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段的回歸與歷史學的未來

兩位作者進而指出，對於危機的夢魘般的想像和關於未來的種種原教旨主義神話的出現，歷史學家難咎其責。

因為歷史學家是在與時間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長時段思維，更擅長應對複雜的變化。

一直以來，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打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界限，在後顧與前瞻中查考古今之變，運籌未來之勢。

但現在，歷史學家放棄了這一職責，醉心於探微索隱，在細枝末節和表象上駐足不前。

正如作者指出的，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出於各種動機，政治的或學術的，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紛紛轉向短期問題。

與眾不同的個體、莫名其妙的事件和富有深意的歷史節點，都成為一時之選。

更為嚴重的是，歷史學家也放棄了史學改造社會、資鑒決策者和教化民眾的功能，轉而退出原本屬於自身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將參與權與話語權拱手相讓於其他學科的學者。

歷史學家在大眾場域的缺席，讓史學愈發成為一門專屬於精英的冷僻學問，而缺少大眾對歷史的參與和對話，歷史學家就難以找到通向未來的其他途徑。

歷史學家所要做的，就是重啟長時段議程，在與大眾不斷展開對話的過程中，藉助宏大敘事重塑史學鑑古知今、放眼未來的傳統。

當然，用長期思維取代短期思維並不是特別困難，但要真的將長期主義付諸實踐卻異常艱辛。

本書的兩位作者之一大衛·阿米蒂奇，不僅是史學重回長時段的倡導者，更是一位身體力行地將長時段應用於研究中的實踐者。

阿米蒂奇早年師從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納，專治英國現代早期政治思想，近年來，則提倡從跨區域和跨時間的維度研究思想史。

2007年的《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一書，是阿米蒂奇在後來被其稱作「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或「全球思想史」上的首次嘗試，既分析了《獨立宣言》這一文本誕生背後的全球物質文化和思想文化脈絡，又探討了《獨立宣言》在大西洋世界以及全球範圍的流動與傳播，力圖揭示出思想與時間、空間的複雜聯繫。

在2012年的論文《什麼是大觀念？思想史與長時段》中，阿米蒂奇在重新詮釋布羅代爾「長時段」概念的基礎上，宣告思想史研究正迎來長時段的回歸，與大衛·克里斯蒂安所宣稱的歷史研究中普遍史的回歸遙相呼應。

2013年的《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一文，則是阿米蒂奇對思想史內在的國際屬性和全球屬性的進一步闡發。

在2017年剛剛出版的《內戰：觀念中的歷史》一書中，阿米蒂奇通過梳理古羅馬迄今人類社會中的內戰現象，再一次運用長時段、跨民族和多語境的綜合視角，對蘊含在「內戰」這一觀念中的思想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在這部《歷史學宣言》中，阿米蒂奇與古爾迪對長時段的籲求已經超越了思想史，擴展到整個史學研究領域。

兩位作者對長時段優先性的考慮與近年來國際史學界流行的大尺度研究取向密切相關，但卻有著更為深刻的價值意蘊和人文關懷。

不同於從歷時性上重建人類社會複雜多樣的聯繫，也不同於通過回溯久遠過去在人類歷史與自然歷史之間建立起某種關聯，《歷史學宣言》中的長時段議題直指人類共同體的未來命運，尤其是人類所面臨的與其生存息息相關的環境、生態和氣候問題。

人類世是一個由於人類的活動——絕大部分是工業活動，而使地球遭到人為改變甚至破壞的時代。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將這一新的地質年代納入到歷史學的長時段考察中，並試圖重新定位人類世時代人類命運的走向。

在本書的兩位作者看來，長時段的歷史思維有助於人們克服悲觀主義的宿命論，去展望和創造一個更為積極的未來。

在長時段的歷史畫卷中，人類世不再是一個象徵著人類狂妄自大的寓言，而是對全體人類發出的一聲召喚，讓人們意識到自己有足夠的潛能和實力治理好地球並塑造人類美好的未來。

不僅如此，長時段的回歸也意味著原有的歷史觀念的摒棄和陳舊的歷史知識的更新，這將促使歷史學家對這門古老學科的性質、功用、價值和道德蘊涵進行全方位的反思，一種更具批判性和綜合性的，也因而更有可能擺脫各種偏見的新型史學將誕生。

因此，歷史學家只有迎回長時段，他們才有可能獲得重新想像過去和創造未來的力量，去解決時代和史學的雙重危機。

正如一切宣言性質的文本都必須態度鮮明、充滿挑戰一樣，阿米蒂奇和古爾迪的這部《歷史學宣言》似乎也正是因為這一特點而爭議不斷。

爭議的一個焦點是短期主義是否真的占據了史學研究的主流。

阿米蒂奇和古爾迪指出，1975年到2005年間，是歷史研究中短期主義盛行的年代。

而在1975年之前，歷史學家的敘事一度相當宏大，2005年之後，長時段才開始再度復甦。

兩位作者還注意到，1968年及其以後數十年間，縮小歷史研究的時段成為多數大學歷史專業培養學生的主導模式。

對此，西北大學的黛博拉·科恩和劍橋大學的彼得·曼德勒卻不以為然。

他們抽取1926年至2006年間《美國歷史評論》書評版上所評書籍中的1100本進行了分析，發現沒有證據表明，1968年之前歷史學家注重長時段而之後這一優勢就消失了。

相反，歷史著作中最長的時間跨度恰恰出現在1975年之後。

而從1966年到1986年，歷史著作中時間跨度的中間值增加了一倍以上，即從25年增加到56年。

即便是在阿米蒂奇和古爾迪比較認同的長時段流行的20世紀初，歷史著作中的時間跨度也是長短不一，有些著作中的時間跨度甚至低於10年。

而在阿米蒂奇和古爾迪所非議的短期主義占優勢的1975年到2005年間，卻是以長時段著稱的全球史和環境史代表作迭生不斷的時期。

另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是阿米蒂奇和古爾迪對待短期歷史或微觀史的態度。

儘管兩位作者承認微觀史的批判性力量對於破除歷史學中的各種神話意義猶在，並在著作的結論部分強調了微觀與宏觀研究之間要妥善協調、適度融合，既要凸顯微觀研究在文獻檔案上的優勢，也要張揚宏觀研究的廣闊圖景和普遍關懷。

但在整部書中，微觀史基本上是作為長時段的對立面出現的，是短期主義的肇始者，更是讓史學失去公眾的罪魁禍首。

雖然微觀史在研究的時間和空間上傾向於短期和地方，但這並不意味著微觀史必然具有一種微觀思維。

微觀史在義大利創立之初，就是為了嘗試解決宏大敘事所不能解決的大問題，亦即那些不被以現代性為指歸的史學所容納的大問題。

微觀只是一種視角、一種手段、一種多層次論證的可能。

近年來全球微觀史的興起，進一步表明微觀史不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有著極大擴展的潛能。

另一方面，將歷史學家失去曾有的對政策的影響、將歷史學不再能指引大眾生活、甚至將大眾對歷史著作興趣的喪失一併歸咎於微觀史所帶來的細碎化和專業化，這樣的斷言似乎也有失公允。

不必說歷史學家和歷史學是否必然要迎合大眾，若論大眾對歷史的興趣，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歷史著作的內容，而非長時段或短時段這樣的表現形式。

況且，微觀史向來以敘事見長，這反倒是它吸引大眾參與歷史的一個優點。

此外，微觀史史學家並不必然就是對生活世界充耳不聞的象牙塔中人，在某些微觀史史學家那裡，現實關懷和啟發大眾的意願，與從事長時段研究的歷史學家一樣強烈。

在1991年出版的《法官與史家》一書中，微觀史的奠基人卡洛·金斯伯格以細膩的筆觸詳述和勾畫了一起發生在1969年，卻歷經八次審判，訴訟時間長達十餘年的司法案件。

通過仔細分析案件的庭審材料，金斯伯格對此案在審理時所採用的證據提出了嚴重質疑，認為這是一樁證據不足但出於對義大利左派人士的偏見和打壓而導致的冤假錯案。

金斯伯格在全面檢視證據問題時所展現出的偵探般抽絲剝繭的技藝，顯然拜作者長期研究宗教審判題材所鍛鍊出來的「微觀」能力所賜，但最終指向的卻是在義大利當代社會極具現實意義和關乎大眾切身利益的司法不公和法律正義問題。

與史學界同行對《歷史學宣言》中的某些觀點頗有微詞形成對比的是，一些傳統史學之外的學者對阿米蒂奇和古爾迪的這種自省和批判精神還是持讚賞態度。

2016年6月份的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愛西斯》（Isis）上，來自美國、法國、墨西哥、中國、澳大利亞、丹麥、荷蘭等國的13位科學史學者對《歷史學宣言》展開了一場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他們探討了長時段在科學史研究中的意義、科學史史學家的位置、科學史與數字人文的關係，以及特殊意義上的科學史與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對時空尺度的不同把握等問題。

不論大眾或學者對《歷史學宣言》的看法何如，開放性和爭議性是本書的最大特點，也是該書發人深省和獨具魅力的根本原因。

至少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依然縈繞於人們心中的當下，《歷史學宣言》所提出的長時段回歸、歷史學的價值，以及歷史學家應攜手共創史學的「大眾前景」等建言，確實值得我們躍躍欲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