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珍閣》國之重器青銅器鑑賞Ⅰ

清代金鑲東珠菩薩立像賞析

清乾隆金鑲東珠菩薩立像，通高49.5厘米，寬32厘米。

菩薩立像面相端莊，神態自若；直鼻，細眉，雙目微睜，兩頰豐潤；頭戴蓮花冠，冠頂置寶塔一；上身袒裸，腰肢纖細，下蔽長裙，赤足，立於蓮瓣紋的底座上；頭部飾項圈、瓔珞，瓔珞長垂及腹，其上鑲嵌珍珠；肩披一條長帶，兩端自然垂至足下，猶如細紗，線條流暢；右臂抬至胸前，手心向外，拇指捏於食指之端；左臂肘部略向外弓，手背朝天，垂於胯下；雙臂飾珍珠手鐲和臂釧；足上佩帶腳鐲。

像之兩側各立忍冬一株，枝壯葉厚，纏繞而上，至頂端花枝內傾，各盛開一朵蓮花。

花蕊處生出一輪一罐，宛若透空的背光，分外精美華麗。

菩薩像以黃金鑄成，工藝精湛，色彩燦爛奪目，全身鑲東珠共182粒，更顯豪華富麗，是乾隆年間鑄造大批藏傳佛教造像中的珍品之一，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以珠光寶器飾佛像菩薩，亦為清廷佛教藝術之風尚。

東珠，產於東北松花江，那裡是滿族的發祥地，所產之珍珠被視為吉祥物，為清代皇族的御用品，其他人不得配用。

漢銅鎏金獸紋八子鏡

圓鈕、四葉紋鈕座，鈕座間飾雲氣紋，外以寬頻紋與主紋分隔。

主紋飾區由八星丁間隔為八區，以星丁紋為中心，外繞盤龍紋，形成像八個小鏡子環繞在鏡鈕四周的結構。

並在這八子間裝飾羽人、青龍、白虎、朱雀、獨角獸、青羊及雲氣紋等等不可名狀的祥雲瑞獸，主紋飾區外緣環繞類似折磬紋的三角折曲紋，且將以上區域部分施以鎏金，形成金碧交輝的華麗意象。

鏡邊緣在寬頻紋中嵌入銘文帶。

篆體銘文排列較為特殊，以正逆互錯將兩道銘文連成一體。

春秋戰國蟠虺紋青銅豆

青銅豆是古代盛肉醬、調味品或黍稷之類的盛食器。

它在青銅禮器中的重要性可在「禮」字中體現。

「禮」字構造是由表示祭祀的「礻」旁再加一個「豊」即豐字構成。

豆中放置禾苗或美玉構成的「豐」字體現了祭器青銅豆在祈求豐收祭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大唐西市博物館所藏的這件蟠虺(pán huǐ)紋豆是青銅豆中少見的精品，通高22.2厘米，口徑17.9厘米。

此豆蓋中央置圓形捉手，捉手中空，周圍飾蟠虺紋。

子母口，圓鼓腹，臥獸作耳，獸尾作垂珥，構思巧妙。

該豆尤其注重耳部裝飾，耳上飾捲雲紋、鱗紋，浮雕感甚強。

蓋面飾蟠虺紋，以弦紋帶間隔，上腹部也飾蟠虺紋，以綯索紋相間隔，下腹飾垂葉紋。

短細柄，兩側侈張成盤形圈足，上以圓點紋鋪地，飾長體蛇紋。

此豆主體飾蟠虺紋，紋飾細緻繁密，清新脫俗，工藝上同樣採用印模壓制技術，明顯屬於春秋時期豆的風格。

古代青銅器是銅、錫、鉛以一定的比例冶鑄成的。

據學者研究，「商代青銅器的成分大多數是銅錫合金，其中銅占到70%以上，西周青銅器含鉛量較高，同時錫的成分有所增加。

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的青銅成分中，銅錫比例一般為79∶21。

銅鏡的合金成分中錫量大增，因此，青銅鏡質脆而呈灰白色光澤」。

該件豆這樣的亮度應是銅、錫、鉛的比例發生了變化，而錫的成分明顯加大導致的。

錫既貴重，又較缺乏，由此可見，使用這件豆的主人等級、地位較高，該件豆不但造型規整精美，而且紋飾生動細膩，使用等級較高，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標準器，極具鑑賞價值。

蟠虺紋三足直耳蓋鼎

蟠虺紋三足直耳蓋鼎是春秋時期烹飪器。

二級文物，蒙城縣小澗鎮出土，現藏蒙城縣文物管理局。

該鼎為三足圓形，有蓋，通高32厘米，口徑26厘米。

蓋面微上隆，面飾3道凸弦紋和蟠虺紋，中央伸出5個龍首銜環托圈狀捉手。

器身折沿，方唇，直頸微收，圓腹並漸收，平底。

折沿下對稱飾直立附耳一對。

鼎上身飾蟠虺紋，腹中部飾一周綯紋，下部飾3個獸首蹄足。

整體造型厚重典雅，氣勢宏大，紋飾美觀莊重，工藝精巧，刻鏤深重凸出，是獨具審美價值的青銅藝術品。

蟠虺紋，又稱「蛇紋」，以蟠屈的小蛇(虺)的形象，構成幾何圖形。

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

鼎本來是古代的烹飪器，相當於現在的鍋，用以燉煮和盛放魚肉。

最早的鼎是黏土燒制的陶鼎，夏商時期有了用青銅鑄造的銅鼎。

周代在重大慶典或賞賜時都要鑄鼎，以旌表功績，記載盛況。

至秦，鼎一直是最常見和最神秘的禮器。

秦以後，鼎的王權象徵意義逐漸失去。

再後，伴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續。

但通常安放在寺廟大殿前，既是裝飾物，又是焚香的容器。

一般來說鼎有三足的圓鼎和四足的方鼎兩類，又可分有蓋的和無蓋的兩種。

鼎被賦予神聖的色彩，起源於禹鑄九鼎的傳說：夏禹收天下之金，在荊山鑄九鼎，以象徵九州，並在上面鐫刻魑魅魍魎的圖形，讓人們警惕，防止被其傷害。

自此，鼎就從一般的炊器而發展為傳國重器。

商周，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稱為「定鼎」，把圖謀篡奪王位叫做「問鼎」。

國滅則鼎遷，夏朝滅，商朝興，九鼎遷於商都亳。

商朝滅，周朝興，九鼎又遷於周都鎬京(今西安市長安區)。

立鳥人足筒形器

立鳥人足筒形器，1993年出土於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63號墓，通高23．1厘米，筒徑9．1厘米，為圓筒形器，平頂蓋，上有彎喙，振翅的圓雕立鳥為鈕，蓋沿與口沿各有一對貫耳。

下有方座，四面各有一個人形足。

人形髮髻高豎，赤身裸體，屈膝下蹲，作奮力抬舉狀，形象寫實生動。

蓋頂飾斜角雲紋一周，蓋沿和口沿飾變形獸體紋，筒腹和方座飾波曲紋，筒下層飾鱗紋一周。

這種形制的青銅器尚屬首次見到，其功用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這件器物的主人，即晉侯墓地63號墓的主人，經專家考證，應為晉穆侯的次夫人。

整件器物造型獨特，構思奇巧，蓋上的鳥形似為猛禽形象，這與晉國的鳥圖騰崇拜有著深厚的淵源，說明它是晉地的產物。

方座下的四個小人，挺直上身，兩腿似在用力站起，極具動感，應為當時奴隸的形象。

最令人叫絕的是方座內斜掛有兩隻小鈴，鈴鐺保存完好，遙想當年，用手持此器使用時，即會發出清脆的鈴聲，為實用器具平添了幾分趣味，而這種在青銅器內部裝飾鈴鐺的風格，應是受到當時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

由此可見，早在商周時期，中原民族就已經和草原民族開始了頻繁的文化交流――或者說這種交流從未中斷過。

叔牝方彝：西周青銅器典型之作

雄健大氣，紋飾猙獰，叔牝方彝渾身透出一股神秘的氣息和威猛的力量。

很難想像，在遙遠的西周，它只是一件盛酒器。

1947年秋，市郊小李村西南的一座古墓被盜，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不少珍貴文物最後落入外國古董商手裡，並隨之流失海外。

同時出土的叔牝方彝卻逃過一劫，1960年我市文物部門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和收藏到了這件西周王室重器。

叔牝方彝呈長方體，高32.6厘米，重7.75千克，現收藏於洛陽博物館。

彝全身刻滿三層半浮雕花紋，細密雲雷紋為地，威猛饕餮紋分布於器腹和器蓋上，圈足及蓋頂上飾一周鳳鳥紋，紋樣繁密，鑄造精細。

最特別的是，它的邊角和每面正中都有凸出的扉棱，如同龍脊暴突，令全器立體感頓生，又如刀如戈脫穎，有銳不可當之殺氣。

青銅器是象徵身份地位的禮器，叔牝方彝顯得如此神秘、威猛，反映出貴族們藉此顯示威嚴、地位的目的。

說它是西周王室重器，還源於它身上的銘文。

在其蓋及腹內均鑄有「叔牝賜貝於王姒用作寶尊彝」的銘文。

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根據器型和銘文，認為「當是武王或成王時器」，銘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當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

也就是說，叔牝用他母后賜的貝製作了這尊寶彝。

叔牝方彝是紅銅與錫的合金，鑄器花紋綺麗，堅韌耐用，體現了當時高超的青銅冶煉、鑄造工藝。

商代和西周是青銅器的鼎盛時期，叔牝方彝完美反映了商周青銅器「器制沉雄厚實，紋飾獰厲神秘，刻鏤深重凸出」的特點，是西周時期青銅禮器的典型之作。

齊國武士人形銅燈

年代：戰國(公元前475-前221年)·齊

外形：通高23.9厘米盤徑11.5厘米勺長22.7厘米

出土年代及地點：1957年山東諸城

1：造型，身穿短衣的男子雙手各擎一燈盤。

2構造：燈盤下面的子母榫口與盤柄插合構造精巧。

此燈整體為一身著短衣男子雙手擎燈狀。

人形銅燈的人俑粗壯有力，身穿短衣，圓眼闊口，腰束寬頻，立於盤龍座上，雙手向左右張開擎燈，完全是一副武士的模樣。

腳踏龍，顯示了他的神勇；雙手擎燈，顯示了他的神力。

盞盤下的子母榫口與盤柄插合，可根據需要隨意拆卸，構造精巧。

人足下為盤龍形鏤空圓座。

出土時還隨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長柄銅勺。

這件銅燈設計巧妙，造型新穎，專家認為它應是戰國時期齊國宮廷中所使用。

有神力而兼神勇人俑是齊人對勇武力士的一種標準表現方式，體現了齊人尚武的傳統。

有關這件人形銅燈的故事還得從1957年說起。

1957年的一天，山東諸城縣葛埠村格外熱鬧，原來，當地的村民在村頭打井時，無意中發現了一件樣式奇特的青銅器。

很快，有關人員和考古學家趕到了現場，看到這件青銅器後，考古學家們興奮不已。

這件無意中驚現於世的古物，是一盞距今2000多年的戰國古燈，主體造型為人的形狀，故稱人形銅燈。

這件人形銅燈支座主幹為一個身穿短衣的男子，雙手各擎有一個帶有盤柄的燈盤；盤柄呈彎曲帶葉的竹節形狀，燈盤下面的子母榫口與盤柄插合，可根據需要隨意拆裝；銅人腳下為彎曲的盤龍形燈座。

整體構

造十分精巧，燈具出土時，旁邊還附有一柄供添油用的長柄銅勺。

考古專家經過研究後確認，山東諸城葛埠口村出

土的這盞人形銅燈是

戰國時期齊國的宮廷用具。

這盞人形燈的所謂「人」，造型逼真，武士打扮。

按照當時的常規，各國宮廷擺放的器具一般都是鳥獸等祥瑞形象，以突顯吉祥富貴之氣。

然而，齊國卻獨具匠心，另闢蹊徑，將燈設計為武士擎燈造型，這是為什麼呢？也許與齊國尚武的風氣有關。

古代山東的齊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軍事大國。

它之所以能稱霸中原，與其崇尚習武的風俗是分不開的。

有古書記載，齊國武士的性格貪粗而好勇，怯於眾斗，勇於持刺。

也就是說齊人喜歡個人逞能，而不愛抱成團。

這一特點被文人們記載的二桃殺三士故事給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來了。

一種舉國崇尚的觀念，自然也會反映到一些藝術創作之中。

人形銅燈的人俑身穿短衣，圓眼闊口，腰束寬頻，站於盤龍座上，雙手向左右張開擎燈。

腳踏龍，顯示了他的神勇；雙手擎燈，顯示了他的神力。

有神力而兼神勇，顯然是齊國人對勇武力士的一種標準表現方式。

蓮鶴方壺

蓮鶴方壺，我國春秋時期青銅禮器，壺蓋之鶴，既是蓮上之鶴，又歸納了春秋時代青銅禮器之總的風格與趨向，被譽為「時代精神之象徵」。

這對堪稱青銅時代絕唱的蓮鶴方壺「姐妹」，現一件藏於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1、並蒂蓮花勞燕分飛

蓮鶴方壺1923年在河南新鄭李家樓春秋鄭國國君大墓出土。

此壺原為一對，其造型和花紋裝飾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樣。

現一件藏於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它的發掘與保存經歷了曲折的過程。

1923年，包括蓮鶴方壺在內的一批鐘鼎重器在經歷了兩千年風雨後，驚現於河南新鄭李家樓村一個普通的菜園。

經過發掘，「鄭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銅器近百件，另外還有玉器、陶器等數百件文物，是中國當時空前的特大發現。

其中的近百件青銅器更為引人注目，史稱「新鄭彝器」。

專家們認為，這批文物是鄭國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鄭國國君子嬰。

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館籌委會，這批歷經周折輾轉的青銅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館的首批「鎮館之寶」，開啟了河南文物事業之路。

有人這樣說，「先有鄭公大墓，後有河南博物館」。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為保護國寶免遭劫掠、破壞，「新鄭彝器」又幾經輾轉，費盡周折得以保存。

1949年冬，國民黨政府指示「速將河南存渝古物運存台灣，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辦理」。

倉促之中，蓮鶴方壺等河南古物被打箱運抵重慶機場，馬上就要登機飛往台灣。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中國人民解放軍如神兵天降，救下了蓮鶴方壺！至今，「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打箱封條，還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裡。

即便如此，還有部分「新鄭彝器」被運到了台灣。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會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慶接收河南存渝古物。

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殘缺、高近126厘米的蓮鶴方壺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

自此，兩尊蓮鶴方壺分置兩處。

2、青銅時代的絕唱

專家認為，新鄭鄭公大墓青銅器，是春秋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承前啟後的器群，它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緒，啟春秋戰國清麗開放之先，它的出土使人們對中原文化的認識超越了傳統金石學和古代文獻的束縛，為新生的中國現代考古走向實證、系統、區劃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資料。

古人在宗廟祭祀、饗宴賓客、婚事喪事中都要用酒，壺是古代青銅酒具的一種。

新鄭出土的兩尊蓮鶴方壺造型和花紋裝飾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樣。

藏於故宮博物院的一個高125.7厘米，口徑橫31.8厘米、縱26厘米。

藏於河南博物院的一個高124厘米。

蓮鶴方壺是河南博物院13萬多件文物中最具觀賞價值的收藏品，被公認為這個博物院的「鎮館之寶」。

河南博物院專家告訴記者：蓮鶴方壺之所以聞名天下，主要是因為它造型巧異精妙，鑄造亦很工緻。

壺上物像眾多，雜而不亂。

神龍怪虎，神態各具。

青銅藝匠對鶴的鑄造尤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聲，就會振翅驚飛。

專家介紹說，高大奇偉、紋飾新穎、結構複雜的蓮鶴方壺，堪稱春秋時代青銅工藝的佳作。

它是用泥土作模型，經焙燒，翻制陶范，零件分別預鑄，整體合鑄而成的。

蓮鶴鑄在一塊平板上，可以單獨取下。

二十蓮花瓣預鑄，再與蓋的主體範拼合淺鑄，雙耳及杯、腹四角飛龍，頸前後蟠龍以及二龍足，都是預先鑄成，再與器的主體合鑄。

這種技術始於商代，春秋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蓮鶴方壺是中國鑄造工藝史上的傑出成就。

有人說，蓮鶴方壺唱出了一曲青銅時代的絕唱，因此，在2003年郵票《東周青銅器》中，蓮鶴方壺赫然位列這一套七枚的「國家名片」的首位。

3、鶴舞蓮池，引領時代新風

蓮鶴方壺遍飾於器身上下的各種附加裝飾，不僅造成異常瑰麗的裝飾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銅器藝術在春秋時期審美觀念的變化。

郭沫若先生指出：蓮鶴方壺的藝術風格已有別於殷商、西周，在蓋頂蓮瓣中心立一張翅之鶴，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圍，顯露出清新的氣息。

郭沫若先生以極富文采的語言，稱道：「此鶴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正躊躇滿志，睥視一切，踐踏傳統於其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

」可以看出，他這裡所描述的，既是指蓮上之鶴，又是歸納了春秋時代青銅禮器之總的風格與趨向。

當此之時，舊的禮制迅速崩潰，新的觀念正在形成。

表現在青銅藝術上，也正在開創一代新風，所以郭沫若先生說蓮鶴方壺「乃時代精神之象徵」，標誌著中國藝術風格的一個新的開端。

春秋戰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人們個性張揚，崇尚浪漫情懷。

東周青銅器作為這一時代風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變得輕靈，造型由威嚴變得奇巧，手法由濃厚的神秘色彩而趨向寫實，裝飾紋樣也變得易於理解和更接近於生活。

蓮鶴方壺的出現，是春秋時期時代精神的象徵。

反映了一種新的生活觀念與藝術觀念，是活躍升騰的精神力量的形象體現。

4、朝晉暮楚，體現文化交融

以蓮鶴方壺為代表的「新鄭彝器」，還向我們展現了鄭國青銅器的特徵。

讀過《春秋》經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鄭國居於晉、楚兩大國之間，朝晉暮楚，在夾縫中求生存，形勢十分艱難。

春秋中期以後，中原之晉，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這也明顯影響在青銅器上。

李家樓鄭公大墓出土的青銅器，既有接近於以晉墓出土器物為代表的中原色調，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

可以說，它是中原文化南傳和楚文化北傳的第一驛站。

楚地浪漫的風格，使許多受這種風格影響的器物具有一種流動、飛揚的韻致，這種韻致與中原商周青銅器的肅穆、威嚴不同，洋溢著一種運動的生命力。

反映在藝術造型上，表現出一種舒揚升騰的美感。

這件蓮鶴方壺正是東周這一藝術風格轉變時期的代表作品。

漢"奔馬紋小壺"

漢，奔馬紋小壺，高9.6cm，口徑4cm。

小壺圓口，肩部有規矩的雙系，扁圓形腹，足呈梯形，形如覆斗。

小壺整體線條流暢，小巧精緻。

紋飾豐富細膩：頸部有鋸齒紋，下方刻畫一匹生動的花斑奔馬，四蹄騰躍，鬃尾飄逸，形神畢肖，表現出漢代器物雄渾大氣的時代風格。

腹部主體紋飾的排列方式作魚鱗狀上下重疊交錯，細部花紋帶有明顯的異域風格，是一件研究漢代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具有特色的重要文物。

在漢代，青銅器已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青銅器所代表的禮樂制度也隨之簡化蛻變了。

酒逐漸成為人們的日常飲料之一，酒具也相應地向小型化轉變，但仍不失其精美。

其中一些便於隨身攜帶的形體設計體現出這個時期酒具的新特點。

羊鼎（商晚期食器）

羊鼎通徑１７厘米，高２３厘米，重３公斤。

殷墟晚期鼎的造型中出現了一種束頸、曲壁的新形式，此鼎即是其典型的代表。

鼎的兩耳三足安排十分妥帖，整個造型富於穩重感。

在器物的頸腹部分別裝飾對稱的回顧式鳥紋和獸面紋，襯以細密的雷紋。

紋飾線條深刻勁銳，范鑄極精，使粗獷的獸面和精細的雷紋水乳交融。

騎獸人物博山爐（西漢香薰用具）

騎獸人物博山爐高３２．５厘米，重３公斤，此博山爐由爐身、爐蓋和底盤組成。

底盤內有一騎獸力士。

獸昂首，張口欲噬，頸前伸作掙扎狀。

力士左手撐獸頸，右手托爐身，抬首側望。

爐身微鼓，壁飾寬頻紋一周。

爐蓋分上下兩層，上層鑄出山巒和流雲，雲山間有虎熊出沒，人獸搏鬥和人物驅使牛車等場面，下層鑄龍、虎、朱雀、駱駝及草木、雲氣等紋飾。

此爐雕刻精細、造型優美。

象尊（西周中期容酒器）

象尊長３６厘米，寬１５．５厘米，高２３厘米，重５公斤。

象尊體形肥碩、豐滿，象鼻高挑，鼻頭翻卷，中有圓孔，與體腔相通為流。

象口微張，齒牙外露，圓目突出，圓耳聳起。

背部中空，上有方孔，方蓋上有一小獸，後設小半環，使蓋可開啟而不脫。

四足粗壯矮短，象尾自然下垂。

器蓋飾四組卷體蛇紋，通體飾四組鳳鳥紋，中間對峙兩組三角形幾何紋，每組四個三角形套接，雲雷紋襯底。

全器生動逼真，拙樸美觀。

人面紋方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38.5cm，口長29.8cm，寬23.7cm

1959年於湖南寧鄉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

該鼎為長方形體、二直耳、四柱足。

器四角有較高的扉棱。

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圓、高顴骨、隆鼻、寬嘴、雙目圓視、雙眉下彎、雙耳捲曲。

腹內壁鑄銘文「大禾」二字，字體宏偉有力。

人面紋方鼎的用途可能與祭天祈求豐收有關。

此鼎器形雄鍵偉岸，在裝飾上又以人面為飾，更為孤例。

人面的形象極為奇異，給觀者一種望而生畏、冷艷怪誕的感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青銅器精品。

鹿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60.8cm，口長51cm，寬38cm

鹿鼎1935年與牛鼎一同於侯家莊北崗王陵遺址出土，現藏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

鹿鼎長方、深腹、器內底鑄有一鹿象形銘文；鼎四足為圓拄形空足，四足上部飾鹿頭紋及三角紋，四壁口下飾一周龍紋，四壁中央為一帶角的鹿頭，兩側有鳥獸紋。

商代人們將鹿這種吉祥動物作為圖騰，凸顯鹿得草而聚其眾，蜂得花而鳴其群的友愛合作精神，寓意著和諧的關係。

鹿鼎構思巧妙，瑰麗精工。

牛鼎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通高73.2cm，口長64.4cm，寬45.6cm

1935年侯家莊北崗王陵遺址出土，現藏於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

牛鼎長方、深腹、平底，器內底鑄有牛象形銘文；鼎四足為圓拄形空足，四足飾獸面紋和三角紋，鼎四壁中央為牛頭獸面紋，兩側有立鳥，四壁口下飾一周龍紋。

遠在商代，人們就將牛作為圖騰，牛鼎構思巧妙，瑰麗精工，栩栩如生，凸現了牛作為生產力的重要作用，除形制無司母戊鼎碩大外，其他均優勝於貴族器物的工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