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在西夏學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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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史金波
西夏是中國中古時期西北部地區一個有重要影響的封建王朝,自稱大夏國(1038—1227年),前後共歷10個皇帝,享國190年。
前期與北宋、遼朝對峙,後期與南宋、金朝鼎足,近鄰還有回鶻、吐蕃政權。
各王朝間的關係複雜而微妙,西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夏首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主體民族是党項羌。
西夏初期創製了記錄西夏主體民族党項羌語言的文字,當時稱為「蕃文」,後世稱為西夏文。
西夏文隨著西夏的滅亡而逐漸消亡,變成無人可識的死文字。
西夏這樣一個重要王朝的歷史並未列入中國正史之中,致使有關西夏的漢文史料貧乏而凌亂,治西夏史者感到資料匱乏,困難重重。
所幸近百年來西夏文文獻不斷出土,給西夏研究帶來轉機。
1909年俄國科茲洛夫在中國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所得為最富,用40匹駱駝馱持至聖彼得堡,共有數千卷冊。
1917年寧夏靈武縣修城時出土兩大箱西夏文文獻,後輾轉傳藏,於1929年大部分入藏於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計百餘冊,蔚然成為大觀,少部分藏於甘肅、寧夏,一部分流失於日本。
近些年來由於西夏文字解讀的成功,西夏文文獻越來越受到西夏學專家們的重視。
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於20世紀30年代由周叔迦先生整理編目,以《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為題發表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西夏文專號》上(可參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編輯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卷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
筆者在黃潤華先生的幫助下於1973年、1982年重新整理這些文獻,發現館藏有所變化,增加了原為俄羅斯所藏黑水城出土的21卷佛經,原有的館藏佛經則有遺失(可參見史金波、黃潤華《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整理記》,載《文獻》1985年4期)。
在拙著《西夏佛教史略》一書的附錄中有北京圖書館所藏佛經目錄(可參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在西夏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 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數量很多:
總計文獻17種,有100餘卷,約有數千頁面。
其中既有西夏時期的文獻,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慈悲道場懺罪法》等;也有蒙古時期、元代的文獻,如《金光明最勝王經》、《添品妙法蓮華經》、《悲華經》等。
其中以佛經為主,也有世俗文獻,如《瓜州審案記錄》。
國內如寧夏、甘肅、內蒙古也陸續出土了不少西夏文文獻,但國內藏西夏文文獻仍以國家圖書館為首富。
第二,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館藏文獻為西夏、元代古本,據今有七八百年的歷史,皆屬於宋、元時期的善本之列。
其中有不少屬於海內外孤本,如《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經律異相》、《悲華經》等都是國內外收藏西夏文獻的部門所沒有的佛教經典。
另有一些文獻其他部門雖有收藏,但與國家圖書館所收卷次不同,或版本不同,也應屬於孤本。
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添品妙法蓮華經》、《悲華經》等皆屬此類。
總之館藏大部分西夏文文獻都是珍貴的孤本。
第三,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館藏西夏文佛經種類較多,是研究西夏佛教和佛教文獻的重要資料,特別是其中有幾種文獻對研究西夏佛教史具有重要價值。
館藏西夏文佛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首有板畫《西夏譯經圖》,高、寬各27厘米,圖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題款12條計63字,記圖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為「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即譯場主譯人。
他斜披袈裟,講解經文,並以手勢相輔助。
旁列16人為「助譯者」,其中八位僧人分別有党項人或漢人名題款。
圖下部人身較大者,左為「母梁氏皇太后」,右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
此圖形象地描繪了西夏譯經的場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視譯經,親臨譯場的生動情景。
是研究西夏譯經史不可多得的資料,也是中國目前所見唯一的一幅譯經圖,十分珍貴(可參見史金波《〈西夏譯經圖〉解》,《文獻》1979年1期)。
又館藏西夏文佛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卷末有發願文,文中首先記述了佛教在東土盛行、傳譯佛經、三武毀佛等佛教在中原流傳的基本史實後,著重記述佛教在西夏流布和譯經情況,具體記載在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建國當年即開始組織譯經,以白法信、白智光等32人為首,用了53年的時間將漢文大藏經翻譯成西夏文,稱作「蕃大藏經」,共有362帙,820部,3579卷。
顯然這一發願文為西夏譯經史提供了關鍵的資料,使西夏譯經事實變得清晰、具體(可參見史金波《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譯證》,《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
再有館藏有多卷《金光明最勝王經》,其中第一卷有序言兩篇,第一篇是譯自漢文的《金光明經懺悔滅罪記》,第二篇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傳序》十分重要。
序言記載了《金光明經》流傳東土後先後5次由梵文譯為漢文的經過,包括譯經朝代、時間、主譯人、譯經地點、所譯卷、品數等,特別是記述了西夏時期翻譯、校勘此經的經過以及在西夏倡導、傳播此經的情況,最後還提及西夏滅亡後此經的遭遇與序言作者的發願。
另此經卷十末尾有跋文4面,記載了刊印時間起自乙巳年,完成於丁未年。
據考證為蒙古乃馬真稱制的13世紀中期(可參見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不難想見,此流傳序和跋對研究《金光明經》在西夏的流傳,以及考究西夏譯、校經史有重要價值。
除以上構成西夏佛教史的骨架資料外,有的文獻對研究西夏歷史和社會也具有學術價值,如《瓜州審案記錄》是研究西夏社會司法的典型資料。
第四,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有很高的版本價值:
館藏文獻有寫本,但更多的是印本。
印本中有很多刻本,如《現在賢劫千佛名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順正理本母》、《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慈悲道場懺罪法》、《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經律異相》、《添品妙法蓮華經》、《悲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等,其中不少字體清晰,版面疏朗,刻印精緻,是中古時期的優秀刻本。
特別可貴的是其中幾十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都是活字印本,具有明顯的活字印刷的特點。
該經不少頁面中一行之內有字形歪斜現象,這是初期活字印刷時活字不規範或聚版技術不精而造成的特殊現象,這種現象在木雕版印刷時是不會出現的。
該經有不少常用字與上下左右墨痕深淺差別明顯,這可能是因為在排字過程中常用的活字用量很大,但備用不多,不夠用時只好暫時空缺,後來再個別補印。
在經紙背面可以看到一些印字透墨深淺不一,這也是初期活字印刷時的一種特有現象,與木雕版印刷時背面透墨比較均勻的情況迥然不同。
特別是此經卷第四十有西夏文題記兩行,譯成漢文是:「實勾管作選字出力者,盛律美能慧共復願一切隨喜者,皆共成佛道」。
「選字」應是揀字、排字,「選字出力者」應是揀排活字的工匠。
與此同時出土的《華嚴經》部分流失到日本,在日本京都大學所藏此經卷第5有西夏文題記兩行,譯成漢文是:「都發願令雕碎字勾管為印者都羅慧性,復共一切發願助隨喜者,皆當共成佛道」。
「碎字」,即為活字。
這兩條西夏文題記是證實這種《華嚴經》為活字本的確鑿證據(可參見史金波、黃潤華:《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整理記》,載《文獻》1985年4期)。
中國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省時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術。
當時的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沈括在其著作《夢溪筆談》中記錄了這一偉大科技成果((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技藝》「板印書籍」條)。
中國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印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的應用開創了印刷史的新紀元。
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延續了近千年的時間,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和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促進世界文明的進程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然而中國早期活字印刷實物在中原地區都沒有保存下來。
在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開始使用泥活字印刷,並由泥活字發展到木活字印刷。
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了10多種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以國家圖書館藏《大方廣佛華嚴經》數量最大,有卷11-12、14-16、21-23、27-35、37、39-46、48、51、54、57、59-75、79-80,其中卷33、35、45、66、67、69、70、71、80有複本,共58卷。
目前所見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包括館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在內,都是中國早期活字印刷實物,不僅是研究西夏印刷史的寶貴資料,也成了中國首先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確鑿證據。
此外,由於宋元時期書籍的稀有,這些文獻的板式、書法、裝幀等也是中古時期版本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五,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有民族文字研究價值:
館藏西夏文文獻的重要特色就是以少數民族文字西夏文書寫或印刷。
西夏文的性質和漢字相同,是方塊型的表意文字。
西夏文仿漢字的結構和筆畫創製,乍一看很像漢字,細看無一字與漢字相同。
這使館藏西夏文文獻帶有特殊的、甚至神秘的色彩。
近代解讀已經死亡的西夏文有一個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有突出的作用。
當俄羅斯所藏西夏文文獻尚未公布的時候,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是專家們可以利用的主要資料。
老一輩學者利用這些資料對譯經文,詮釋文意,作出了重要貢獻。
王靜如先生的成名之作《西夏研究》第1、2、3輯中的很大篇幅就是譯釋北京圖書館的西夏文佛經(可參見王靜如《西夏研究》(第一、二、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
此書獲得法國儒蓮獎。
20世紀70年代以後,這批珍貴文獻在西夏文的釋讀和西夏佛教的研究方面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此文原載於《文津流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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