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西夏考古論稿》

南方都市報2014-03-02 00:00

《西夏考古論稿》，牛達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3年11月版，145 .00元。

《西夏遺珍》，陳震、劉亞諫、李肇倫編，文物出版社2013年1月版，398 .00元。

高山杉 學者，北京

去年底有兩條和西夏學有關的消息，一是寧夏社科院的李範文先生以《夏漢字典》獲得法國銘文學院2013年漢學儒蓮獎，二是寧夏考古所的牛達生先生結集出版了《西夏考古論稿》(下文簡稱《論稿》)。

李先生精通西夏文字，牛先生則專於西夏考古，是西北地區碩果僅存的兩位西夏學耆宿。

《論稿》收入牛先生關於西夏書法(包括書寫工具)、建築(都城、陵寢、寺塔)、器物(官印、銅火銃、小泥佛[擦擦])、碑刻、印刷(包括書籍裝幀和造紙)、錢幣以及西夏學歷史方面的論文36篇，最後附錄牛先生的論著要目和一篇對他的訪談，全書由中國社科院民族所的西夏學家白濱寫序。

筆者不懂考古，下面只就《論稿》中涉及學術史和佛教的部分，簡單談一點批評意見和讀後感想，供牛先生和讀者參考。

從邏輯上講，西夏故地出土的刻本書籍，不一定是西夏人所刻，就算為西夏人所刻，也可能是翻刻自中原地區的刻本。

所以僅憑某刻本出土於西夏故地這一點，就拿它去證明西夏文化具有某某特徵，實在是危險之至。

牛先生以俄藏黑水城出土大安十年刻《華嚴經》第四十卷和天盛四年刻《注華嚴法界觀門》上面的文字作為西夏人書法的代表(第45頁)，就有這個問題。

日本學者竺沙雅章曾在《關於黑水城出土的遼代刻本》(申軍漢譯文刊於《文津學志》第二輯)中指出，俄藏黑水城出土漢文佛典刻本中有不少遼刻本，大安十年刻《華嚴》即為其中之一。

這個大安十年不是西夏的大安十年(1083)，而是指遼的大安十年(1094)。

至於西夏仁宗天盛四年(1152年)刻《注華嚴法界觀門》，已知其屬於北宋華嚴宗學僧圓義遵式(1042-1103)治定科文之本(參看筆者所寫《網搜〈通玄記〉》，《上海書評》2012-5-20)，不能排除有翻刻自中原刻本的可能。

若真如此，則兩書中所反映的書法只能是遼宋地區的書法，而非西夏的書法。

另外，牛先生認為黑水城出土漢文密教寫本《佛眼母儀軌》中「以筆取墨」的「筆」指漢地的毛筆(第51頁)，這恐怕也不對。

《佛眼母儀軌》為「西天金剛座大五明□傳」，記錄的是印度人的口傳教義，再加上佛經中本有「折骨為筆，刺血為墨」的成語，所以「以筆取墨」的「筆」說的應該是印度人在貝葉(《佛眼母儀軌》中有「菩提樹葉」的說法)上寫字用的筆，與漢地的毛筆無關。

賀蘭山東側拜寺口的雙塔(東西二塔)和拜寺溝的方塔，經牛先生和他的同事調查，現已知為西夏時期修建的古塔。

雙塔方面有個問題似乎一直懸而未決，就是西塔天宮四壁用朱筆所書七行梵字到底是何內容。

參與過1986年雙塔考古的於存海與何繼英曾經提到：「據世界宗教研究所羅炤先生初釋，梵文的大意為：『圓滿菩提會成佛，解脫妙法會解脫。

清凈清凈會清凈，普遍解脫便解脫。

一切清凈佛釋尊，以大手印為依身。

』」(《西夏佛塔》，雷潤澤、於存海、何繼英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89頁)其實這些梵字寫的就是《佛頂尊勝陀羅尼》，西夏人漢譯作《勝相頂尊總持》。

從《西夏佛塔》刊布的部分照片來看，其閱讀順序是從第二行開始，至第七行結束後再返回到最上面的第一行。

1990年11月28日，拜寺溝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毀，牛先生主持了隨後的搶救發掘工作。

作為重要發現之一的西夏文密教經典《吉祥遍至口合本續》(又譯《三菩提》或《三菩怛本續》)及其註疏，經牛先生研究為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在研究《本續》期間，牛先生有過很不愉快的經歷。

他說：「人事上的糾葛對我一度影響很大。

在我們今天這個官本位的環境下，你不會『來事』，領導就不喜歡你，你的日子就不好過。

比如拜寺溝方塔發掘後，我整理出文物，並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吉祥遍至口合本續》上。

那時我已經六十歲了，按照當時的政策，具有研究員資格的人，是可以繼續留任工作的，起碼還可以再干五年。

但是因為得罪了領導，人家還是卡著我的生日給辦了退休手續。

我曾向上級領導反映，希望能把方塔文書研究的工作進行下去。

但是，儘管有的領導也很同情你，也給下面打了招呼，還是無濟於事，這使我真正體會到了『縣官不如現管』的厲害。

也深感即使是一個基層小單位，第一把手也是權力無限，所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要整誰是沒商量的。

這種狀況，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不正常的人身依附關係。

一些人像奴才一樣，跟在領導屁股後面，而以獲得一點施捨為滿足；而另一些稍有不同意見者，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

」(第411-412頁)牛先生本來欲托語言學家黃振華(1930-2003)幫助翻譯《本續》，也因故未能實現，這件事遂成為牛先生「在《本續》研究中的最大遺憾，也是終身難以忘懷的遺憾」(第412頁)。

牛先生在談到自己未來的寫作計劃時說過：「……拜寺口(按：應作「溝」)方塔是與一個重大的發現，即西夏活字印刷聯繫在一起的……能否把這次發掘和研究的過程，以及相關的人和事，用一種輕鬆的筆調寫出來呢！」(第414頁)我們很希望牛先生能把他發掘拜寺溝方塔以及研究工作受到某上級領導阻撓的經歷寫出來，越詳細越好。

網上曾見一封牛先生1995年7月11日寫給姚朔民(《中國錢幣》雜誌主編)的信，內中談到「近幾年來，我把精力放在西夏文佛經上，錢幣方面，無所作為，戲稱『洗手不干』」。

這裡的「西夏文佛經」指的應該就是《本續》。

牛先生早年以西夏字錢的搜集和釋讀在西夏學界成名，他的重要發現之一是考出傳本《泉志》(南宋洪遵編)卷十一《外國品》著錄的「梵字錢」其實就是西夏文「大安寶錢」。

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A lexander W ylie)在他研究居庸關雲台六體(梵、藏、漢、蒙、回鶻、西夏)佛教銘文的論文里也曾提到這枚「梵字錢」(《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一)》所收漢譯文漏譯了這一部分)，說是引自一部名為《外國錢文》的小冊子(...taken from a Chinese brochu-re on coins，w hichhas m erelythe title外國錢文W ae kw？tseenw an...)。

由於偉烈亞力沒有給出該書作者的名字，使得牛先生懷疑「中國並沒有這樣一本書」(第28頁)，進而主張其應該是對《泉志》中《外國品》的「不正確的表述」(同上頁)。

經檢索，我覺得偉烈亞力引用的大概是清初學者陸次雲所著《譯史紀余》卷三《外國錢文》。

西夏文物方面一直是造假成風，就連牛先生這樣經驗豐富的人也曾「著道兒」，更別說一般人了。

據牛先生講：「筆者曾親見上書西夏文字的所謂『西夏絹質佛畫』，據說是出自甘肅武威(這裡是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方之一)，收藏者持有北京『國家級』鑑定專家簽名的證書，肯定其為極具價值的真品。

果真如此嗎？後來從文字上鑑定，立刻露出了馬腳，原來是根本不認識西夏字的作偽者隨意畫出來的字，我們的專家也不認識。

筆者也曾見到上有大段西夏文字的木版畫，畫工不錯，其上的西夏文字也仿得不錯。

但經查證，其文字是從某佛經上隨意抄下來的，無頭無尾，與畫面毫無關係。

」(第347頁)牛先生所說帶西夏字的絹質佛畫和木版畫，似乎就是最近收進《西夏遺珍》(陳震、劉亞諫、李肇倫編著，文物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二章和第十章的的那批東西。

牛先生已經80歲高齡了，雖然自己能用電腦會上網，但畢竟是僻處西北，對西夏學和印刷史研究的新進展有些隔膜，《論稿》所收文章有不少地方已需更新。

比如他依然把方塔出土的漢文刻本《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叫作《初輪功德十二偈》(第286-288頁)，把山嘴溝石窟出土的據說為泥活字本的宗密《圓覺經略疏鈔》西夏文譯本稱為《圓覺經之略疏》(第5頁)或《圓覺注之略疏》(第264頁)。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曾用法藏《華嚴五教章》等書中出現的「世間印法」、「印紙同時」等語證明雕版印刷初唐起源說，但此說近年已被艾俊川徹底推翻(參看《法藏的譬喻：因襲典故還是自出機杼》，收入《文中象外》)，牛先生顯然沒有看到此文，不僅依然在引用舊說，而且還誤以為是孫機的主張(第311頁)，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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