文社會文書多用草書或行草寫成，其中保存較為完整的有《乾定戌年賣驢契》、《乾定酉年賣牛契》、《乾定申年典糜契》、《天慶寅年匯款單》、《乾定酉年移合訛慧寶告牒文書》，還有部分誥牒文書和公文殘頁以及欠款條、請假條、曆書、醫方、占卜辭等世俗文獻。

（二）裝幀

1. 刻本經折裝和寫本經折裝

經折裝又叫摺子裝，是西夏印本佛經最常見的裝幀形式，將圖書長卷按統一版面寬度左右反覆摺疊成冊，加上書衣，成為可以隨時展讀的冊子。

武威刻本西夏文佛經的裝幀形式大多數是經折裝。

保存較為完整的泥活字印本《維摩詰所說經》和木刻本《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金剛經》等就是典型的經折裝。

還有大量刻本佛經殘頁，都是經折裝形式。

寫本經折裝主要有用楷書寫成的《佛說聖耀母陀羅尼經》和《妙法蓮華經》，是西夏書法作品中的上品。

2. 刻本蝴蝶裝

蝴蝶裝是宋朝才開始的一種新的裝訂方式，是冊頁裝訂的最早形式。

具體為將書頁在版心處對摺，有字的一面向里，將若干折好的書頁中縫背面對齊，用膠粘連成冊，再用厚紙包裹做成書面。

這種形式裝訂好的書，表面看與現在的平裝書相似，展開閱讀時，書頁猶如蝴蝶兩翼飛舞，故稱為蝴蝶裝。

它比捲軸裝翻閱方便，流行於宋元時期，到西夏後期被普遍使用。

武威發現的蝴蝶裝書籍，僅保存有《三才雜字》和《同音》兩書的殘頁。

3. 寫本捲軸裝

寫本捲軸裝也叫卷子裝，是將紙張粘連成長幅，用木棒做軸，旋轉捲起，類似裝裱好的書畫。

這是唐、宋時期流行的書籍裝幀形式，西夏時也很盛行。

武威發現的捲軸裝西夏文獻最典型的是寫本佛教文獻《志公大師十二時歌註解》，該經是由三張高17厘米的紙粘接而成的長卷，現殘存120厘米，雖然不設捲軸，但其餘特徵完全與卷裝無異，當是簡化了的捲軸裝。

4. 寫本縫繢裝

縫繢裝的裝幀形式是先把單頁紙左右或上下對摺，將若干摺疊好的單頁在中縫線訂成疊，然後再根據需要將數迭縫綴成冊。

裝訂成冊後再書寫，而且只能單面書寫，相鄰兩頁無字面合背並在書口處粘連。

此種裝幀形式的特點是，書籍在拆散後，頁面前後內容多不銜接，且只有寫本沒有印本。

武威發現的《〈呼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種經集》和《妙法蓮華經心》，都屬於寫本縫繢裝。

5. 寫本單頁

武威西夏文獻寫本單頁中有佛經，也有社會文書，且以文書居多。

單頁的社會文書較為完整的如《賣牛契約》、《典糜契約》、《匯款單》等，其行文格式與內蒙古黑水城遺址中出土的大量西夏契約文書相同，應當是西夏時期民間流行的借貸和買賣契約的標準格式。

佛教文獻《五更轉》是單頁寫本佛教文獻中最完整的一件作品，其形式和內容借鑑了敦煌《五更轉》，但在語言和結構上又具有西夏民族和時代特點。

（三）版面

版面是指書籍頁面的尺寸。

武威西夏書籍的版面大小不一，無論刻本還是寫本，不同的裝幀方式具有多種不同的版面尺寸。

1. 刻本版面

武威西夏刻本經折裝書籍的版面，數量最多，尺寸樣式也最多。

單是《金剛經》，就有高和寬分別為19×8.2（厘米，以下尺寸單位都為厘米）、19×8.5、20×9、19.8×8.6、19.5×9、17.8×9、19.5×8.5、28×12、13.1×7.2等多種尺寸樣式。

《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也有17.8×8.4、18.4×9.2、15.7×8、17.5×9、16.8×8.7等多種尺寸。

《大白傘蓋陀羅尼經》的尺寸有15.5×8.8、18.3×7、18.5×9等幾種。

《佛說百壽怨結解陀羅尼經》的尺寸有20×8.5、20×8.3幾種。

泥活字印本《維摩詰所說經》尺寸為28.5×11.6。

《星宿母陀羅尼經》尺寸為18.5×8.5。

《佛說決定毗尼經》尺寸為19×8。

《毗盧遮那法身頂相印輪文眾生三災怖畏令物取作惡業救拔經》尺寸為18.5×9。

《金光明最勝王經》尺寸為31×11.8。

《凈國求生禮佛盛讚頌》尺寸為21×9。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為殘頁，欄高21.5厘米。

《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錄》尺寸為13.3×8.2、22.5×11.5、17×12.8。

《大方廣佛華嚴經》尺寸為28.5×11.7、15.2×8.3。

《觀彌勒菩薩上升兜率天經》尺寸為22×10.7。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尺寸為20.4×10。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經》尺寸為18×10。

《妙法蓮花經》尺寸為17×8.4。

《音同》尺寸為28.5×12。

《三才雜字》尺寸為19.7×15.2。

《勸世詩》尺寸為17.7×10.2。

2. 寫本版面

《佛說聖耀母陀羅尼經》尺寸為14.7×8。

《志公大師十二時歌註解》尺寸為17×120。

《〈呼金剛八王智變化八天母為生順〉等多種經集》尺寸為14×11。

《妙法蓮華經心》尺寸為11.5×9.5。

《賣驢契約》尺寸為17×55。

《買牛契約》尺寸為30×44。

《典糜契約》尺寸為18×27。

《乾定酉年文書》尺寸為17.5×13。

《五更轉》尺寸為18×32。

《匯款單》尺寸為21.2×13.5。

醫方尺寸為19.5×11.8。

光定午年誥牒尺寸為18.1×29。

另外，還有許多殘頁社會文書和佛經。

（四）行款、邊欄、版心和插圖

行款又稱行格，即在版面之內用直線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

武威西夏文獻因為版面尺寸不同，行款也各不相同。

刻本書籍的行款較為固定，一般為六行或七行，也有八行的。

寫本書籍或單頁社會文書則沒有一定規則，隨著內容的多少和版面的大小而增減。

武威西夏文書籍的邊欄有四面雙欄、四面單欄、上下雙欄、上下單欄四種。

較為特殊的是寫本《妙法蓮花經心》，在每行字之間繪製了界欄。

版心又叫書口，是指每頁版面正中的位置。

武威西夏文獻多為殘頁，因此，書口特徵不明顯。

頁面插圖是古籍中的一種裝飾，在印本書籍中，空白處添加插圖還起著固定紙張、防止印刷時一邊起翹的作用。

武威西夏文獻中的版面插圖非常豐富，而且多出現在印本書籍中。

《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在版面的上部和中部各刻印一行跏趺坐佛像，佛像下方刻印各佛名稱。

《佛說決定毗尼經》則是在版面上部刻印一行佛像，佛像下面刻印佛名。

其他裝飾性插圖多添印在文字空白處，有菱形梅花、佛印符號、寶幢圖案、圓點、菱形五角、行走的小沙彌、心形梅花、五瓣梅花、四瓣梅花等圖案，最特別的是殘存的兩頁佛經插圖上分別刻印菩薩和弟子像，刻印精緻入微，雖然僅剩殘片，但也不失為西夏繪畫藝術的精品之作。

二、版本特點

（一）裝幀形式多種多樣，基本囊括了宋代流行的樣式

我國的雕版印刷始於唐代中葉，宋代日益成熟和普及。

兩宋時期政府重視發展刻書事業，官刻書籍由國子監、崇文院、秘書監及各地府、州、郡學等部門專門主持管理。

這一時期，民間私家刻書和坊肆刻書也十分興盛，且不同地區的刻本各具特色。

由於印刷術的普及，宋代圖書的裝幀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改變了以往單一的捲軸裝形式，先後出現了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縫繢裝等形式。

和宋代比鄰的西夏，在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廣泛吸納特別是中原宋朝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接受並熟練運用漢文書籍出版技術，並且創造性地將這種技術運用到西夏文字書籍的出版中，形成了西夏書籍版本的多樣化。

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獻，儘管大多是殘頁，但其版本和裝幀幾乎與宋代繁榮的裝幀形式無異。

（二）活字印本特別是泥活字印本的發現，補充了國內現存文獻版本之不足

北宋布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西夏時期得到了使用和推廣。

西夏時期的活字印刷技術還屬於我國活字印刷技術的初始階段，保存至今的是早期活字印本實物，數量很少。

武威出土泥活字印本佛經《維摩詰所說經下集》是目前國內保存最早的，也是唯一較為完整的泥活字印本。

發現之初，人們對其是否活字或泥活字還心存疑慮。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來，隨著各地收藏西夏文獻的陸續公布，專家學者經過多方努力，對現存泥、木等多種活字印本進行考證、比較，已經尋找出了活字印本的特點及其與雕版印本之間的區別，肯定了西夏使用泥活字和木活字的事實。

而武威泥活字印本則成為國內保存唯一完整的泥活字版本的一例孤證。

三、武威西夏文獻版本價值

（一）武威西夏文獻繼承並保存了中原漢族先進的印刷技術，為研究我國印刷技術的發展歷程提供了實物

宋元以前的印本和寫本書籍，早就被列入我國古代善本之列。

由於存世數量稀少，少有人能見到宋版書籍的真實面貌。

西夏文化深受唐宋文化影響，其印刷技術借鑑和繼承了宋代，而書籍的裝幀形式也基本保持了唐宋書籍的原貌。

活字印刷是宋代的發明，但是迄今為止，還未發現宋代活字印刷實物，但在存世的西夏文獻中，泥活字、木活字實物都有。

蝴蝶裝是宋時出現的一種新的裝幀形式，它為線裝書籍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而與宋同時期的西夏，很快就將這種裝幀形式運用到西夏文字書籍的出版中，無論是佛經，還是世俗書籍，都採用蝴蝶裝形式，例如武威西夏文獻中的世俗書籍《三才雜字》和《音同》，寧夏西夏文獻中的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

縫繢裝是一種傳統的書籍裝幀形式，現存古籍中，這種裝幀形式只能在敦煌遺書中得見其貌。

但在武威西夏文獻中，此種裝幀的書籍便發現了三件，而且都相對完整。

諸如此類，在很難一見宋版書籍真容的情況下，存世的西夏書籍再現了宋版書的面貌，對我們研究古代書籍的演變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二）武威西夏文獻在繼承中原先進的印刷技術的同時又進行了創新

西夏人借鑑中原漢族的印刷技術後，不但印製漢文書籍，還利用這一技術來印刷西夏文書籍，這是西夏對於中原印刷術的創新之一。

武威泥活字印本佛經《維摩詰所說經》，經文內容使用泥活字印成，但經名與經文之間的仁宗尊號題款，字體小於經文，書寫刻印風格與經文迥異，具有木雕版的特點，顯然是同一人一次寫刻在一塊長條形木板上，在需要的時候，排放在適當的位置進行印刷。

這顯然是以詞組為單位，用木雕版的形式寫刻，然後作為一組活字備用，這表明西夏的活字印刷不拘一格，善於靈活運用。

這種把活字和雕版結合起來使用的印刷方式，是西夏人的獨創，也是西夏活字印刷的特色，是其對中原活字印刷的創新之處。

（三）武威西夏文獻對研究西夏學、佛學、文獻學、印刷史、版本學等諸多學科，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武威西夏文獻的內容十分豐富，大部分內容是佛教文獻，有漢傳佛經、藏傳佛經、佛經發願文，還有西夏本土撰著的佛教文獻。

此外，還有大量社會文書，有官方的誥牒文書、請假條，還有民間的各種買賣和借貸文書、匯款單、欠款條、曆書、占卜辭、醫方等。

世俗書籍雖然保存的不多，但是內容卻十分重要，有官方印行的西夏文韻書《音同》，還有民間流行的西夏文識字讀本《三才雜字》，和勸導人們向善的《勸世詩》。

武威西夏文獻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也有少量漢文和藏文文獻，其內容涉及西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研究西夏學、佛學、文獻學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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