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柱：還歷史以真實

「我們必須堅信真正的科學是完全能夠說服人的，能夠被人接受的」。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溫泉

「關於古代都城，我覺得可以動筆了。

」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王府井大街27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五樓的辦公室里，70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學家劉慶柱向本刊記者提起自己的寫作計劃。

自1972年從事考古工作始，劉慶柱將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國古代都城和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研究中，並以此刷新了對中國歷史上許多似是而非問題的認識。

中國考古界有句話叫「古不考三代以下」，說的是考古不考夏商周三代之後的歷史，秦漢及其以後時期的考古研究在過去並不受重視，因為秦漢以後歷史文獻較多。

但是，恰恰通過對秦、漢、唐都城和帝王陵墓的田野考古研究，劉慶柱為這段歷史注入了新的意義。

「文獻記載的歷史實際上主要內容是政治史，它不是立體全息的，甚至『片面』、『失真』之處不在少數。

」他說，「很多問題，你只有通過對實地考察才知道，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它能告訴你好多書本上學不來的東西，告訴你更真實的世界。

」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方法來研究歷史？」

劉慶柱從小在天津長大。

1962年，他以第一志願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隨著閱讀的增多，他發現文獻史學有些捉摸不定，古書上對一些事情的說法經常變來變去，幾乎所有的資料都是受到人為的干擾，許多問題解釋不了。

比如日記，劉慶柱說：「為留下來而寫的日記和不為留下來而寫的日記有非常大的差別，首先為什麼留就是個問題。

幾乎所有日記，都是把好的地方記下來，把不好的地方刪去。

」

當時他想：「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方法來研究歷史？」他認為，考古學根據過去的物質文化遺存來研究歷史，考古材料相對更為準確，所受的干擾也較少，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歷史原貌。

第二年分專業時，他一腳踏進了考古學。

他說：「考古學可以推動歷史學發展，可以暢所欲言，不然就是驢推磨，老在那兒轉圈。

另外，考古學是『防空洞』，它研究歷史問題，可以不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

」

可是，1967年劉慶柱大學畢業前夕，生活和他開了個玩笑——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他們這屆畢業生一直拖到1968年才被允許離開北大，劉慶柱和後來成為他愛人的李毓芳被分配到陝西南泥灣部隊農場勞動鍛鍊兩年，之後他們又被分配到旬邑縣當了兩年中學教員。

轉機出現在1971年。

當時西北大學準備恢復考古專業，劉慶柱在北大的老師李伯謙先生告訴西北大學，陝西旬邑有兩個學考古的北大畢業生。

西北大學派人到陝西省咸陽地區組織部門商調他們去西北大學教書。

但是，當時咸陽地區政工組(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知道此事後，馬上就把他們從旬邑縣調到咸陽地區，安排劉慶柱到咸陽地區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

咸陽是著名的古都，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帝國——秦王朝就建都在這裡。

中國歷史上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有3/4或埋葬於此，或執政於此。

劉慶柱覺得能夠在咸陽從事考古工作非常難得，他甚至有通過實物考古摸清中國歷史脈絡的「野心」。

他說：「中國形成大一統國家是從秦朝開始的，漢承秦制，漢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而唐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通過考古，把秦漢唐三代的歷史搞清楚，中國歷史的真正脈絡就出來了。

這不是由文獻記載的歷史，而是有實物印證的能夠更加客觀地呈現規律的歷史。

」

1973年，劉慶柱向領導打報告，提出開展秦都咸陽考古計劃，獲得批准。

秦都咸陽的重大發現

在那個大動盪的年代，對秦都咸陽的考古發掘，成為劉慶柱進行古代都城考古的開始。

當時他考慮，古代都城是古代國家的縮影，它是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軍事指揮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

考古學研究古代國家歷史，就必須重視古代都城考古工作。

文革剛結束，在1976年第11期《文物》雜誌上，劉慶柱發表了《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一文，根據幾年來在秦都咸陽遺址的田野考古資料，第一次在學術界提出了秦咸陽城的範圍、布局、結構，繪出了秦咸陽城遺址平面示意圖。

2001年，中國古都學會秘書長李令福在學術論文《論秦都咸陽的城郊範圍》中評價說：「劉慶柱先生的研究結論是秦都咸陽研究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歷史文獻作相對界定的傳統史學模式，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相結合，首次明確了秦咸陽城的四至範圍，並標在圖上，基本達到了定量化。

其後的中外學者相關論著幾乎毫無例外地皆是引用劉先生的觀點和地圖。

」

對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察，與古代都城的考察是相互印證、互為補充的。

劉慶柱在《呂氏春秋》上看到一句「陵墓若都邑」，印象非常深刻，這讓他想起舊時的葬禮，會焚燒紙紮的房子、家具等各種東西，現實生活中有什麼，人們都希望逝者也有。

所以，他認為，古人的世界存在著陽間與陰間兩部分，陽間即現實的生活；墓葬是人造的陰間，它是現實生活的一個縮影。

一般墓葬是一般人現實生活的折射，而帝王陵墓則是帝王社會生活的折射，從另一角度來說帝王陵墓又是國家都城的縮影。

沿著這條思路，從1982年到1984年，劉慶柱和李毓芳牽頭髮掘了漢宣帝杜陵。

這次發掘不同以往。

以前有人認為陵墓考古就是以墓室為中心，以尋找「寶物」為目的。

可是，劉慶柱認為挖出東西固然重要，但是房子才是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房子和挖出的東西組合起來，能夠反映什麼問題」。

他和李毓芳通過對陵寢布局結構的研究，在中國考古學、中國歷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地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研究上有著開創性學術意義，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中語焉不詳的問題。

「漢宣帝杜陵的發掘，是我從事考古最快樂的時光。

因為以前對帝陵的所有認識都只存在於概念中，在假設里，這次發掘終於看到了活生生的實物，一些認識終於落到了實地。

此外，發掘完杜陵，我對考古工作心裡就有底了，都城和陵墓對照的研究方法是行得通的。

」劉慶柱說。

1973年至1993年的20年間，劉慶柱參加並主持了秦咸陽城、漢長安城、漢唐30餘座帝陵及其數以幾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調查；1973年至1991年間，他每年都有10個月在曠野、山區或偏僻的農村工作。

「我只是覺得好多工作做不完，或者做得不夠好。

」劉慶柱說，「如果時間再充裕一些，好多地方其實可以做得更細緻、更好。

比如古代都城，秦咸陽城肯定是有城的，但是現在找不到。

再比如帝王陵墓，夏、早商和西周都缺著呢。

所以，對古代陵墓，我現在還是不大敢動筆。

」

近年來，劉慶柱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中，通過宮殿與宗廟相對位置變化、宗廟形制變化、宮殿與池苑名稱變化的研究，揭示出了「王國政治」與「帝國政治」的變化、「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的變化，這不同於以往的社會形態分類方法。

科學研究要有懷疑精神

考古學正在刷新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識。

20世紀新的考古發現已經改寫了五千年中國歷史當中五分之三時間段的內容。

「可以說，人類歷史的99.74%要靠考古解決。

」劉慶柱說，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歷史可以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有文字的歷史，一個是沒有文字的歷史。

考古發現確認的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距今約3300年，而中國境內考古發現的人類遺存，目前知道時代最早的，約距今200多萬年。

就算把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刻畫「符號」算作最早的「文字」，那也不過是距今6000年，200萬年與6000年相比，6000年也不過占200萬年人類歷史的0.3%。

「我們要全面了解人類自身歷史，要搞清楚我們是從哪兒來的，就得靠考古學。

」他說，「我們說自己是炎黃子孫，那麼『炎黃』從哪來的？現在留下的文字資料說不清楚『黃帝』的『歷史』問題，那些文字充其量是兩三千年人們根據傳說的一些記錄，這些傳說的準確性只能通過考古學研究來確認。

」

21世紀中國考古學面臨的許多重大學術課題有著世界性意義，如人類起源問題、古代文明形成問題、早期國家發展問題、古代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問題等，這些重大學術課題的開展，都將主要依託於考古學的發展。

從1993年開始，劉慶柱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他在社科院大會上發言，對台下的年輕人說：「科學研究不是去證明別人怎麼對，而是發展推進，要有懷疑精神。

科學是永無止境的，發展是絕對的。

存在即合理，但是合理的只要不發展了也就不行了。

如果寫文章，你連你的女兒、兒子、家屬都說服不了，還寫什麼文章？科學一定是能說服人的，如果說服不了，說明你這個科學不徹底，當然也可能存在表述不清、對方不能領會等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堅信真正的科學是完全能夠說服人的，能夠被人接受的。

學者要認認真真思考些問題，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不懂裝懂。

」

劉慶柱雖已70歲高齡，每年仍然有一多半時間在各地考察，樂此不疲。

他說：「看得越多，受到的啟發越多，看得多了就發現很多東西可以串起來了，翻半天書不如去現場看一看。

」

他要著手把自己多年來看到的和思考的東西寫出來，「沒準將來有誰看到了，就是一個火花，能引發出新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