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考古學回歸自我的成功之作

位於今陝西西安市西南郊的豐鎬遺址，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所在。

自從上世紀50年代正式在這裡開展考古工作以來，豐鎬地區已發掘西周墓葬一千餘座。

張禮艷副教授2009年的博士畢業論文《豐鎬地區西周墓葬研究》即以這批墓葬為中心，對西周考古與歷史的諸多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經過六年的修改完善，2015年6月，這篇論文作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正式出版。

筆者讀後頗有感觸，認為這是西周考古領域的一部力作，更是新形勢下考古學回歸自我的成功之作。

本書作為專論一個具體小區域的著作，篇幅有洋洋42萬多字，主要分為七個部分，緒論中系統回顧了豐鎬地區西周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以下第一章中首先對這些墓葬出土的陶器進行類型學分析，建立起西周陶器演變序列和墓葬分期序列；第二至六章再以此為基礎討論文化因素、墓葬形制結構的歷時性變化、墓地分區、墓葬等級和社會地位、邦墓及京問題。

章節結構科學合理，論證邏輯嚴密，而且內容充實，所論持之有據。

關於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作者的導師、吉林大學考古系王立新教授在序言中已從七個方面做了系統概括和評價，筆者在這裡著重從兩個方面予以點評。

一是該書基於考古類型學和地層學分析，建立了迄今為止豐鎬地區西周陶器和墓葬最為完善可信的分期編年體系。

豐鎬遺址是考古發掘出土西周墓葬數量最多的遺址之一，尤其隨葬的陶器數量眾多、組合完整，被視為建立西周文化分期的「標杆」，相關的基礎分期研究也一直是西周考古的熱點問題。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已有的研究多是著眼於年度發掘資料或者單個墓地的資料，而且對陶器（如鬲、罐等）文化淵源和譜系特徵的認識不透徹，造成依據陶器建立的分期編年方案存在不小的誤差，有些見解還被一些有影響的著作或教材引用，影響比較廣泛。

正如立新教授說的：「西周陶器的編年研究卻始終未能盡如人意，即使是在諸多方面取得重要收穫的豐鎬地區亦是如此。

」

張禮艷的這部著作首先解決的就是這一基礎性問題。

她全面收集了過去所有已發表的豐鎬地區西周墓葬資料和研究文獻，深入梳理了研究歷史和各種觀點。

在此基礎上運用考古類型學原理，通過對墓葬陶器的深入細緻分析，將6種主要陶器即鬲、簋、豆、罐、盂、瓿（共計2000餘件，其中發表線圖或圖像者近500件）做了全面系統的型式劃分，建立了橫向共存關係和縱向演變關係都完整清晰的分期方案。

最終將豐鎬地區的西周墓葬綜合劃分為六期，並結合同出有銘青銅器對六期的年代做出了較為詳細的判斷，認為第一期為西周早期偏早（即武成康時期），第二期為西周早期偏晚（康王晚期和昭王時期），第三期為西周中期偏早（穆王時期），第四期為西周中期偏晚（恭懿孝夷時期），第五期為西周晚期偏早（厲王、共和時期），第六期為西周晚期偏晚（宣幽時期）。

在這一分析過程中，作者幾乎對每件陶器的形制和紋飾等特徵都有細緻觀察和深入分析，做到了「分到不能分、合到不能合」這一類型學分析的基本要求，並充分運用了發掘所獲層位關係與組合關係，還與其他遺址考古資料做了綜合比較，時刻注意各類陶器在文化淵源和譜系特徵上的不同，以及同出的典型有銘銅器的重要年代信息，從而使得型式劃分結果和分期編年方案科學合理，客觀可信。

這既為後續章節對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分析討論奠定了堅實基礎，也避免了因對類型學原理缺乏科學理解而產生的分期方案人言人殊和庸俗化傾向，超過了此前有關研究建立的分期與年代意見。

因此可以預見，該書所建立的西周文化分期編年和發展階段的認識框架，應是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新標尺，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二是在類型學研究基礎上又對豐鎬地區西周社會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首先是對隨葬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從文化淵源和地域傳統的比較入手，將陶器所見文化構成分為主要文化因素和次要文化因素，並通過歷時性變化分析，認為來自先周文化和商文化的因素以及周人創新因素是豐鎬地區西周文化因素的主體（即主要文化因素），同時吸收了關中東部、晉陝高原、西北地區和京津唐地區相關文化的因素，還受到了周原地區和太行山東麓相關文化因素的影響（即次要文化因素）。

又通過墓葬各項特徵的歷時性考察和統計，認為豐鎬地區的西周墓葬經歷了兩個變革期，分別發生在西周中期偏早和西周晚期偏早。

這期間的論證過程科學合理，並將型式劃分的結果納入進來，與類型學分析形成了嚴密的邏輯呼應，結論也是令人信服的。

基於類型學及文化因素分析，本書又主要通過聚落考古的視角，並結合文獻記載和金文資料，對相關社會問題做了進一步研究。

如將灃西和灃東已發掘的西周墓葬做了墓區劃分，並明確提出灃西的有關墓區應分別是周人、羌人和殷遺民的墓地，並通過墓葬等級及其歷時性變化的分析認為，周人的社會地位總體上比殷遺民要高，而且殷遺民的文化傳統隨著時間推移，從西周中期以來逐漸減少乃至消失不見，最終淪為社會底層。

又如根據豐鎬地區西周遺存的整體分布格局，提出灃西和灃東的有關區域存在《周禮》所記載的「邦墓」，但西周時期尚未實行「公墓」和「邦墓」分別埋葬貴族和平民的制度；灃西即傳統認為的灃京範圍內應有兩個中心，並屬意新旺村和馮村一帶可能是 京所在。

這些觀點著眼於聚落分布格局特點，能夠自成一說，值得繼續關注。

總之，該書基於紮實可靠的類型學及文化因素分析，並結合文獻和金文資料，對豐鎬地區墓葬反映的文化及社會問題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價值、發人深省的創見。

尤其是所建立的西周陶器分期編年體系是目前為止最為全面、系統的方案，具有標尺作用，相信定能更好地指導各地西周考古遺存的分期與年代研究。

當然，本書也有一些較明顯的不足之處，如豐鎬地區西周墓葬已發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不少墓葬已被盜掘，因此在分析葬俗特徵、墓地分區等問題時應注意局限性，有些認識還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在近幾年豐鎬一帶連續取得重要考古新進展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了。

又如本書關於類型學分析的陶器分期圖排版過小，圖像不太清晰，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觀點表達。

好在這部分內容作者已先期發表在《考古學報》2012年第1期上，讀者可對照參考。

除此之外，筆者進一步認為，該書還是新時期考古學回歸傳統的成功之作。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經歷了一場看似平靜、實際卻是影響深遠的學術變革和轉型，隨著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傳入與實踐，多學科研究手段的不斷運用，考古學的研究視野不斷拓展，研究能力大大提高。

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現在可以說這一轉型已經基本完成，考古學的研究重心已從重建文化發展序列轉變為對古代社會的綜合研究上，考古人也在努力優化自身的多學科知識結構，逐漸從「資料提供者」轉變為「課題組織者」。

應該說，這場轉型是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考古學進入新一輪大發展的標誌。

但是在這種新形勢下，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傾向。

一方面，隨著自然學科手段的大量運用，研究隊伍明顯趨於多元化，尤其是來自自然學科的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到考古研究中來，導致研究領域也正在走向碎片化，甚至有過度科學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一些考古學的基礎理論方法被邊緣化了，甚至有人懷疑類型學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科學性與重要性，認為是已經過時的理論方法。

相信很多考古人對此都有切實的感受，甚至出現了很大困惑，感覺我國考古學多年來形成的傳統優勢和「純潔性」正在喪失。

這個問題非常現實，必須要引起重視，並嘗試予以逐步解決。

張禮艷的這本書作為近年西周考古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力地證明，類型學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並未過時，恰恰相反，只有對這些基礎理論方法的原理和操作有過硬的掌握與實踐，運用這些「利器」對遺存的分期年代和文化因素做紮實深入的分析，才能對古代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背景和框架有基本了解，才能研究更深層次的問題，否則再好的研究課題也將猶如空中樓閣，失去堅實的基礎支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諸多研究案例已經充分證明，類型學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所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和存在意義。

在新形勢下，這些基礎理論方法更應該內化為考古人必備的基本功，重新回歸和堅持考古學的自我傳統。

只有這樣，才能在多學科合作中做到「以我為主」和「為我所用」，更好地適應考古學發展的新形勢。

該書可以說為此提供了一個典型範例。

（《豐鎬地區西周墓葬研究》，張禮艷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定價1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