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2016年10月28至3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北海市人民政府、中國考古學會主辦，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北海市合浦縣人民政府、北海市文化新聞出版廣電局、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承辦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西北海市、合浦縣隆重舉行。

自漢武帝設置合浦郡以來，合浦逐步成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合浦附近發現了城址、墓葬、窯址等大量漢代遺址，其中包括大浪古城、草鞋村遺址，以及風門嶺漢墓、母豬嶺漢墓、九隻嶺東漢墓等近萬座漢墓群。

大浪古城遺址中央有大型夯土基址，城西門外臨江處還有碼頭依存，是一處西漢中期前後的城址。

在草鞋村遺址發現窯址、建築基址、城牆和護城河，年代從西漢早期延續至東漢晚期和三國，很有可能是東漢時期的合浦郡治。

合浦漢墓群出土了許多琉璃、琥珀、瑪瑙、水晶、肉紅石髓、金花球、香料、胡人俑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入或是中外文化交流產生的遺物。

這些城址、墓葬、手工業作坊及琉璃、琥珀等遺物，對於研究漢代合浦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義。

在會前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會議主辦方說明此次會議選址在北海市的主要原因在於北海合浦縣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始發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同時也為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弘揚「海絲」精神，促進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推動海上絲綢之路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

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白雲翔研究員主持。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副巡視員、廣西文物局副局長謝日萬，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安文華，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考古處副處長王錚，北海市委副書記、北海市人民政府市長、黨組書記李延強出席開幕式並致辭。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發來書面致辭。

參會學者來自比利時、德國、韓國、日本、越南等國家，以及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考古文博機構和相關高等院校，參會人數共計130餘人。

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103篇，內容包括漢代絲綢之路與邊疆考古研究、漢代城市與聚落考古研究、漢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漢文化考古研究等諸多方面。

光明日報、新華社、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文物報、中新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新聞媒體記者到會採訪報導。

開幕式結束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做了題為《「絲綢之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報告，探討了關於「海絲」的國家決策與行動的問題，並表明海上絲綢之路以商貿為主，是一條和平之路。

北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市委宣傳部部長朱會東做了題為《「一帶一路」構想下北海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保護與管理》的學術報告，介紹了北海在「海絲」史跡保護與管理方面的工作。

北海市文物保護與博物館等相關機構廣泛參與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北海市政府積極推動北海與「海絲」沿線國家在文化領域開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推進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熊昭明做了題為《合浦漢墓出土文物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報告，分析了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和歷史意義，對合浦漢墓及其出土相關文物進行了簡要介紹，探討了合浦地區輸出、輸入文物與外來因素的影響，並對合浦地區城址及港口位置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

2016年10月28日下午、29日全天進行了9場分組發言和討論。

與會代表圍繞漢代絲綢之路與邊疆考古研究、漢代城市與聚落考古研究、漢代陵墓考古研究，以及漢文化考古研究和國外相關考古研究等議題進行了發言和討論。

一、漢代絲綢之路與邊疆考古研究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是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

絲綢之路的路線研究是絲綢之路研究課題的基石。

絲綢之路的路線可以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又可細化為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比較引人關注的路線是通過東南亞沿岸諸港口的下南洋之路。

徐昭峰結合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對有「北方海上絲綢之路」之稱的山東沿海—遼東半島—朝鮮半島西海岸—日本列島這一海上交通道路進行了研究，認為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在距今4000年以遠至距今3400年左右的小珠山五期文化至雙砣子二期文化時期，發展至第一次高峰期，在晚商兩周之際一度沉寂，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際再度興起並成為一條常態化的海上通道。

田立坤分析了漢代在遼海地區設置郡縣、置戍屯田、修築長城、移民實邊等政策，認為這是漢帝國在戰國燕秦開拓東北地區之後，又一次大規模對遼海地區的開發，使遼海地區一度社會安定、城郭相望，經濟、文化得到快速發展。

其影響的深度、廣度都遠遠超出燕秦時期。

高崇文對廣西地區先秦至漢代考古學文化變遷與漢代合浦重要的歷史地位進行了討論。

王偉昭從歷史文獻的角度對漢代合浦關的重要意義進行了闡釋。

陳洪波強調了在漢政府的有意限制下，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規模很小，並未對嶺南社會經濟文化面貌造成很大影響。

然而在漢帝國境內，嶺南沿海各郡之間的貿易活動比較繁榮，今天留下的考古遺蹟，大多數是海上絲路境內段商貿活動的結果，與遠洋貿易關係不大。

鄭君雷探討了連接雲貴高原和越南北部的滇越通道的線路問題，認為其主要是依託元江—紅河及其主要支流而通行，並稱其為「紅河交通道」。

「紅河交通道」在華南戰國秦漢時期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意義主要表現在西南夷、駱越、南越和漢人等族群集團社會文化的整合方面，尤其是決定了以紅河三角洲為中心的交趾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的社會文化特徵，決定了紅河三角洲在華南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

霍巍根據近年來在西藏西部地區的考古工作新進展，認為這一區域早在漢晉時代就已成為具有較高發展水平的複雜社會。

聯繫北朝和唐代陸上絲路往來官員、高僧的行經路線來考察，西藏西部地區早在漢晉時代就已成為歐亞大陸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與中原漢地和中亞、南亞等區域和國家有著密切的往來，從而完全改寫了這一地區過去被視為「高原人類禁區」的陳舊歷史面貌，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一帶一路」高原線路的認識。

仝濤結合歷史文獻記載，認為近些年來在西藏西部考古發掘中獲取的漢晉時期絲綢，可能通過塔克拉瑪乾地區輸入，對於研究絲綢在青藏高原的早期傳播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通過對這些絲綢的分析，可以了解青藏高原在漢晉時期與中原文明接觸的途徑與方式，以及相互影響的廣度與深度。

北部灣地區的眾多漢墓及出土的諸多遺物是漢代對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內容。

李青會將我國廣西合浦、廣東廣州以及雲南等地出土的漢代珠飾與南亞、東南亞、東亞地區相關製品進行比較分析，以典型器物如多面體玻璃珠、玻璃器皿、蝕刻石髓珠、多面體石質珠、多面體金珠、綠柱石珠等，勾勒出了這些器物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分布與傳播概況。

董俊卿、王亞偉、李青會採用多種可攜式無損分析技術對合浦漢墓出土的寶石珠飾等遺物進行檢測分析，結合合浦和其他地區出土的其他相關文物的研究結果，傾向於認為大部分寶石珠飾應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南亞經東南亞傳入合浦的舶來品。

黃啟善通過對北部灣地區漢代玻璃的考古發現概況、科學的化學成分分析、器物造型、紋飾、燒造工藝以及合浦作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等方面的再研究，認為這些玻璃器既有中國產品又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舶來品」，甚至有可能是隨船出海的越人在西方學到燒制玻璃技術後在北部灣地區開爐燒造玻璃，以供市場需求，並非全都是從海外輸入的西方玻璃。

王煜認為廣西貴港出土的一面三國時期的四葉紋瑞獸對鳳鏡，鏡緣內側連弧紋帶中與星象共存的螃蟹和瓶子圖形應可確認為黃道十二宮中巨蟹和寶瓶圖像。

黃道十二宮圖像初入之時，人們還不能正確地將其理解為星象，但更多是將之作為海外傳來的神獸和瑞物圖像，並與一些關於海外的奇聞異事相聯繫。

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入是否與占星術有關，尚不能確定，但其與佛教的傳播是密切相關的。

從目前的材料看，其應自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傳來，說明海路確實是早期佛教尤其是吳地佛教傳入的一個重要途徑。

比利時學者米夏通過比較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及周邊發現的大量黃金飾品，尤其是柬埔寨波赫遺址、越南沙黃文化的榕蘭和菜宜遺址，以及越南南部的奧克?艾奧遺址等，認為發源於犍陀羅希臘式佛教藝術少量的黃金飾品影響到東南亞和中國南部，並由本地工匠把它們的風格與技術複製下來。

這種地區間的互動同時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和陸路，從而把印度北部、孟家拉灣和南海這三個貿易網絡結合起來。

她認為黃金飾品在漢代海上絲綢之路進行貿易的社群中具有權威物品的功用，是當地和區域的精英階層所熱衷的象徵身份的物品。

漢代許多遺物都具有非常明顯的外來文化因素特徵。

李銀德梳理了國內戰國晚期至漢代新出現的深腹杯的出土地點與年代，並將其與亞述和烏茲別克斯坦出土的深腹杯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這種深腹杯應由西亞通過沙漠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周暘以在絲綢之路沿途發現的紡織品為重要物證，闡述絲綢作為絲綢之路開創的原動力，在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及東西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

梁小春、吳小強以海上絲綢之路背景下南越國出土文物為中心，結合歷史文獻，從女性文化的角度，對秦漢南越國出土的文物遺蹟進行闡釋，認為秦漢時期嶺南女性文化是南越土著文化與中原漢文化、鄰近楚越文化，以及因對外交流而傳入的早期域外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

徐汝聰將雲南江川李家山遺址出土的多件扳指與非洲努比亞人的扳指進行比較，認為努比亞人的扳指形制與江川李家山遺址出土的扳指形制極其接近，並對李家山遺址出土扳指的西來因素進行分析。

全洪通過比較嶺南地區磚室墓與以洛陽、關中地區為代表的磚室墓的穹隆頂技術差異與時間差異，指出嶺南的磚室墓是在中原內地的基礎上發生髮展的，但渾圓疊澀穹隆頂的形式可能是受羅馬建築的影響，依靠所掌握的中原磚券墓葬技術仿效其形狀而產生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見證，但羅馬穹頂和拱券是混凝土澆築，而印度建築在公元前後很少使用拱殼結構，因此嶺南疊澀穹隆頂技術來源的具體線路及傳播方式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劉中偉回顧了嶺南地區漢唐時期對外經濟與文化交流研究的學術史，並對未來的相關研究進行了展望。

張衛星以嶺南地區為例討論了漢代國家形成的一個方面。

四川西部蘆山、漢源等地和滇東北黔西北昭陽、魯甸、威寧、赫章等地分別約為東漢時期的蜀郡屬國和犍為屬國轄境，出土的東漢中晚期屬國時期遺存有墓葬、石刻、遺物等。

通過比較分析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與東漢中晚期的各類遺存，對漢代西南邊疆屬國遺存進行相關研究。

二、漢代城市與聚落考古研究

劉瑞梳理了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和南京大學等高校《戰國秦漢考古》教材的歷史和流變，分析指出蘇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學編寫講義《戰國秦漢考古》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該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被全國開設考古專業的大多數高校所翻印或採納。

這部教材第一次系統揭示出蘇秉琦先生在戰國秦漢考古學領域的學術思想。

秦漢時期城市聚落考古是傳統考古學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

羅瑾歆認為西漢甘泉是夏宮，並重新對夏宮進行定義，認為夏宮是京畿地區非常重要的政治性和禮儀性的宮殿建築群，也是都城宮城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比一般離宮的等級高。

她結合西漢甘泉宮的考古勘探與歷史文獻，闡釋了甘泉宮在西漢不同時期所發揮的不同功能和重要作用，認為西漢甘泉宮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汪勃關於揚州漢廣陵城的探尋與研究，繼《漢廣陵城的研究與探尋》發表之後，又在近兩年發現了與漢廣陵城的城圈、城門、城壕、城內遺存相關的跡象。

他在介紹這幾處相關遺蹟的基礎上，就漢廣陵城的位置和範圍以及其「斗城」形狀、新發現城門的結構及其用磚規格和砌法等略作探討。

易西兵根據近年廣州古城的考古資料，結合歷史文獻和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對蕃禺城的歷史地理格局進行初步討論，認為西漢南越國蕃禺城平面為不規則四邊形，東界在今倉邊路以西的舊倉巷，南界從中山四路長塘街交界向西南至龍藏街和惠福東路交界東北角，西界在流水井—華寧里以東，北界在今越華路南，城圈長度約2500米，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

蕃禺城東、南、西三面臨水。

蕃禺城東、東北、北和西北面的山崗為南越國臣民墓葬區。

蕃禺城東、今中山二路和農林下路一帶可能存在手工業作坊區。

李珍、王星結合歷史文獻材料以及近年來為配合靈渠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做的考古工作，認為七里圩王城約建於西漢中期，廢棄於魏晉時期；通濟城的年代應在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之間。

結合城址結構及文獻記載推測七里圩王城應為漢始安縣縣治；從出土遺物的年代和發現大量楚器現象分析，通濟城很可能是秦始皇征服嶺南時所築的城址。

隨著考古新材料的出現以及考古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城市水利建設及周邊水系研究近年來引起學者關注。

張建鋒對廣西秦漢時期水系以及城市水利建設進行初步考察，認為已發現的廣西地區漢代城址，大多在河流岸邊及其附近，基本上遵循了臨水而建這一原則。

城牆多數用土夯築，城外有城壕。

城內存在排水的暗溝等。

這些與中原地區的城市基本相同。

個性表現於城市對於水利的著重點，較多在於水運，城市大多在重要水運交通要道的附近；城牆與城壕之間過渡地帶一般很小；城壕的外面有的還有一道土堤，以起到防禦洪水的效果；有些城市利用了自然河流作為城壕的一部分；運河在有的地方可能通到城內；網墜的出土，說明水產捕撈也是水利的一個重要方面等。

張鳳以歷史文獻為基礎，對黃河下游地區漢代水利建設與農業生產問題進行研究，認為兩漢時期的水利工程建設基本是圍繞黃河展開的，渠灌範圍大都是黃河兩岸郡縣。

除了水渠水利建設，治理黃河水患也是重要的舉措。

黃河下游尤其是兗州、冀州與青州相鄰的平原地帶，通過引水灌田、改變土質，仍然可以進行適宜的作物種植，或者採取適宜的耕作技術進行生產。

三、漢代陵墓考古研究

漢代陵墓考古發現與研究是傳統漢代考古學研究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

段清波通過對兩漢帝陵封土形態演變的考察，探討了漢文化天圓地方理念的確立，認為從考古學的相關資料可以看出，王莽時期完成了漢文化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以規矩為核心理念的價值觀和陰陽五行宇宙觀一起，成為中央集權體制社會治理體系健康運轉的兩大支撐。

歷史悠久的天圓地方蓋天說，經過王莽期間的文化整合，成為天地陰陽五行宇宙觀的核心要素。

梁雲討論了東漢帝陵形制的淵源，認為新莽之後戰亂頻仍，赤眉軍入關後大肆擄掠，西漢諸陵幾乎悉被盜掘，使光武帝產生薄葬的念頭，摒棄了代表厚葬風氣的西漢制度。

東漢帝陵一條墓道帶迴廊的磚石結構墓，流行夫婦同穴合葬。

這種形制不見於西漢帝陵及諸侯王墓，卻與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的南陽地方豪強墓很相似。

東漢政權是在南陽豪強地主集團的基礎上建立的，帝陵形制很可能採用南陽的傳統。

由於上陵禮的需要，東漢帝陵繼承了西漢陵寢的舊制，而且有擴大化的趨勢。

柴怡、王艷朋介紹了杜陵75、76號陪葬墓前建築遺址的平面布局與形制、出土遺物等考古新發現，認為這組建築屬於宣帝時期。

75、76號陪葬墓前建築應為杜陵高等級陪葬墓的寢園建築，其中3號建築基址可能為管理陵寢建築的人員日常生活之地。

楊愛國對漢代迴廊墓的使用情況進行研究，認為西漢一部分諸侯王(後)使用的黃腸題湊墓是一種更複雜的回字形槨，那些不使用黃腸題湊葬制而使用崖墓的諸侯王極有可能用開鑿的迴廊來代表黃腸題湊。

這種墓葬形制是「周制」發展「漢制」的顯著標誌之一。

西漢諸侯王黃腸題湊墓和東漢時期的諸侯王磚室墓中的迴廊應是葬制規定，而西漢晚期以後，二千石官員及其以下人員使用帶迴廊的墓葬更可能是受到當時陽宅的啟發。

劉濤以雲夢睡虎地漢簡《葬律》的相關材料為依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已發現的近20座西漢列侯及夫人墓葬考古資料做系統梳理，分析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西漢列侯墓葬的墓葬、棺槨尺寸，並對其進行換算，分別歸納其所用漢尺的規格，探討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西漢列侯墓葬的尺度的異同。

同時，結合《葬律》中有關墓葬尺度的記載，以揭示西漢王侯墓葬制度下不同王侯墓葬尺度的共性與個性，進一步豐富西漢喪葬制度研究的內涵。

文化因素分析法與類型學相結合，是考古學研究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其應用於漢代墓葬考古並對人員構成進行分析是漢代陵墓考古學方法論之一。

蔣璐將北方地區漢墓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並對其文化構成分別加以分析，認為北方地區漢代居民主要是由漢人和內附匈奴構成，同時北方地區發現的一些人物形象暗示出北方地區的漢代居民也包含一定數量的其他少數民族。

潘玲通過對鞍山市羊草莊墓地78座漢墓出土遺物進行類型學分析，指出具有代表性的腹部略長的束頸壺是該墓地僅有的陶壺形制，此外還有12件大口深腹罐。

這些陶器與漢墓常見的陶器共存，但是與指環、臂釧、鏈飾等銅器不共存。

這類束頸壺和大口深腹罐只見於鞍山、撫順和遼陽的少數漢墓，年代也與羊草莊墓地出土的相當。

但據文獻記載和目前的考古發現可知，匈奴和鮮卑並沒有實際控制上述地區，在這裡也沒有發現他們的遺存。

因此，這類束頸罐和大口深腹罐的使用者應是與匈奴和鮮卑有密切關係的北方民族——烏桓。

羊草莊及附近地區漢墓發現的束頸壺和大口深腹罐，是尋找烏桓遺存的重要線索。

宋蓉從關東地區漢代墓葬的研究出發，考察關東地區漢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區域差異與等級差異，提出關東地區漢文化是在列國文化基礎上，以復興六國遺風為名，順應崇尚富足生活的時代新風尚而形成的，而兩京地區是漢文化形成的中心。

西漢中期前後隨著皇權的強化，漢文化自西向東影響關東，以一種漸進改良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消弭了關東各地的地域差異，平穩而有效地實現了關東地區文化的大一統。

滕銘予、尚如春從贛鄱地區兩漢墓葬材料入手，初步建立了贛鄱地區兩漢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標尺，將贛鄱地區兩漢墓葬大致分為三期，分別是西漢中晚期、東漢早中期和東漢晚期，並通過文化因素分析確定其文化屬性。

通過統計分析各類文化因素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消長對比狀況，進一步考察贛鄱地區漢文化的形成及其變遷以及與周邊地區文化的互動融合過程，結合歷史文獻探討贛鄱地區漢文化發展階段性變化的原因，可以發現贛鄱地區漢代考古學文化面貌的歷時性差異與其所處的歷史背景有著緊密的聯繫。

郭俊峰考察了濟南魏家莊漢代墓地出土的席枕、熏爐、鐵爐子等器物。

這些器物在山東地區都是第一次出土或少量發現，在國內確有零星發現，主要分布在山西、陝西、河南等地。

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特定群體之間物質交流的結果。

霍宏偉通過對漢河南縣城遺址內外兩座紀年墓的分析，探討了城址與墓葬關係的變化。

自西漢早期，城墓分離制度已得到了較為嚴格的貫徹。

由於東漢晚期政局動盪，都城西遷，導致洛陽地區城市廢棄，城址淪落為墓地是城市徹底衰落的標誌。

李繼鵬介紹了洛陽市瀍河區東花壇三座西晉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等考古新發現。

東花壇三座大墓形制相同，全部是帶長墓道、南北兩側帶有寬大側室的長方形單室墓，是西晉時期高等級墓葬，反映的極有可能是高等級墓葬由東漢、曹魏時期的多室墓向西晉時期單室墓的過渡階段。

這一帶極有可能是除首陽山陪葬墓群外，西晉早期高等級墓葬的又一集中埋葬區。

周潤山通過分析焦作地區的漢代墓葬及其出土遺物，從社會經濟狀況、建築風貌及建築技術、裝飾藝術、思想文化等方面討論了焦作地區的漢代社會生活狀況。

白岩介紹了2016年通州潞城鎮漢代考古新發現，勘探了101.3萬平方米的範圍，調查確定漢代城址1座，發掘戰國至清代墓葬1092座、漢唐窯址68座、灰坑8個、水井10口、道路1條。

出土各類陶器、瓷器、釉陶器、銅器、鐵器、鉛器、料器、皮革器等遺物4000餘件（套）。

吳桂兵將多人合葬分為夫妻合葬、分層合葬、家族合葬等多種形式，在此基礎上將三峽地區的漢晉多人合葬與中原地區、河西地區、西南夷地區的多人合葬材料比較，內地和周邊地區均有多人合葬，出現的原因或與非正常死亡和非正常喪葬禮俗有關。

陳斌介紹了2015～2016年湖南藍山縣五里坪兩漢墓葬重要考古新發現及初步認識。

目前已搶救發掘兩漢墓189座。

這些墓葬年代跨度大，基本為中小型墓，墓葬葬式不明，朝向不定，以南北、東西向居多。

無明顯的分區規律，有合葬墓，隨葬器物少且地域特徵明顯。

早期墓葬保留楚越文化遺風。

此次發掘對建立湘南地區兩漢墓葬的分期及年代框架、深入認識兩漢時期湘南地區的埋葬習俗和文化面貌以及為進一步認識湘南地區文化與湘北、嶺南等周邊地區兩漢時期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其在嶺南和中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橋樑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韋偉燕介紹了越南境內漢墓的分布、形制、出土遺物等基本情況，其延續時間從西漢中晚期到三國初年。

她從埋葬習慣和隨葬器物兩個方面入手，討論越南境內漢墓和廣西合浦地區漢墓之間的關係。

鄭紅莉從圖像學的角度出發，通過對陝北畫像石中歷史故事題材的考證分析，認為陝北畫像石中出現的歷史故事是與當時的社會制度、社會風氣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有關。

歷史故事刻繪於墓門之上，具有驅邪避凶的意義，並與墓主的志向和愛好有關。

同時亦是墓主向仙界彰顯自己的德行，祈求收留。

劉興林對漢代土墩墓的由來、漢代土墩墓的定義和特點、漢代土墩墓的分布和傳播、漢代土墩墓的性質和興起原因四個方面進行研究，認為吳越土墩墓是漢代土墩的直接源頭，北傳的路線比較清楚，即江南—江北—魯東南、膠東—韓國馬韓（忠清、全羅道）。

漢代土墩墓的興起順應了家族墓地發展和封土墓推廣普及的形勢，是漢代家族墓的一種形式。

原豐介紹了2014年發掘的新沂高莊墓群68座漢墓，包括60座豎穴土坑墓、5座磚室墓和3座石槨墓，結合宿遷、淮安、揚州地區的考古發現，認為江蘇北部為漢代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區域，這類土墩墓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土坑墓和封土墓，尤其應該把土墩墓與封土墓區別開來，土墩墓所代表的喪葬文化應是人員移動和民族融合的結果。

李暉達對浙江漢代早期墓葬進行分析。

浙北地區尚存濃厚的楚文化因素，而在南部則與閩北的閩越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

漢文化對浙江地區的真正滲透始於文景至漢武初，最終在王莽時期基本定型，東漢之後浙江的主流文化體系則完全融入漢文化圈。

四、漢文化考古研究

漢文化研究內容極為豐富。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是目前漢代考古學研究的熱點。

張聞捷通過對海昏侯墓出土樂鐘的考察，分析海昏侯墓樂鐘的組合情況，並與其他漢代出土編鐘進行比較，以了解漢代樂鐘的編列規範，梳理漢代不同社會等級、地域對於樂鍾使用的異同，與先秦時期樂鍾制度的比較，探討漢代多種樂鍾規範的禮制淵源與消亡問題，並通過比較漢代諸多出土樂鐘的擺放形式，探討漢代隨葬樂鐘的擺放與樂經所載樂懸制度的異同問題。

徐龍國對劉賀墓出土的一套砝碼的用途進行推測，認為它很可能是用來稱量黃金、貴重藥材、進口香料、金銀器及珍貴青銅器等物品的。

這些貴重金屬及珍貴器物，因賞賜、贈予、交換等途徑在貴族之間多次易手。

漢人雖然有些東西在出品時就已經鑄刻了重量及容量，但每一次易手，都會在器物上再次加刻重新測量的重量及容量。

對貴族之家來說，天平及砝碼必不可少。

王方通過對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的玉質、雕刻技法、服飾紋飾等方面的詳細比對，發現海昏侯墓出土玉舞人與同時代、同級別墓葬出土玉舞人顯著不同，而與戰國時期的玉舞人有諸多相似之處，推測這件玉舞人很可能為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玉器。

韋正通過對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銅質錯金或銀質的馬飾進行研究，對比國內外獨角鹿（羊）馬飾的發現，認為獨角獸淵源古老，但其在西漢中後期的興起，與漢武帝追求升仙有直接關係。

這種獨角獸很有可能就是麒麟。

在蒙古及中亞地區發現的獨角獸形象是漢文化影響的結果。

蘇奎同樣就海昏侯墓出土銅質錯金或銀質的馬飾進行研究，梳理國內外相關考古材料，認為這件馬飾是馬珂，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獨角獸的形象重新進行解讀，考證其為羱羊，即北山羊或野山羊，並認為馬珂上的羱羊紋應來自西亞、中亞一帶，最早是長安城內皇室成員所有，後輾轉至江西南昌的昌邑國和賞賜到廣西西林的句町國，還專門特製了部分贈送至蒙古的高勒毛都和諾彥烏拉以及俄羅斯查拉姆的匈奴國，並在該區域出現了仿製品。

羱羊紋馬珂是漢代東西文化交流、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王小迎對2015年發掘的一座西漢豎穴土坑墓中新出土的26枚圓形帶有外國字銘文的鉛餅和6枚長條形龜背紋鉛條進行研究，認為其屬於西漢「白金三品」，並進一步探究漢代絲綢之路與揚州存在聯繫的可能性。

姜寶蓮、趙強對陝西西安、扶風、甘肅靈台等地出土一批上飾龍形圖案、馬形圖案以及龜形圖案的銀質或鉛質貨幣的形制、紋飾、材質等研究，認為其屬於文獻所記載的「白金三品」，「白鹿皮幣」、「白金三品」這些白色貨幣的出現，都具有象徵意義，應與武帝時期「天、地、人」及陰陽五行的宇宙觀有一定關係。

楊哲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嶺南地區兩漢時期陶瓷手工業發展狀況進行初步梳理，可為正確認識漢代陶瓷手工業發展的區域格局以及相關問題提供參考。

張翔宇通過對西安地區近900座漢墓中所見釉陶器進行統計，分析了兩漢時期隨葬釉陶器風俗的出現、發展與衰落，並對不同時期隨葬釉陶的流行趨勢進行了總結。

蔣志龍介紹了雲南金砂山墓地M117首次出土的一套陶闕的情況，並將之與四川、山東等地發現的闕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這種作為墓葬隨葬品的陶闕比較少見，並探討了其出現的歷史背景。

朱連華依據近年在西安南郊杜城村周邊發掘的部分西漢早期墓葬中墓室棺痕四周出土的陶璧，聯繫其他地區出土材料，對這些陶璧的作用和喪葬意義、文化來源進行討論，認為棺外飾璧的喪葬習俗可能起源於戰國中晚期的楚地，在西漢高等級墓葬中較為流行，東漢以後流行於四川、山東地區的畫像石棺上。

李飛將宜賓市南溪縣長順坡發掘了一批崖墓中出土的一件圓雕陶佛像俑與昭通、瀘州地區出土的同類器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這可能是一件燈的底座，時代為東漢晚期至蜀漢時期。

佛像陶燈的出現很可能受到了新莽時期西王母陶燈的影響，並且仍然表現了以西王母為中心的神仙信仰。

陳彥堂以近年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為依據，從年代學和文化傳播兩方面進行論證，認為中國古代低溫鉛釉陶器的起始年代應該是春秋時期，以臨淄齊故城戰國墓葬為代表的戰國作品，已經是比較成熟鉛釉陶器，開啟了兩漢時期此類器物勃興的先河。

胡繼根對西漢中期至王莽時期長江下游一帶的高溫釉陶器上出現的較多的鳥紋裝飾進行分析，認為其出現原因有二，其一是早期圖騰崇拜的再現，作為一種「引魂升天」的象徵；其二是與星象有關，鳥紋的下部出現的幾何形圖案形如星宿。

雖然與商周時期相比，漢代青銅器逐漸式微，但是漢代青銅器仍然是漢代物質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肖明華對漢代西南絲綢之路出境地區的青銅文化遺存進行了考古調查，認為集中分布於瀘水縣、隆陽區、昌寧縣、騰衝縣、芒市等地的青銅器器形與滇文化的相似，但紋飾有別有同，年代也與滇文化相當。

這些地區的青銅文化應當是滇越、哀牢的青銅文化，其中的差異性則反映了不同邑王間的文化差異，出土青銅器也當是一個邑王或幾個邑王區的青銅文化表現。

趙德雲考察了嶺南地區漢代考古中偶見一些青銅器種類，如缽、高足杯、侈口杯等，造型較為獨特，常見於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墓葬，難以在中國傳統藝術中找到明確的淵源關係。

這類青銅器的出現，應該是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以後，受到進口的域外玻璃器等造型藝術的影響，作為替代品新出現的青銅器種類。

研究表明，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在考古學上的體現，絕非僅是殊方異物的進入，更有可能隨著經由嶺南地區向其他區域的傳播，影響著中國本土傳統審美情趣和製造工藝。

趙化成對細線紋銅器和漆繪銅器的鑄造方式、紋飾、器類以及年代和分布進行深入研究，認為它們是嶺南地區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兩類銅器，可謂嶺南漢代銅器的雙絕。

日本學者川村佳男認為溫酒樽中有一個類型應該是嶺南系青銅器，將這種溫酒樽歸為「Ⅲ型」，判斷其年代為西漢中期和晚期，集中出土於嶺南地區或湖南、雲南等鄰近地區。

以鏨刻紋為最大特徵的嶺南系青銅器，並非在西漢後期突然完成，而是在之前階段，嶺南地域存在著「原型」青銅器，這些「原型」青銅器受其他地域影響而逐漸演變而形成嶺南系青銅器。

吳小平以六朝唐宋時期貴州地區出土大敞口、鼓腹的釜作為切入點，比較巴蜀地區的同類釜，認為大口釜是魏晉宋明時期牂牁僚人的炊具，鼓形釜是兩漢時期南中僚人的炊具。

兩種釜先後在巴蜀地區發現，反映了僚人兩次大規模入蜀的事實。

大口釜應是東漢時期鼓形釜演化所致。

大口釜和鼓形釜入蜀之後均逐漸消失，反映了入蜀的僚人最終被漢化。

在貴州境內，僚人的生存狀態並未受到外來因素的太多干擾，因此大口釜在宋代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並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

漢代銅鏡是漢代物質、精神文化的載體，並具有重要的斷代意義。

趙寵亮根據合浦地區已發表的銅鏡材料進行類型學分析，並將其按照西漢中期、西漢後期、新莽時期、東漢早期、東漢中期、東漢後期分為五期。

合浦漢墓出土銅鏡與廣西其他地區以及廣州漢墓出土銅鏡有一定的關係，反映了當時兩廣地區文化面貌的相似性。

韓建華對西域地區出土的漢晉時期的銅鏡進行收集和整理,並對相關問題進行初步分析，認為中原與西域之間的民間交往由來已久。

西域地區在匈奴統治時期，流行圓形素麵鏡和有柄銅鏡。

西域地區出土的銅鏡似乎不存在「仿漢鏡」，應均是從中原傳入的。

與漢鏡同出的往往是一套完整的梳妝工具，反映了以漢鏡等物質為代表的漢文化廣泛地融入當地人的生活。

西域地區出土的漢鏡大部分殘碎，推測存在破鏡隨葬的可能，這或許與匈奴的統治或影響有關。

高繼習認為漢代博局鏡的山字紋、TLV紋、繡穗紋以及各種邊飾等紋樣，只要能產生傾斜紋樣的規則圖像，幾乎都是尾端向左旋的。

博局鏡動態紋樣的設計理念來源於至少自戰國時期就形成的「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宇宙觀，是華蓋墜飾「璧嬰」的寫實性描繪。

張合榮對貴州出土青銅戈、劍進行考察，分別對戈、劍進行類型劃分和文化因素比較分析，揭示各型青銅戈、劍的來源、發展變化趨勢和地域文化特徵，藉以反映在戰國秦漢時期複雜的社會背景下，生活在今貴州境內被稱為「南夷」的地方各族群，對周邊其他族群青銅文化的吸收與整合情況。

楊勇對浙江安吉上馬山西漢墓葬出土小銅鼓的特徵與來源進行闡釋，認為其是來自越南東山文化的小銅鼓。

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西漢武帝時期居住於故鄣城內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階層，結合漢武帝統一嶺南並設郡管轄的歷史背景，認為上馬山小銅鼓經由陸路或內陸水道到達浙江地區的可能性最大。

這件東山文化小銅鼓傳播至浙江地區的個案，折射了當時嶺南地區與內地間聯繫不斷加強的史實以及漢王朝統一、經略南疆過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歸的歷史圖景。

上馬山小銅鼓與其他地方偶見的東山文化遺存，應當都有一些偶然因素，並未形成實際的文化上的影響。

富霞認為北海地區徵集所得7面銅鼓中，5件東漢銅鼓的年代存疑。

通過比較北海周邊靈山、浦北、北流、玉林等地所出的靈山型與北流型銅鼓，認為北海所見這5面「漢代」銅鼓，年代歸為南朝前後應更為妥當。

韓茗通過對六朝銅香熏的收集和整理，對六朝香料來源及使用情況進行考察，探究薰香習俗背後的六朝社會生活和中外文化交往情況，並通過梳理六朝銅熏源流來把握其繼漢啟唐的階段性特徵，以期對漢唐物質文化發展及其動因的研究有所啟示。

黃娟梳理文獻記載，結合出土的簡牘材料，並充分搜集和利用已有的考古材料，對西漢早期半兩錢的生產與管理情況進行研究，以期為西漢早期整個鑄幣業的研究提供基礎。

漢代鐵器及冶鐵遺址在漢代手工業考古研究中占相當一部分比重，也是近些年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之一。

李延祥對廣西貴港早期塊煉鐵遺址進行了初步考察研究。

孫凱通過分析鄭州古滎漢代冶鐵遺址的遺蹟分布，並結合實驗情況，對該遺址的鼓風問題和冶鐵用煤問題進行了再探討，認為遺址冶鐵高爐的鼓風設施應為多人合作的皮橐鼓風，而非裝置有轉輪機械的鼓風設施，並且該遺址冶鐵所用的燃料仍然是炭。

該遺址出土的煤並未用於冶煉。

劉尊志對兩漢時期諸侯王墓出土鐵質生產工具的出土位置、功能等進行分析，認為漢代諸侯王墓出土鐵質生產工具對全面認識墓葬的修建和封護、深入了解陪葬內容及其墓主的喪葬需求等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漆器由來已久，經春秋戰國發展，在漢代達到鼎盛時期，因此對於漢代漆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何旭紅考察西漢時期長沙王陵出土漆器，注意到廟坡山漢墓部分漆器上刻畫與刻畫銘文間、刻畫與漆書銘文間、刻畫與烙印銘文間有先後關係，從而發現漆器流動方向是「庫」→「倉」→物主，與漆器生產、收儲、使用恰好吻合，結合其他地區資料，推測「庫」應是生產、收儲多種產品的生產機構，其人員在產品上留下生產、收儲記錄等。

洪石對馬王堆漢墓出土油畫漆器進行研究，認為漢代油畫漆器多為梳妝用具、家具和葬具，紵胎或木胎，圖案以雲氣紋為主，基本在器物外表施加，多為黑地彩繪，色彩豐富，包括紅、綠、灰、褐、白、黃等色，紋飾風格粗獷，使用者身份等級很高。

漆器油畫工藝的起源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時代的陶寺文化，其後不斷發展，至隋唐時期衰落。

王樹芝對定陶靈聖湖二號漢墓和安徽六安雙墩一號漢墓出土木材進行分析，探討西漢時期人們墓葬木材利用折射出的喪葬文化和思想觀念等木材的社會屬性。

西漢人認為人的靈魂具有魂、魄二元性，西漢時期有嚴格的等級觀念，西漢人有「事死如事生」的喪葬習俗和「厚葬為德，薄終為鄙」的思想觀念。

凡國棟結合歷史文獻對隨州周家寨漢墓出土的一件T形木器進行考證，認為這種T形器可能與牆上的鉤狀物配合成套使用，其名稱極有可能就是《禮記?內則》中「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懸於夫之楎椸」所記載的「楎椸」，其作用或類似今人掛衣服用的衣架。

鞏文對中原和長江流域晉代大中型墓葬中女性頭部位置出土的金屬桃形金葉和金花飾進行考察，認為晉多沿襲漢制，步搖飾得以延續流行。

而更接近於《後漢書·輿服志》描述的步搖形制的裝飾物在遼寧、內蒙一帶不斷發現。

所有的發現基本都是魏晉北朝時期鮮卑族的遺存。

隋唐統一之後，步搖逐步消亡。

步搖和步搖冠飾是特定人群的裝飾品，在中原漢文化傳統地區是特定階層婦女的裝飾品，在北方的鮮卑是男女共用的，成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徵物。

張翠敏對大連地區兩漢墓葬出土金帶扣、銅承旋、銅鏡、花紋磚、壁畫等多件四神圖案文物進行研究，對四神有關文物涉及的時空關係、年代、社會關係等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並與國內其他地區出土的同類器進行了對比研究。

郭曉濤考察了漢晉六朝墓葬出土的滑石豬，探討了滑石豬的源流與演變，以及滑石豬出土位置的轉變所反映的漢晉時期喪葬習俗的變化。

漢晉之際滑石豬出土地點北方少、南方多的現象，或許是漢末晉初的衣冠南渡所致，中土文物制度在南方得以根植。

滑石豬在南方地區的大量出現也應與毗鄰滑石產地有關。

聶菲以馬王堆漢墓出土十餘件玳瑁製品為切入點，結合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地形圖》，考證廣東番禺、廣西合浦共同構成南海兩大對外貿易的海港，而長沙國首都臨湘（今長沙）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番禺港和合浦港至長江流域各地、中原、京城長安的重要中轉港口。

林冠男對戰國晚期到西漢晚期的墓葬考古資料進行梳理，對國產玻璃來源進行分析，對比中外平板玻璃的製造工藝技術，探討漢代的玻璃製造發展水平，從而對這一時期嶺南地區古玻璃製造業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胡建對廣州南越王墓和廣西貴港羅泊灣漢墓出土提桶和銅鼓等銅器表面裝飾的船紋的祭祀活動場景進行研究，認為其是一組前後連貫的船體畫面，敘說了船隻的一段航行經歷。

南越國銅器裝飾船紋顯示嶺南以及南海領域具有濃郁的船文化，分布範圍從陸上江湖水域，航行到近海岸和海洋島嶼。

五、國外相關考古發現與研究

會議中，部分國外學者分享了國外考古發現與研究。

越南學者阮文越介紹了今天越南沿海地區漢代海港及漢文化遺存的相關考古發現與研究，探討了交州商人在當時海上國際貿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漢代海上國際貿易促進了交州一帶造船業的飛躍及經濟的發展。

日本學者黃曉芬介紹了越南交阯郡遺址的考古發掘調查情況以及對與交阯郡的最新認識。

發掘調查結果表明，越南北部古城就是帝國南端的交趾郡城。

交阯郡城址的使用年代為西漢晚期，經東漢～六朝，一直延用至隋唐時代。

日本學者山形真理子主要討論了越南中部地區發現的漢式遺物。

這些遺物的年代從鐵器時代的沙黃文化(Sa Huynh Culture)一直延續到林邑時期。

這些漢式遺物表明漢文化在沙黃文化向林邑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國學者雷安迪介紹了越南南部三處西漢晚期墓地出土金銀器的最新分析結果。

來自東南亞地區17個遺址的共計182件金銀器在德國做了分析，這些遺址的年代橫跨4個世紀，分別分布於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

其中，出土於13個遺址的164件金銀器屬於西漢和東漢早期。

重點探討了最近調查發現的23件金面具和金銀飾品，它們分別來自於及遺址，年代都約在公元前1世紀。

韓國學者裴德煥、權鍾皓、沈宗薰介紹了韓國出土的少量來自中國、日本、西亞和中亞等地區的遺物，這些遺物可以作為古代韓國對外交流的物證。

其時間從鐵器時代初期一直延續至高麗時代。

依據這些出土文物，分別介紹與分析當時韓國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背景，認為大陸兩端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溝通與平衡關係，以及各地域的貨物交易經由多條通道緊密聯繫在一起。

會議期間，與會代表還參觀考察了北海近代外國領事機構歷史陳列館、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以及合浦漢墓群金雞嶺保護區。

通過考察，合浦地區豐富絢麗的中外文化交流遺物使參會學者切實體會到合浦在漢海上絲綢之路中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加深了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與漢文化的認識，也感受到北海地區近年來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成果與付出的努力。

2016年10月30日下午，「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在廣西合浦縣舉行，閉幕式由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信立祥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白雲翔進行總結髮言，首先對本次會議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向為會議付出努力的各會議主辦方、承辦方，向全體會務人員和媒體朋友表示感謝。

然後對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術目的、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現狀以及推進深化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方式等幾個方面談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研究應當服務於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文化倡議，以及「一帶一路」國家發展倡議，為其提供學術支撐。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漢代南海地區、漢代南海沿岸地區海港城市的探尋等是今後考古工作的中心。

考古工作的現狀是比較擅長城址、聚落、墓地的考古發掘，海港、碼頭的調查與發現仍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

因此，今後應當加強與漢代「海絲」有關的田野考古工作、加強對已有的漢代「海絲」考古發掘資料的系統整理。

點、面結合，更多的關注節點、重點地區的考古學研究。

加強多學科合作，尤其是加強科技考古工作者和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合作。

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要在整個絲綢之路視野的背景下，來理解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更要具有國際化視野。

閉幕式上，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所長林強、中共合浦縣委書記王方紅、北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馮學清分别致辭，高度評價了本次會議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並祝賀本次會議圓滿成功。

此次學術研討會的與會代表們圍繞會議議題積極發言討論，主題突出，內容廣泛，有材料，有新意，展示了合浦地區豐富多彩的漢代歷史文化，宣傳了北海近年來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一次高水平的學術會議。

通過召開這次會議，很好地完成了展示成果、推進學術研究、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

本次會議的成功召開，為國內外學者們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術交流平台。

然而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還任重道遠，相信考古學界會以此次學術研討會為契機，加強學術研究與交流，逐步推進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與相關領域研究。

（羅瑾歆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