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秦漢三國時期的食物品種

摘要：秦漢三國時期，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的發展，人們的飲食結構和內容不斷得到改善，食物品種增多，並有一些新內容出現和推廣。

大致來看，這一時期的飲食主要包括糧食、蔬菜、水果、飼養及捕獵的動物、調味品、乳製品及茶等，每一種又包含多個類別的內容，體現出了食物品種的日益豐富和多樣化。

該時期食物品種的豐富多樣，與當時的農業發展有著密切關聯，同時也與其他飲食內容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發展進程及人類文明的演進，尤其是影響到農業、手工業及對外物質文化交流等諸多方面，社會風尚或風俗的形成也與之有相應關係。

秦漢三國時期食物品種所體現的營養、膳食搭配等內容，還有助於考察當時社會人群的體質、營養觀念等。

中圖分類號：K2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669（2017）01-0113-08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庭與日常生活的考古學觀察」（16JJD770028）、天津市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京津冀地區漢代墓葬與社會研究」（TJZL16-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尊志，男，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300350），主要從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與物質文化研究。

西漢晁錯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1］1131《漢書?酈食其傳》亦載：「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1］2108 秦漢三國時期，隨著農業、手工業、商業及炊爨、食品加工工具及方法等的發展，人們的飲食結構和內容也不斷得到改善，食物的品種日益豐富，且有一些新的內容出現並得以推廣。

關於漢代的食物品種，孫機先生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一書有過相關論述［2］337-341，本文擬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秦漢三國時期的食物品種及相關問題作一探索分析。

一、糧食

秦漢三國時期的糧食，亦可稱為主食，品種較多，據《漢書》等文獻，結合考古資料等來看，這一時期用作主食的糧食作物主要有黍、稷、麥、稻、麻、菽、高粱、芋等，另有蕎麥、青稞、小豆、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綠豆、胡麻、鵲紋芝麻等，多為我國傳統培育的糧食作物，其中豌豆、扁豆、黑豆、胡豆、綠豆、胡麻、鵲紋芝麻等為由外引入的品種。

有些作物名稱較多，如稷，又稱粟、禾等，是一種非黏性的小米，陝西米脂官莊畫像石墓的門框上繪有12 株即將成熟的粟［3］；黍則為有黏性的小米，又稱秫、糜子、黍子、黃米等；菽一般特指大豆，有的也稱為黍豆，大豆的名稱在西漢《氾勝之書》中已經存在，如「大豆保歲易為」［4］129等。

與糧食有關的考古資料較多，有的出土品種較少，有的則有多種，而且部分數量較大。

根據考古資料，結合出土漢簡的記載，兩漢時期河西走廊一帶的農作物已有小麥、大麥、穬麥、蕎麥、糜、谷、米、黍、粟、黍粟、粱粟、青稞、麻子、菻、菽、小豆、黑豆、扁豆、胡豆、豌豆等［5］①。

馬王堆M1 出土簡牘所記糧食有稻、秈、秫、米、黃粢、白粢、菽、麻等［6］154。

廣西貴縣羅泊灣M1出土有稻、秫、大麻和保存有根莖及外殼的芋等［7］87。

河南洛陽燒溝漢墓出土陶倉的文字中，涉及的糧食有黍、黍米、粱米、稷、麻、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等多種［8］156-158。

江蘇泗陽大青墩漢墓東北外藏槨為糧倉，主要盛放稻穀，數量較大，而南外藏槨內還有高粱等［9］。

糧食作物的種植有一定的地域性，這也促進了飲食的地域差別。

大致看來，北方是以黍、稷、麥為主，南方則以稻米為主，但這並不絕對，南方也有北方的黍、麥、菽，北方亦有稻，且種植面積不斷擴大，食用愈發普遍。

徐州地處淮河以北，該地區的奎山M1［10］、東甸子M1［11］等內出土大量水稻，說明徐州一帶在西漢早期可能已有水稻種植。

同一類糧食又可分為許多品種，而且還存在質量上的差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對飲食有所影響。

湖北江陵鳳凰山M167 出土簡牘記載的稻米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燤米、稻粺米等，而且該墓出土4 束稻穗，出土時色澤鮮黃，穗、莖、葉等外形保存完好，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品種純正［12］。

馬王堆M1出土簡牘所記的稻米有稻、秈、米、黃粢、白粢等。

燒溝漢墓出土的一些陶壺內滿藏小米、薏米的外殼，大部分保存完好，而很多壺發現有「白米」「黍米」「稻米」等文字［8］101。

臨淄西漢齊王墓陪葬坑出土銅壺、鍅、罍等上多有「上米」「下米」等銘文，證明陪葬有不同質量的米［13］。

粟的種植較為廣泛，也被廣為食用，並且有不同的品種，各地還有著不同的稱謂［14］557。

糧食的食用方式和內容較為多樣，因作物的種植和生長存在地域差異，加之自然條件的不同，秦漢三國時期對糧食的食用體現出地域特徵。

南方及西南地區多以稻米為主，黃淮及以北地區則多以粟、麥為主。

但南北兩地區的相關食物也有交流和互動，如南方有餅食等，北方也見稻米，同時還引進了少數民族乃至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飲食方式。

大致來看，秦漢三國時期關於糧食的食用方式和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一）蒸煮乾飯

稷、黍、麥、稻等均可以煮成乾飯。

稷、黍、稻做的乾飯稱為米飯，粟米飯較普遍。

麥做成的飯則稱為麥飯，亦較常見。

另外還有火炒的粟飯，稱為糗，吃時多就水、漿或羹等，以便於下咽。

（二）羹、粥與稀湯

羹食是當時主要的食品，除肉羹、菜羹外，還有糧食做成的羹，黍、稷、稻、粱等均可作為原料。

馬王堆M1 出土竹簡反映的羹即有稻米做成的白羹等，而且一些與肉共製成羹，如牛白羹、雞白羹、白羹等［6］131-132。

糧食在水中經熬煮可做成粥或稀湯，稠者為粥，稀者為湯，黍、稷做成的粥或稀飯在我國北方民間飲食中也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三）餅

關於餅食，《急就篇》載有「餅餌麥飯甘豆羹」［15］10。

《三輔舊事》記有「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16］15，說明在秦及西漢初期，豐沛一帶已流行做餅。

餅是由穀物粉面製成的食品，這與糧食加工技術的改進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杵臼、碓可以對糧食進行粗加工，而磨的推廣使用，則可將糧食加工成粉面，促進了麵食的全面發展。

據目前資料，西漢初期，磨已漸普及，徐州地區的很多西漢初期墓葬如市區鳳凰山M1［17］等中即發現有形制完備的陶磨。

餅食作為麵食的主體，改變了以往食用乾飯或粥的習慣，而且餅的存放時間相對較長，易於攜帶，也給當時人帶來較大方便。

秦漢三國時期，餅包含的內容較多，品種亦較為豐富，現在所說的面、點、糕、餅基本統稱為餅，這些食品的製作方法有諸多差異，而且做熟的方式及添加的原料也有諸多不同。

做熟方式方面，用水煮的稱為「湯餅」，用籠蒸者稱為「蒸餅」，用火烤者稱為「爐餅」。

因製作及添加原料的不同，三者又各包含很多種類，「湯餅」有豚皮餅、細環餅、截餅、雞鴨子餅、煮餅等；「蒸餅」有白餅、蠍餅等；「爐餅」有燒餅、胡餅、髓餅等。

芝麻是從西域傳入的，胡餅則是在要烤的餅上撒上芝麻，這樣烤出的餅十分香脆，所以在當時頗受歡迎，東漢晚期，胡餅已得到極大普及。

髓餅是以動物的油脂作為添加料，和面製成餅，口感既香又有營養。

考古發現的餅很多，長沙馬王堆M1 出土食奩內盛餅狀類食物，根據簡文記載，其內所盛的為稻食，而出土竹簡反映的餅食品種更多，有稻食、麥食、黃粢食、白粢食、粔籹、稻蜜糒、稻糒、賴、白等［6］88，126，154-155。

新疆鄯善三個橋墓出土的木盤、陶缽中，有圓餅形或不規則形狀的糜穀類食品［18］。

秦漢三國時期發酵技術逐漸發展成熟，並得到進一步推廣，時人已可蒸製饅頭和製作相關糕點。

黍、米等糧食可以製成各種糕點，江陵鳳凰山M167出土的竹籠內盛有米糕。

包餡麵食也有發現，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999 年發掘的M8 中出土1 件木圓盤內即盛包餡麵食等［19］。

（四）相關熟食

很多的糧食還被加工成其他熟食用於食用。

馬王堆M3西槨箱出土的竹笥中，有的盛僕足、白粳、菽等糧食製作的熟食，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還有熟菽等［20］43，198。

江陵鳳凰山M167隨葬1大漆盒，內盛黍稷之類的食品。

新疆尉犁縣營盤M22、M8 及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I 號墓地M8出土木盆內盛粟黍類食物［21］②。

（五）釀酒及其他加工品

秦漢時，黍、稻等糧食等均可釀成酒，《淮南子?說林》載：「清醠之美，始於耒耜。

」［22］1216 滿城M1出土陶缸上寫有「黍上尊酒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23］126-127。

糧食酒是糧食中澱粉經糖化，再經酵母作用形成酒精。

因原料的不同，糧食酒散發的氣味或口感有著不同的香味。

另外，南昌海昏侯劉賀墓［24］及西安張家堡新莽墓［25］出土的銅蒸餾器都可能是用來製作蒸餾酒的器物，兩者的出土表明，西漢時期我國或許已開始製作蒸餾酒，而這會將中國蒸餾酒製作的歷史提早約千年。

一些糧食除釀成香味濃郁的美酒之外，也可加工成其他食品。

馬王堆M3 出土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糧食和植物類食品的原料有椒、粟或稷、米、麥等，製作的成品既有僕（餅類），也有唐（糖）、居女等［20］198-200。

（六）醬、豉及豆腐

一些糧食可經特殊工藝加工成醬、豉等，可能還有豆腐，最常見的原料為豆類。

醬食用普遍，秦代已有，漢代則用豆和麵粉等加鹽發酵製成豆醬。

醬汁又稱醬油，還有的稱為菽醬汁，西漢已有，東漢較為普遍。

豉多為豆豉，已十分普及。

豆腐是一種以豆為主要原料的食物，營養豐富。

傳說製作豆腐的方法始於西漢淮南王劉安，而河南密縣打虎亭東漢M1東耳室南壁畫像中則可能有製作豆腐的內容［26］128-132，作為圖像資料，這可能將中國製作豆腐的確切時代提前至東漢晚期。

畫面下部左側有2人浸豆，其右1人磨豆，其後有3 人濾漿，煮漿過程不見，最右側1 人似正在點漿，畫面下部右側有一大木箱，其上有木棍，棍左段掛著一個重物，似通過重力把多餘的水分壓出，做成豆腐，即成形工序。

不過，該圖也存在為釀酒圖的可能。

（七）其他

經專家確認，漢陽陵從葬坑出土的農作物中，可能有花生［27］。

花生既可生食，也可加工做熟後食用。

二、蔬菜

秦漢三國時期，可食用的蔬菜已有很多，《急就篇》列舉了13種蔬菜。

馬王堆M1出土的5件笥內發現有植物莖葉與殘骨共存，推測應為蔬菜一類的東西，該墓還出土有葵籽、芥菜籽及蕹菜籽，編號為100 號的漆鼎內有藕片半鼎，而簡牘記載的蔬菜則有筍、藕、芋、蘘荷、賴等［6］80，111，154。

葵在當時為普遍食用的菜，種植地域較廣。

居延漢簡在記述治園時，稱某亭種植的12 畦菜中，7 畦為葵，5 畦種有蔥和韭菜，簡文記載的還有蕪菁、薺菜、姜、苜蓿等③。

蔥和芫荽均由外傳入，既可作菜，又可作調味之用，而苜蓿、黃瓜也是傳入品，廣西羅泊灣M1即出土有苜蓿和黃瓜［7］87。

據考古資料，徐州及周邊地區的漢代蔬菜主要有葵、芹菜、蕪菁、芋、葫蘆、荸薺等［28］228，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有茈醬，即為荸薺醬［29］。

蕪菁又稱蔓菁，尼雅遺址的房舍遺址中發現有干蔓菁［30］，《漢書》《後漢書》等中也常見政府鼓勵種植蕪菁的記載，洛陽五女冢新莽墓出土陶倉上書有「無清」，推測為「蕪菁」［31］。

廣州南越王墓西耳室、廣西貴縣羅泊灣M1槨室內均發現有葫蘆［32］138［7］87。

廣西羅泊灣M1 槨室中發現有冬瓜子，經鑑定為粉皮冬瓜子［33］。

江蘇邗江漢墓出土有芥菜籽、蕹菜籽，另有菠菜籽等［34］。

筍在南方已作為食用蔬菜，馬王堆M1 簡牘有記載，而羅泊灣M1 出土簡牘記有竹筍醃製的酢菜［7］86。

蘿蔔在漢代也得到食用，甘肅涇川東漢早期墓出土陶灶面上陶釜周側有凸起的蘿蔔、蒜頭、肉鉤等［35］。

大致來看，這一時期的蔬菜有根莖類、莖葉類、蔥蒜類等。

考慮到考古發現的多為蔬菜的種籽，推測它們中的大部分是人工栽培的。

需作說明的是，還有很多野菜在這一時期也得到食用，限於資料，具體品種不詳。

另外，這些蔬菜有時會作為食物的配料，據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記載，葵、茈等即多作配料使用［36］。

三、水果及少量乾果

秦漢三國時期，用以食用的水果種類很多，既有我國本土的水果，也有直接由外傳入或傳入後栽培的水果品種。

我國原產的水果與乾果主要有桃、梨、棗、酸棗、杏、李、柿、梅、楊梅、青楊梅、仁面、羅浮栲、廣東含笑栗、枇杷、柑橘、柚、荔枝、桑椹、銀杏、松子及香瓜、甜瓜、菱角等，一些史書中所稱「好棗」「好梨」等應是較為優良的品種。

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吳陽墓的邊箱出土較多水果，有桃、梨、梅等，並配有盛放水果的器皿。

馬王堆M1出土簡文中涉及的果品有棗、梨、梅、楊梅、棛等［6］155。

馬王堆M3 竹笥木牌文字反映的水果種類有枇杷、梨、棗、橙和柚等［20］200。

徐州小龜山楚王墓內一水井中發現棗、酸棗、桃、梅、杏、李六種果核［37］④，邳州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刻有兩株銀杏樹［38］⑤。

湖北雲夢大墳頭西漢初年墓出土有甜瓜子、李子核［39］。

江陵鳳凰山西漢墓出土的一些竹簍內盛有楊梅等［40］，鳳凰山M167出土竹籠盛有栗、梅、李、果核等。

河南永城黃土山M2主室內出土有板栗、菱角、松子等［41］78。

六安雙墩M1出土不少植物種子，有屬於果實類的板栗、紅棗及瓜類種子、不知名的果實等，有些果實的果肉仍未腐朽，色澤鮮艷［42］107-123。

關於荔枝，史載漢武帝建扶荔宮，在今陝西試種荔枝。

廣西合浦堂排M2 出土銅鍋內盛有荔枝［43］。

廣西貴縣羅泊灣M1槨室出土有香瓜、桔子、李、梅、青楊梅、仁面、羅浮栲、廣東含笑等，M2 後室出土有青楊梅、李、瓜子等［7］87，111。

由外輸入且多數在我國境內開始普遍栽種的果品有葡萄、胡桃（核桃）、石榴、無花果、橄欖、番木瓜、西瓜、胡瓜等。

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999 年發掘的M6、M7、M8、M13 等出土有葡萄，M6 出土的為葡萄乾，M33 出土有核桃，一些墓還伴出有桃子、梨等［19］。

徐州北洞山漢墓附屬建築的第6室內也發現有葡萄［44］142，該墓的時代為西漢早期，早於張騫出使西域，說明張騫通西域之前，葡萄已傳入我國。

石榴、橄欖雖皆為傳入的水果品種，但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我國已開始種植。

據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醫典記載，早在西漢以前我國已栽種石榴，而西漢初期廣西貴縣的羅泊灣M1、M2均出土有橄欖，M1有橄欖、烏欖，另外還伴出有番木瓜等［7］87，111。

廣州漢墓中，西漢中期的M2050、2060 出土有烏欖、橄欖；東漢前期的M4013 出土有橄欖，M4029 出土有烏欖、橄欖［45］249-250，357。

這說明嶺南一帶在兩漢時種植橄欖已較為普遍。

關於漢代尤其是西漢時有無西瓜學界存在爭論，安徽六安雙墩M1出土的西瓜子證實了西漢時我國已有西瓜。

四、飼養動物

秦漢時期的肉食主要來源於人工飼養的畜禽類動物，包括馬、牛、羊、豬、犬等家畜及雞、鴨、鵝等家禽，另在西北地區還飼養有驢、騾、駱駝等牲畜。

山東諸城漢墓出土的庖廚畫像石中有宰牛、羊、豬及殺雞、屠狗等，懸掛有龜、魚、雁、鳥、兔、豬頭及不同動物的腿肉等［46］。

徐州銅山縣漢王東沿村漢墓出土第3 石所繪房屋內上方懸掛鵝、豬腿、魚等，有人綁狗待殺；第6 石有懸掛的豬腿和魚，並懸掛兩隻狗、羊，其中一隻四足綁縛，尚未宰殺［47］。

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提及作為菜餚的肉食原材料有家養畜禽類中的馬、牛、羊、豕、犬、雞，另有牛肩掌、牛北（背）膂、心、肺、膏等。

大致來看，與之相關的食品可分為五類：

部分為純肉。

畫像石中常見有切肉圖，馬王堆M1出土有串肉的竹籤［6］111。

山東諸城漢墓畫像中有切肉者，有串肉者，還有烤肉者。

部分與骨連在一起，因肉不宜保存，考古發掘中常見相關骨骼。

漢陽陵外藏坑中發現有羊、黃牛等的骨骼［48］⑥。

史料中有秦漢時食狗肉的記載⑦，墓葬亦有相關發現，徐州土山M3墓道近封門處出土一奩形罐內有較多狗骨，推測為食用後的遺留［28］228。

大葆台M1 出土的瓮、壺等中多發現有獸骨，經鑑定，有豬、雞、雉、貓、兔、鴻雁和鯉魚等，M2出土陶罐中有不少肉已爛完的動物骨骼，為雞和豬等［49］63，73。

河南永城黃土山M2 主室內出土有獸骨，包括食肉和食草動物的頭骨以及大型動物的肢骨、肋骨等［41］78。

滿城M1 主室棺床前漆盤中發現乳豬骨架1具，骨上有經火燒烤的痕跡［23］30。

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中，K3 出土用草編袋包裹，並用封泥封存的動物骨骼，主要是羊和豬的腿骨［50］。

江陵鳳凰山西漢M8、M10 填土中出土竹笥內尚有雞、牛、兔骨和瓜子［40］。

新疆地區的一些漢墓出土木盤中盛有羊腿骨、羊肉、羊頭、羊骨等［18］［19］。

新疆民豐縣東漢合葬墓出土有小羊骨架一付，分放在兩個木碗內［51］。

一些為加工的肉製品，如脯、臘肉、火腿、膀蹄等。

湖南地區發現的一些等級較高墓葬中常見有「脯」字的遣冊，一些為牛脯、羊脯等，如馬王堆M1、M3 等，而從出土竹簡來看，還有昔（臘）肉。

江蘇邳州東漢彭城相繆宇墓前室南壁畫像中的庖廚間內即懸掛有火腿、膀蹄和一些殺好的家禽等［52］。

很多肉還被用來做醬，漢代直接稱之為「肉醬」。

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墓出土的1件陶瓮肩部陰刻有「月（肉）醬」等文字，江陵鳳凰山M168出土竹筒背面有墨書的「月（肉）醬」等字［53］。

江陵鳳凰山M167出土的一些容器內盛放肉醬，洛陽五女冢新莽時期的M267 出土陶罐亦盛有肉醬。

肉還可以用來做羹。

從馬王堆M1 出土竹簡銘文來看，有羊、豬、狗、雞、牛肉羹［6］131-133。

禽卵亦是常見的食品，雞蛋居多，另有其他家禽卵。

馬王堆M1出土竹笥內盛有蛋，江陵鳳凰山M168出土的竹笿內保存有雞蛋，山東章丘洛莊漢墓陪葬坑K4 中發現一箱雞蛋。

徐州翠屏山西漢墓出土雞蛋置於罐中［54］，市區鳳凰山西漢M1出土雞蛋與牛骨等置於器物之外，單獨存放［17］。

五、捕獵動物

這一時期，人們還捕逮一些野生動物以改變膳食結構，上至帝王貴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會採取這一方法。

上林苑是西漢皇帝狩獵巡遊的場所，而狩獵圖在漢代壁畫、畫像石（磚）等中均較為常見。

捕獵的食品大致包括山林中的獸類及水中生物兩大類，另有一些兩棲類動物及昆蟲等。

（一）山林獸類與飛禽

包括鹿、麋、野豬、熊、虎、豹、狼、狐、兔、雁、雉、雀、鶴、鵠、鷚等。

江蘇邳州東漢繆宇墓出土畫像中，狩獵的動物有鹿、斑鹿、鷺、兔、山雉、鳥、狼、野兔、虎等，徐州賈汪崗子漢墓出土的畫像中，被捕逮的獵物有鹿、虎等［55］。

山東微山夏鎮出土西漢晚期畫像石中，有彎弓射虎、持戟刺虎、甩篳罩兔等，原野上還奔跑著鹿、兔、野豬等［56］56-57。

漢陽陵外藏坑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包含有兔、狐、豹、小鹿和麋鹿等獸類。

（二）水生動物水生動物種類較多。

廣州南越王墓後藏室及相關耳室內出土的水生動物中，魚蝦類包括真骨魚類、鯉魚、大黃魚、廣東魴、真蝦等；貝類與螺類包括青蚶、楔形斧蛤、河蜆、笠藤壺、耳狀耳螺、溝紋筍光螺、海貝、蚌殼等［32］299，463-464，468-472，部分為淡水產品，部分為海產品。

漢陽陵陪葬坑內也發現有文蛤、扁玉螺、珠帶擬蟹守螺、白帶筍螺等海洋動物和短溝蜷、賈氏麗蚌、麗蚌等淡水產品。

三國時期，比較著名的菜餚中有魚鮓、武昌魚等。

魚骨在較多漢墓中有出土，徐州翠屏山西漢墓發現有魚骨、魚籽和螃蟹等水產品，盛放在不同的陶罐內。

淡水魚的食用較為普遍，許多庖廚宴飲畫像中常見有魚懸掛。

捕魚的畫像也較多，邳州八義集過滿山出土的一塊畫像石上有兩人駕魚鷹，其中前面一人扛魚叉，畫面上有鯉魚等［57］；山東微山兩城鄉出土的水榭人物畫像中多見捕魚畫面，其中一塊有罩魚、叉魚、撐船及魚鷹捉魚等形象，一塊有罩魚、叉魚、捉魚及撐船者等［56］180-181，210-211。

（三）兩棲類動物

南越王墓出土有中華花龜、中華鱉及其他龜鱉的骨骼，漢陽陵外藏坑有青蛙骨骼。

（四）昆蟲類動物

蟬在漢代被視為靈物，許多墓葬出土有玉蟬或滑石蟬，同時蟬亦可食用。

邳州燕子埠漢墓前室南壁右下側畫像有一孩童正以長杆捉樹上的蟬［52］⑧。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館藏的一件綠釉陶爐上部兩側各有一簽，簽上皆串四蟬，當是燒烤後食用［58］40。

另據史書記載，蝗蟲在漢代較為普遍，而且常有蝗災發生，推測蝗蟲也應是當時用來食用的昆蟲種類之一。

六、調味品

主要包括花椒、姜、蔥、蒜、茱萸、木蘭、桂皮、茴香等及鹽、酒、醬汁、醯酸、豉、醬、曲等。

根據湖南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記載，調味品有鹽、酒、美酒（或羔酒）、白酒、肉醬汁、菽醬汁、姜、木蘭、茱萸、醯酸等多種。

花椒發現較多，江陵鳳凰山M167 出土的繡橐內盛有花椒。

江陵鳳凰山M168 出土竹笿中保存有生薑、小茴香等。

馬王堆M1 出土有茱萸、姜、桂皮等［6］35-36。

大蔥、大蒜、芫荽等非我國原產，這一時期隨著中外物質文化的交流傳入我國，成為我國飲食中調味品的重要內容。

鹽已成為必不可少的調味品，馬王堆M1、江陵鳳凰山M167 等處均有相關發現，洛陽五女冢新莽M267 出土小陶罐上書有「鹽」字。

據馬王堆M1 出土竹簡記載，當時還有糖、蜜、曲等［6］35-36，154-155。

醬汁可能為我國早期的醬油，沅陵虎溪山M1出土《美食方》提及有肉醬汁、菽醬汁等。

豉一般為煮熟的豆類發酵後製成，所以有時又稱為豆豉，是秦漢時期新發明的調味品。

其生產量較大。

「魯門豆豉」是漢代較為出名的產品，而據史料記載，有人因賣豆豉而成為富翁。

洛陽五女冢新莽M267 出土小陶罐有朱書「豉」字。

馬王堆M1 出土1 件帶耳陶罐，口部用草和泥填塞，內殘存豆豉類食物［6］126。

醬與豉有相似，又有不同，最突出的差別是加工原料多，豆類、其他穀物類、水果、肉類、魚蝦等均可作為原料，加工的產品基本呈糊狀。

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陶瓮上的刻字反映出當時已能大量製作肉醬、茈醬等。

馬王堆M1出土竹笥中，有的盛有黑色醬狀物。

江陵鳳凰山M167出土的一些容器盛有肉醬、豆瓣醬等。

洛陽五女冢新莽M267出土的小陶罐器壁上有朱書「辯醬」「肉醬」等。

內容豐富的調味品使得這一時期飲食內容更趨多樣化，口味也逐漸形成自身特點，並對後世有著較多的影響。

七、乳製品及茶

三國時期，這兩種食品逐漸得到推廣。

乳製品主要有酪（發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可放入面點之中，可直接食用，也可作飲料。

茶葉在南方逐漸成為一種普通飲料，而蜀人飲茶習俗也已傳至長江中下游地區。

兩晉南北朝時期，乳製品和茶得到推廣和普及，逐漸成為食物品種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結語

由上可知，秦漢三國時期的食物品種較為豐富多樣，這與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關聯，同時也與其他飲食內容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社會發展的其他內容，如農業、手工業及對外物質文化交流等的發展以及社會風尚或風俗的形成，而通過食物品種所體現的營養、膳食搭配等還可考察當時社會人群的體質、營養觀念等內容。

因此，對秦漢三國時期的食物品種進行研究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注釋

①另參看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縣文化館：《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第10 期；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第5 期等。

②另參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95MNI號墓地M8發掘簡報》，《文物》2001 第1 期。

③參看①中所列前四種文獻。

④簡報附錄有江蘇省植物研究所左大勛先生的鑑定報告。

⑤另參看賈慶華：《邳州漢畫像石概述》，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9-396 頁，見徐州市兩漢文化研究會編：《兩漢文化研究（第三輯）》。

⑥另參看胡松海，楊武站：《漢陽陵帝陵陵園外藏坑出土的動物骨骼及其意義》，《考古與文物》2010 年第5 期。

⑦《漢書?樊噲列傳》載：「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

」

⑧李燁先生在《中國古代的尚蟬習俗》（《中國文物報》，1999 年4月28 日第1 版）一文中認為繆宇墓畫像中孩童捕捉的為蟬。

筆者進行過仔細觀察，較為贊同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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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