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錦橋旁「萬佛寺」古代成都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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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鄭谷《西蜀凈眾寺松溪八韻兼寄小筆崔處士》

松因溪得名,溪吹答松聲。

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

寒煙齋後散,春雨夜中平。

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明。

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

帶梵侵雲響,和鍾擊石鳴。

淡烹新茗爽,暖泛落花輕。

此景吟難盡,憑君畫入京。

2015年3月,成都通錦路3號的建築工地,藍色的擋板內,成都市考古隊隊員正用手指輕撫探洞裡取出來的泥土。

「有發現!」距離這塊土地約2公里處,有一個曾經在成都歷史長河中存在千年的古剎:萬佛寺。

萬佛寺誕生在昭覺寺之前,斗轉星移,現在的成都北門空餘昭覺寺。

然而,文史記載「隻言片語」的萬佛寺,卻沒有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從清代開始,這裡133年間先後4次出土石刻佛像,那些不再完整的青灰色石頭,一度填補了佛教石刻藝術。

偏安西南一隅的成都,將南朝的石刻最高藝術保留至今。

4個月的考古工作,通過考古隊的搶救性發掘,一座埋藏千年的園林遺址顯露真容,該水渠池塘為盛唐時所建,考古人員推測這處園林與萬佛寺或有一定關聯,很大可能就是當年萬佛寺的「後花園」。

(本報7月13日曾做報導)

7月,考古專家宣布該園林極可能為萬佛寺園林。

從唐代穿越至今,一方園林再次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了這座古寺上。

飲馬河上的小橋

唐時寺內誦經聲

萬佛寺對於大多數成都人而言,是一個陌生的地名。

這是因為該寺在明末遭遇致命性的毀壞,雖在清初重建,但規模已大為縮小。

因清代成都城西多為滿人居住,寺廟日漸沒落,到清末已掩埋在歷史的塵埃里。

可若是提起通錦橋,那就無人不知了。

這原本是一條飲馬河上的小橋,始建於抗日戰爭時期。

當時城內居民疏散跑警報方便,在西城角街的城牆上打開了一個豁口,豁口外的飲馬河上,修建了一座簡易的木橋。

小木橋沒名字,1952年改建時,取了方便郊區人進出錦城之意,名為通錦橋。

距今不過60多年,一座橋和以他命名的通錦路,成為了成都人的北門坐標。

時光回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時期,成都北門的坐標,是一座成都古代最著名的寺廟之一「萬佛寺」,它的故址,就在通錦路。

晨光熹微,錦官城西北郊外,凈眾寺(唐代萬佛寺的稱呼)內,遠遠傳來幾聲鐘鳴和僧侶們的喃喃誦經聲,不少善男信女來往於廟堂,或尋高僧解惑,或拜佛前許願。

入夜時分,或有僧人信步在寺院後的園林,看著九里堤中引入的流水,蜿蜒曲折,在明月里波光粼粼,是不是頗有幾分禪意?

曾是蜀郡大道場

詩聖可能到此一游

「萬佛寺相傳最早建於東漢時期,但是目前所發掘出的造像,最早記載是南朝,當時稱為安浦寺、興國寺。

」四川省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員何先紅說,一直到盛唐時期,凈眾寺達到了它歷朝香火最盛的時期,佛教徒眾多。

當時的成都,西有凈眾寺,東有大慈寺,兩寺遙相呼應。

何先紅說,萬佛寺自古即為蜀郡大道場,風景優美、香火興旺,歷來是貴族名流、善男信女朝香拜佛和遊覽的勝地。

不少文人墨客曾遊覽凈眾寺,唐人李洞曾留有《宿成都松溪院》一詩,「松持節操溪澄性,一炷嵐煙壓寺隅……」鄭谷也曾寫凈眾寺「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

那麼,詩人杜甫在成都留下的詩篇中是否可能有以凈眾寺為背景的佳句呢?據史料記載,公元759年冬天,詩聖杜甫為躲避「安史之亂」,帶著家人輾轉來到成都。

在朋友的資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修建起茅屋正式定居成都,並在這裡一住就是四年。

《全唐詩》中收錄了杜甫遊覽寺廟的詩歌達到20多首,在其詩句「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中,可以看出,在佛教文化盛行的情況下,杜甫對寺院也是喜愛有加。

當時在成都極富盛名的萬佛寺,離杜甫所居住的草堂距離並不遙遠。

難逃「會昌法難」劫

寺中大鐘移大慈寺

唐朝末年,為了鞏固統治,唐武宗於會昌五年,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侶人數。

在這一次廢佛運動中,超過26萬多名的僧尼被迫還俗,4600多所寺院遭到毀壞,全國多地出現「僧房破落,佛像露坐」的場景,遠在成都的寺廟同樣沒有逃過厄運。

據成都市考古隊工作人員易立描述,在「會昌法難」中,凈眾寺佛像也遭到毀壞,直到唐宣宗年間才再次復興。

據《宋高僧傳》所記,高麗國僧人釋無相,「屬明皇難入蜀,迎相入內殿……由是遂勸檀越造凈眾、大慈、菩提、寧國等寺。

」這裡的凈眾寺,也就是當時的萬佛寺。

凈眾寺與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而建立起了緣分。

《高僧傳》說,無相禪師在成都募化檀越,造凈眾寺。

寺內有一巨鍾重千鈞。

會昌例毀,此鍾乃移入大慈寺。

(至於大慈寺為何逃過會昌一劫?那是因為這裡是玄宗御書寺額,興建之日起就是皇家寺院)大鐘復還寺,眾以其鍾大,隔江計功,兩日始到,方欲為齋,辰去已集,乃知神力所拽也」。

鍾是神力所移為傳說,但是這個鐘,肯定是存在過的。

到了明末清初,輝煌了千年的萬佛寺徹底毀於戰火,從此再未出現在史料記載當中。

精美阿育王造像

至今只有成都出土

在四川博物院萬佛寺石刻館中,共收藏了65件萬佛寺造像。

昏暗的展廳里,釋迦牟尼佛的殘軀,頭戴寶冠、懸著繒帶的觀音菩薩、秀骨清像的佛頭、小巧精緻的背屏式造像在燈光下清晰可見。

這其中,兩尊留著八字鬍須,眼睛圓睜,充滿異域風情的佛頭,格外引人注目。

「這樣的造像正是阿育王像,在萬佛寺遺址中出土了7件,其中5件是殘軀,另2件是頭像」。

何先紅介紹,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一位有名的弘揚佛教的國王,他在晚年時編撰整理佛教景點,並派遣大批僧侶四方傳播。

而由他創造的阿育王釋迦牟尼佛像,被稱為阿育王像。

在中國,阿育王像先從印度經中亞、西域,再傳入中原,再到江東,然後沿著長江水路傳入了四川地區。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阿育王像雖在史書中頻頻出現,造像在中國卻極為罕見。

目前,除了在成都出土過外,僅在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偶有發現,考古發掘的阿育王像迄今只在成都出土。

相比北朝時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的豐富佛教遺存,南朝時期的佛教留存就十分少見,業界以前一直都認為,佛教石刻藝術於北方興盛之後,便漸漸沒落。

但是萬佛寺南朝造像的不斷發現,填補了中國南朝石造像的空白,它是南朝佛教藝術鼎盛時期的代表作,萬佛寺梁代造像除了規模無法與北朝抗衡外,其藝術的卓越,比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代印刷術精湛

曾是最早紙幣「交子」印務所

南朝到盛唐,成都萬佛寺的石刻造像已經聞名於世,到了北宋時期,萬佛寺的雕版印刷業發展得相當精湛。

宋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趙匡胤派高官張從信去成都開刻《大藏經》,得知成都凈眾寺雕版印刷的技藝精湛後,張從信來到凈眾寺,尋求雕刻《大藏經》。

這也成了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它不僅有助於佛教的傳播,也豐富了我國的木版雕刻藝術。

據《續資治通鑑》記載:北宋淳化四年,自王小波、李順起義後,蜀中停鑄鐵錢,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

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成都民間「交子」誕生的具體地點始終是個謎。

不過,根據後世歷史考證,「交子」最早在成都萬佛寺內印製。

隨著交子作為紙幣流通,其對印刷技術的要求也在提高。

而在當時,名為凈眾寺的萬佛寺,因為高超的印刷技術等原因,曾一度成為交子印務所。

佛像四次現世

拼湊一段古寺歷史

萬佛寺遺址的最初發現,要從清光緒壬午年(1882年)說起。

當時,成都西門外半里的萬佛橋,一個農民在地里勞作時,鋤頭突然碰到一個硬物,刨出來一看,竟然是個佛頭,繼續挖下去,挖出了「百餘」殘石佛像,引來眾人圍觀。

時任四川成綿龍茂兵備道並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的王廉生在《天壤閣筆記》中記載,當時出土的佛像「大者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

「萬佛寺遺址處從清末光緒8年至1954年,曾先後4次發掘出土了200多件石刻造像。

光緒年間出土的宋元嘉二年凈土變造像已流傳海外;而1937年,成都農民在種地時也掘出了殘佛像12尊,佛頭26個,其中就包括梁中大通元年釋迦造像和北周阿育王造像。

1945年至1946年,當時的四川理學院在此處修建校舍時,也曾出土眾多佛像,遺憾的是均被砸毀埋於房基下。

到1953年至1954年,出土文物最為壯觀:殘佛像、佛頭、伎樂天像等多達200餘件。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雷玉華說。

華西都市報記者 王浩野見習記者楊力 實習生廖海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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