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過程的考古學:信息學視野下的考古埋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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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對人類歷史的逆探索過程——已經消失的歷史,通過對其物質性遺存的考古學處理,可以重建、復原並進行研究,這是現代科技賦予人的獨特能力。
張立東先生的《手鏟釋天書》,以訪談的形式披露一批著名學者關於中國歷史上傳說中的夏王朝與夏文化考古的心路歷程,孫慶偉先生最近所著的《追跡三代》,將其擴展到夏商周三代,從中可以窺視並體驗考古學的這些獨特性質。
考古學所重建的過去,是通過古人所遺留的物質性證據鏈條攀援而上的。
為此,考古學發展了類型學和地層學及一系列關於古代物質遺存的結構化模式與方法,使物質性遺存的信息、價值,包括其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精神等方面的意義,得以不斷呈現。
考古學尤其依賴田野發掘。
傳統考古學中發掘與揭示古代遺存的主要手段就是地層學,現在則更加重視埋藏學。
如果說地層學還主要是解釋遺存的相對順序,從而可以作為重建其相對年代的依據,那麼埋藏學則是真正的逆過程,從考古遺存被創造、使用、廢棄到埋在地下,再到被考古學家發現和發掘,是這麼一個全過程的反方向,埋藏學可以為考古學家提供更豐富的關於古人遺存的相關信息。
1989 年,我有幸聆聽尤玉柱先生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開設的《史前考古埋藏學》課程,儘管還不完善,但是已經引發了對考古埋藏學的濃厚興趣,並寫了《地質學、古生物學對考古學的第二次啟示——讀《史前考古埋藏學概論》》(《文博》1993 年3
期)的體會,然後還有機會在俞偉超、帕蒂·沃森等先生指導下,在河南澠池班村遺址發掘中進行實踐,草擬了具有埋藏學性質的工地發掘操作原則等文件(《班村考古的思考與體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5 年1 期),並在遺址內外探索網格式區域調查,在探方中探索量化採樣,以及以篩選和浮選法進行動植物資料回收等等,就是希望將遺存置於一個相較於地層與年代更細密的背景中進行解讀。
考古學家猶如現代社會派往古代社會的偵探,總是希望通過考古發掘能夠獲得更多的關於古代的信息。
從地層學為指導的發掘到以埋藏學為指導的發掘的轉變,正是年代學或者說文化譜系重建的考古學向人類行為或者過程主義考古學轉變的具體體現。
事實上,考古埋藏學有著超越發掘方法的更廣泛的內涵,可以把它理解為研究遺蹟、遺址形成過程的一門學問,或者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陳勝前先生在資訊理論的框架中將埋藏學上升為遺址考古學就很有道理。
陳先生指出,遺址形成過程研究由多個環節構成,並形成了形態各異的研究流派,但不同環節之間缺乏理論上的關聯。
考古遺址學是一個溝通不同環節的理論框架,以考古信息為媒介研究其傳遞過程與變化,從考古信息的形成直到最後考古知識的公共化。
這一框架完整地包含了考古學從理論到實踐的各個環節,它也是考古學的基本認識論。
曲彤麗和陳宥成則較系統地梳理了史前埋藏學的研究和探索歷史,並從自然與人為動因角度對其運用和分析進行了探討。
錢耀鵬和毛瑞林以甘肅臨潭磨溝遺址為例,探討從埋藏學角度揭示遺蹟現象成因、獲取更加豐富的相關信息和認識並談了自己的體會。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考古發現的遺物、遺蹟包括遺址,作為古代遺存,攜帶著各種各樣的相關信息,而其成為考古學研究的資料,則取決於其能否被發現,能否被解讀,也取決於建基於遺存判析基礎上的信息的準確性和清晰度。
因此,這既是一個考古學的方法論問題,也是一個信息學的問題。
遺存及其形成過程是客觀的,信息的編碼也是客觀的,但是今天的人們能夠發現它們則有其偶然性,提取過程有其或然性,解讀更有其主觀性,因此需要考古學家具有方法論的自覺性和追尋探索的能動性,以不斷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和接近歷史的真實性。
在資料與方法的互動中,考古學家可以藉助理論方法與科技手段,發現和提取更多的信息,不斷將未知信息轉化為已知信息,將非結構性非模式化信息轉化為結構性和知識性的信息,從而實現人類知識的增長與學術、文明的進步。
對於改變和擴展人類的知識結構,考古學是曾經做出了重大貢獻的。
無論微觀考古學還是宏觀考古學,都是為了將古代遺存看得更清楚,同時能看到表面背後的規律。
在看見物本體,看見信息及其背後的模式方面,埋藏學較之於傳統的地層學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一些。
埋藏學的理論與方法在擴大考古發現信息、逆向還原已逝歷史的過程中更接近信息學中的遺存編碼與解碼過程,儘管可能我們仍然需要剝除諸多的信息噪音乃至冗餘信息,才能更加清晰地聚焦於古代人類行為與文化等考古學的焦點問題,但是,如果承認考古發掘具有某些破壞性,那麼這些冗餘信息也是有價值的,考古學應該向全息考古學方向努力。
考古資料、考古信息以及考古發掘應該保持開放性,成為多學科的真正平台。
(此文為《南方文物》2016 年2 期一組談考古埋藏學的文章所撰導讀修改而成)
#中國考古學通論# 第一章 概論 重要名詞解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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