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虎方在哪裡？

原創 2016-06-25 郭靜雲 歷史考古與上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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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方的紀錄最早出現在武丁晚期的卜辭里，即與殷商虎族和虎侯的紀錄年代相近，但虎方是商王國邊疆之外的另一國家，提及虎方的卜辭如下：

□□卜，爭貞：口伐，衣於……餗王？十一月。

……貞：令望乘暨口途虎方？十一月。

……~口其途虎方，告於大甲？十一月。

……~口其途虎方，告於丁？十一月。

……~口其途虎方，告於祖乙？十一月。

……虎方？十一月。

《合集》6667

筆者不認為，「途」字宜讀為「除」[1]，所以卜辭的意思是：十一月王令望乘暨口行到虎方。

這應該是軍事旅行，占卜了軍事的勝敗，並祈求祖先支持保祐、卜問可否出兵。

有關虎方地望問題，學界一致認為其位於殷商邊疆以南，但具體的看法卻有分歧。

其中，丁山、島邦男、鍾柏生先生認為這是淮南地區的古國，或是周代所謂的淮夷之國[2]；孫亞冰和林歡先生則認為：「虎方在今漢水以北，安陸、京山以南的地區。

」[3]彭明瀚先生認為：「虎方的地望定在長江以南、南嶺以北、鄱陽湖—贛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東……吳城文化和費家河類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學文化。

」[4]而吳志剛先生則更確定地將之連接到吳城文化：「虎形象作為裝飾藝術母題是吳城文化一個顯著的特點，除顯然有某種特殊含義的伏鳥雙尾虎外，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有虎形象的鼎達13件之多。

吳城也出土過８件臥虎耳圓腹鼎。

這在其他考古文化中都是少有的現象。

能在重要禮器『鼎』上廣泛飾虎，顯然虎的形象對吳城文化的族群有特殊意義。

」[5]

甲骨文中的虎方紀載僅見於武丁時代《合集》6667卜骨上。

不過，北宋重和戊戌歲（1118年）時在湖北安州孝感縣曾出土了西周早期中方鼎，在其銘文上亦有提到虎方，其文言曰：

隹（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國）。

[6]

中方鼎的年代，馬承源視為昭王時期[7]，此斷代基本上無誤。

武丁時代虎方的「虎」字寫成「虎方口」，而中方鼎虎方的「虎」字寫成「虎方口」。

雖然陳夢家先生提出字形有所差異，「與西周金文南宮中鼎『伐反虎方』之虎不同。

」[8]但學界均不認為此細微的差異牽涉到古國之別。

無論是武丁卜辭或中方鼎的銘文，都顯示虎方的位置在商、周國家以南。

像西周銘文以「某方」指稱的例子很少，除了虎方之外，另有一例是鬼方[9]，然而這二方國都見於商的甲骨文中，應該是西周沿用商代的指稱。

孫亞冰和林歡先生認為，既然中方鼎出土在孝感，那麼虎方的位置應離孝感不遠，或在隨州羊子山附近，不可能到湘江、贛江之遠[10]。

但這種理論較為薄弱，因在孝感出土銘文上的紀錄，未必就只能表達其地望就在出土地點很近的情況，甲骨金文顯示，殷周時期戰爭實際發生的距離未必那麼近。

因此，當時掌握漢北地區的周室貴族，可能有意圖往外擴展自己的影響或掌握一些江南資源，亦有可能當時的商周政權需面對南方勢力往北擴展，故而不得不採取某些防守措施。

銘文說「伐反」的用詞，可能代表當時的漢北地區正是南北勢力的戰線區，南方政權往北擴展勢力，而周伐反，要固定、加強自己勢力的南疆。

從空間的關係來看，從漢北地區到洞庭湖和鄱陽地區的距離相同、路途便利，因此彭明瀚先生所提出的範圍，符合中方鼎的出土情況。

在武丁晚期，商的領土範圍應該最寬，以筆者淺見可能以漢江為西南境。

位置接近漢口的盤龍城宮殿區，在第六、七期之間出現毀滅的痕跡，恰好相當於武丁時代，很可能與《詩‧商頌‧殷武》所言：「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有關[11]。

而且，盤龍城被毀滅後，第七期恰好出現了很多北方的兵器等遺物，有可能與北來的殷人有關。

是故，筆者認為，武丁晚期殷人掌握的領土到達漢口，而虎方國地理位置在此之南，是為江南。

根據目前考古資料，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假設：第一是虎方位於湘江流域，曾經在岳陽、長沙寧鄉、邵東縣出土的青銅器（包括虎食人卣、虎紋銅鉞、四虎銅鎛等，如圖百九二、皕廿二、皕廿三等）屬於虎方國的禮器。

第二是虎方位於贛江流域，吳城文化即是原稱為「虎方」的古國網絡。

虎形的大禮器，實可以視為古國命名為「虎」的指標。

寧鄉虎食人卣揭示了崇高虎神為當時當地身份極高的神獸。

荊州江北農場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圖皕廿一：3）也可以視為同一文化脈絡的禮器，出土的地理範圍也相符。

雖然在吳城文化遺址出土的虎形禮器可以表達一個系統（圖皕十二等），但湖南零散出土的虎形器不比江西少或差。

此外，筆者認為，虎方此一國家文明的發祥地究竟在何方的問題，可能離不開早期華南地區拜虎信仰的發祥地。

從新石器以來，虎形的禮器普遍出現在兩湖地區，並且，考古資料顯示其來源乃位於湖南山林地帶以高廟文化的後裔為代表；不過與此同時，凌家灘的虎形禮器亦說明了一件事：神虎的形象早已跨過了羅霄山脈，而從雪峰山脈、武陵山脈、南嶺擴大到懷玉山、潛山山脈等範圍廣大的江南地區。

因此，雖然從原始的發祥地來看，湖南似乎較為符合虎方所在之地的條件，但到了青銅時代早期，江西地區一樣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不能武斷的認定虎方就是位於這兩地的其中之一，而僅能期待更多商周時期的地下材料出土，好讓我們能更進一步地了解商周時代江南地區、不屬商周的古國文明。

從吳城地望來說，新干離漢口距離較遠，但順著贛江，新干到九江之間的地區，可能都屬於是古吳城文化網絡。

另外，漢口和吳城地區之間恰好有頗為關鍵的金屬礦，對殷室和周室來說，為了掌握金屬礦無疑值得發動戰爭。

從殷周發動戰爭的目的來看，往洞庭湖湘江的戰爭，可能多有一些中方鼎所錄「反伐」的意義，即掌握漢口核心據點，以及掌握其它一些資源。

往鄱陽湖贛江的戰爭，雖不大可能涉及「反伐」，但有掌握金屬礦的關鍵動機。

換言之，從目前資料來看，洞庭湖湘江和鄱陽湖贛江，兩地都有可能是虎方所在之地。

我們還可以採用一些古文字的線索，但此條線索依然僅能指出湖南和江西兩個地方，而不能幫我們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在古文字中，「吳」、「虞」兩個字混用，一方面我們可以考慮，「虞」字即是從「吳」、「虎」，而「吳」和「虎」又是同音字，所以從古文字的角度來說，這三字的關係頗密切，或能補證支持虎方為吳城的假設。

「吳」和「虞」互相假借使用，在傳世和出土文獻中，都屬於常見的情況，如西周中期同簋[12]、免簠[13]、西周晚期四十二和四十三年口鼎、口盤、口鐘[14]、吳王姬鼎[15]，都把「虞」寫成「吳」；春秋時期吳國的吳王夫差盉，也將「吳」字當「虞」來用[16]，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也數次將虞舜的「虞」字寫成「吳」字[17]；傳世文獻中的文例也極多[18]。

在殷商和西周早期銘文中，曾發現數件吳主的器物均用「吳」字，如殷商時期吳鼎[19]、吳父癸鼎[20]；西周早期吳盉[21]、吳盤[22]等，此外，班簋銘文有提：「王令吳白（伯）」的事情[23]。

至於虞主的青銅器，則最突顯的是西周早期虞侯口簋，其銘文先提：「王令虞侯口」，在後虞侯口「乍（作）虞公父丁口彝。

」[24]該銘文表達，虞是周的諸侯國，同時虞侯的祖先也是本地首領虞公。

虞侯~hz1簋出土於江蘇鎮江丹徒區大港街道的趙魏村煙墩，此地點位於長江的南岸，並非位於前文中所提及的地理範圍里，反而更加偏東北，但此地自新石器晚期以來就屬於長江中游和下游文化交界之區，也是吳國文化的東北角。

銘文中以虞自稱的侯，表達他認同和周王室的同盟及封建關係，但資料沒有闡明虞侯世家的背景，且早期虞侯國的範圍又不甚清楚，因此我們也不能肯定，虞侯~hz1簋出土的地點能代表其侯國的地望，所以一切資料僅供討論，不能定論。

傳世文獻也有可供思考的線索，如《史記‧吳太伯世家》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

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

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

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

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

[25]

司馬遷所載的傳說，或許與虞侯口簋的銘文所表達的事情相關，即顯示出西周中期周和吳的關係；或在古代吳城的北疆上，周王室建設了吳（虞）侯國，以南、北之「虞」的分別，畫上了周室影響範圍的南北之線；又或者，春秋時期晉吳之間的關係，即奠基於此背景之上。

不過，傳世文獻的紀錄也使我們懷疑：不只有一個古國以虞為國名，且年代早晚之間有許多變數。

後期傳世文獻載有西虞、東虞等數國。

如《管子‧小匡》曰：「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

……桓公曰：『呈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

西至流沙、西虞。

南至吳、越、巴、口柯、口、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

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

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尹知章註：「西虞，國名。

」[26]《穆天子傳》言：「十虞：東虞曰兔台，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禦虞曰□來，十虞所。

……天子命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

（『虞』張耘先生改作『虢』）」[27]東、南、西、北虞地的紀錄似乎表示國疆的概念。

以上使筆者推想一個問題：此與護疆的虎神信仰是否有關係？文獻紀載零散，涵蓋許多時間上的變量，所以該問題難以回答。

在後來的文獻中，也出現很多同名的地名，以及從「虎」的「虢」與「虞」的混淆等，這些問題更造成了許多地望無法辨認的情況。

「虎」和「虞」的關連性，同時亦可成為支持虎方為湘江流域的假設之原因，是在傳世文獻中，「虞」為舜帝的朝號，而舜又被稱為湘君，指涉湘江的地域範圍。

雖然後期對傳世文獻的詮釋經常把舜的活動地解釋成河南、山西地區，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情況隱藏著後期神話遭到人為修改，以及涉及到殷周以來統治中心位於黃河流域的因素，並更加表達東漢以來以洛陽為天下中心的意識形態，所以紀載過去歷史時便把殷周以來的統治中心連接到紀錄者的國家中心。

從文獻中所透露出的，少數和正統歷史不相符的痕跡，包括舜為湘君的說法也在內，可能都恰好保留原來的傳說意義。

《史記•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正義》引《括地誌》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

皇覽冢墓記雲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

」[28]《漢書》亦描述武帝在元封五年「望祀虞舜於九嶷。

」[29]湖南永州寧遠縣迄今被傳為舜陵之地。

這也是將虞舜之地連接到湘江流域的痕跡。

此線索及直接將湘江流域稱為「虞」之地，在討論虎國的源地亦值得參考。

換言之，所有的資料給我們指出湘江、贛江的地域，但不能讓我們選擇其中之一為最有可能的範圍。

《春秋左傳‧哀公‧四年》載：「夏。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

」李學勤先生認為，「夷虎」即是商周虎方先民；根據《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這一條文獻所言，虎方之地不在荊楚之北[30]。

虎方為湖南地區的國家可能性很大，只是可惜沒有材料能夠提供絕對的答案。

有關長江中游青銅文化遺址，學界視之為獨立邦國，並各有文化特色，如張玉石先生認為，湖北盤龍城，江西吳城、新干，湖南湘鄂地區寧鄉、岳陽等遺址，各有自身的產生和發展歷史，同時與中原文明交往親密。

在這三個江南文明中，湘鄂地區代表荊楚早期文明[31]。

也有學者們將這三者看作荊楚文明的三個發展階段。

如傅聚良先生認為盤龍城、吳城、寧鄉遺址具有傳承關係，可代表荊楚文化的形成與發展[32]。

從虎方的古國來思考「荊楚文明」的問題說，可能存在一些多元和演化的情形，以及北楚南楚的區分等問題。

就空間而言，代表北楚文化的盤龍城、雲夢、孝感、岳陽地區青銅時代早期城址的時代最早，殷商時期盤龍城被滅掉，並且盤龍城文化中老虎形象的禮器很少，雖然可以代表南楚的寧鄉炭河裡城址中有許多青銅器與盤龍城應有傳承關係，但虎食人卣和其它幾件該地所出的早期銅器風格明顯不同。

吳城文化的年代應該在相當於盤龍城四期以後到殷商，但比寧鄉早，其禮器的風格相當獨特，對老虎的崇拜也和寧鄉一致。

所以這三個文化關係有同有異，需要更多出土材料，才能釐清其間關係。

不過以筆者淺見，現有的虎神崇拜線索、甲骨金文的紀錄、傳世文獻中零散的痕跡，均可以支持彭明瀚先生的看法：虎方的地望應在長江以南、南嶺以北、鄱陽湖——贛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東，可能也是湖南地區的古國或古城文明的網絡，或者是吳城文明的總稱、虎國的國名（有可能在歷史上曾被改成虞國），或表達「虞」和「吳」字的關係，又或者涉及到虞舜的神話。

湖南地區對虞舜的傳說極多，可以作為用來間接地補正虎國其源在湖南地區的參考，然而卻難以確定實際位置。

再進一步思考，虎方未必只是一個小國而已，虎方可能是一個相對殷或周的大型的南方古國網絡：華北以殷周，江南以虎方，而湘江和贛江流域的古城都是虎方此網絡下之屬國。

並且從零散考古資料可以推論：整個廣大的江南地區崇拜老虎的傳統，乃是源自於蜿蜒逶迤的江南山脈中古老遊獵族群的精神文化。

本傳統的發祥地範圍，是從武陵到羅霄，或許亦到達武夷山脈，時代則是從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便可見其逐漸形成。

到了青銅時代早期，崇拜老虎的族群影響了石家河時代（堯舜夏禹）的國家精神文化；甚至有可能，在石家河中晚期，拜虎的江南山地族群下到平原，獵民亦成為石家河國家網絡統治體系的組成部分。

到了商周時期，在長江中游的江南地區，或許也曾存在著此一族團的力量擴展，並以湖南、江西為主要的範圍，甚至從其北界跨到湖北、江蘇、安徽。

而這個古國網絡，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稱之為「虎方」，從時間的脈絡來看，贛江流域的虎方遺蹟偏早，湘江流域的虎方遺蹟偏晚，兩者交界大約在殷墟二期，據此或許可以推論，大約在殷墟二期時虎方的古國網絡經歷過政變，政權中心區從贛中西移到湘中，不過因為資料太少只能作假設性的判斷。

參與虎方網絡的古國統治者，應該來自贛湘山地，從遊獵的生活方式，逐步發展出石器和玉器加工業、鑄銅業，並學習製造青銅兵器，因此獲得並藉以維持其統治者身分。

虎方古國網絡應該是吳國的前身，但是春秋時代楚吳之間一西一東的地理關係應該是漫長歷史演化的結果，而早商時期楚和吳（即湯商和虎）的地理關係為楚商在北，而虎在南，這一情況從贛北與贛中文化差異可以看到。

早商時期贛西北銅礦由盤龍城文化掌握，屬於是楚商的舞台（本文第五章在討論神紋的發祥地時已談及此問題），而贛中為虎（吳）之古國集團的舞台。

從吳城文化的發展來說，筆者認為它基於約兩千年一脈相承的發展，從拾年山文化起，部分遊獵族群下到贛中平原定居，發展稻作[33]，以及其他定居的生計。

從新石器晚期時代的拾年山文化下層開始，贛中地區一脈相承地發展，經過樊城堆文化而進入吳城文化階段。

該地區的發展基於何種經濟優勢？筆者贊同李昆教授所提出的假設，贛中地區的鹽礦成為本地經濟興盛之基礎。

贛中地區鹽礦的開採條件便利，而李昆教授視為用作曬鹽工具的屬樊城堆文化、吳城文化特有且常見的器物，最早可以追溯到拾山年文化二期，本地最早的定居文化，時代約從距今5000年起，而距今4500年以後高三足盤的其型狀定型與成為普遍[34]；雖然李昆教授還沒有書面發表自己的假設，但這一觀點值得非常詳細地研究。

除了說明早期吳國經濟生活之外，它能夠幫我們理解何故吳城文化群城的性質似軍城，就是因為它們不是農耕合作而形成的聯合城邦古國，而是貿易競爭的措施；又能夠說明何故吳城文化有那麼多兵器，這是因為地下鹽礦原料貿易的競爭，而造成發展兵器的需求，此乃春秋時代吳國所造一流兵器的源頭。

此外鹽業經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何故離銅礦較遠的贛中平原，能夠掌握那麼多銅料，製造那麼多精美的青銅器，這應該是早期吳與楚之間鹽銅貿易的緣故：贛西北銅礦最初由楚文明中的商朝掌握，而經過鹽銅貿易的發展，吳城文化也能大量獲得銅料，製造禮器和兵器。

吳城文化的興盛先見於贛江西岸，這應該也反映出，吳城文化中虎國貴族之所以興起，是因為他們與盤龍城文化的商王國有鹽銅貿易關係，由此而使贛江西岸的人們能夠掌握更好的貿易路線。

但是經濟擴展、競爭激烈，導致部分貴族已沒有生活空間，只能開拓贛江東岸的鹽礦，因此贛江東岸的遺蹟，如牛頭城、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均比贛江西岸的吳城晚。

殷商時期楚商的勢力被毀滅，這自然影響到與楚商有貿易關係的一方的勢力，掌握與楚商王國貿易的虎方貴族，在盤龍城的貴族戰敗時應該也變弱，而同時新的貴族變強。

這種歷史的變遷還需要非常詳細地研究，才能夠了解，目前以上所述只是研究問題而已，並不屬研究成果。

最後一個有關虎方空間演化的問題，應該也基於鹽礦和銅礦經濟以及影響力最大的楚商被殷商攻擊而打敗的歷史。

殷商王室打敗楚商以後不能象楚商一樣直接掌握銅礦，其原因在於，只有建都在銅礦附近的王國才能直接掌握銅礦。

但是，如果殷商王室居於盤龍城，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其主要的政權基礎：即用馬車戰爭的能力。

因此殷商王族自然選擇通過侯國的軍隊掌握銅礦，而自己仍然建都於安陽。

所以，盤龍城七期的貴族應該與殷商有聯盟或當諸侯國的關係。

但是通過此般間接控制，並不能安全而穩定地掌握經濟價值極高的金屬礦。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殷商時期虎方有更加發展興盛的趨勢。

首先從銅嶺古礦遺址來看，這已不象時代更早的蕎麥嶺古礦遺址那樣，純粹為盤龍城文化的遺蹟，很多器物反而與吳城接近，這應該表明有一部分虎方的貴族往北發展而占領金屬礦。

其次，湘中地區在早商時期，因為獲得不了銅料而顯得落後，但殷商時期楚商的勢力弱，所以湘中也能直接獲得銅料而快速發展勢力。

因為這一系列變化，鹽銅貿易的重要性也下降，可能有部分虎方貴族放棄參加掌握鹽礦的競爭，而往湘中發展，同時可能有部分盤龍城的貴族和技術人員也往南遷移，湘中地區的青銅文化由此而迅速崛起。

從現有的零散資料大致復原出的虎方歷史可能如此，希望兩湖與江西將來有進一步的詳細發掘，能夠提供更完整的資料了解歷史的空白。

不過據上所述，甲骨文中不僅有虎方這一江南之國，同時也有「虎」族名和侯名，並且都出現在武丁晚期的卜辭中。

這三者之間有什麼關係？一個可能性是三者同源：殷商時虎方是殷商以南的大國，殷商政權與虎方有各種來往，不僅是戰爭而已，如有些虎方的貴族可能是自願來殷商，結親並加入殷商王族的族團，又接受了侯的爵位。

這種可能性可以奠基於南北政權的複雜關係，其初步聯合及同化的趨勢：武丁時期的殷墟王級遺址中出現大量南方風格的器物（如婦好墓為例），是該趨勢的表現。

但是相反地，殷商文明老虎的形象並非一元：既有華南虎，亦有東北虎；虎方國之虎無疑代表南方文化，而殷商王族族團的虎族可能是東北方獵人的傳統。

從虎方的資料很難判定，虎方曾經作過殷商的諸侯國，因此虎侯的侯國應該與虎方不相干。

殷商文明中老虎形象的來源既有南亦有北，殷商以虎為名的族群因此可能源自南和北不同區域，與殷商王族關係親密的虎族和虎侯則代表東北山區的獵人來源，華北殷周政權所攻擊的虎方以與其不同的文化表現，呈現了華南古文明的脈絡。

[1]參郭靜雲，《由商周文字論「道」的本義》，《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頁203－226。

[2]丁山，《殷商氏族方國志》，台北：大通書局，1971年，頁150；島邦男著、濮茅左，顧偉良譯，《殷墟卜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804；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頁223。

[3]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宋鎮豪主編，《商代史‧卷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436。

[4]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101—108。

[5]吳志剛，《吳城文化族屬源流考辯》，《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頁50―58。

[6]《集成》器號2751，藏處不明。

[7]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990年（後引簡稱《銘文選》），器號107。

[8]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290。

[9]如參西周早期小盂鼎有「（鬼）方子」（《集成》器號2839，藏處不明）；春秋早期梁伯戈有「鬼方（蠻）」（《集成》器號11346，現藏於北京故宮）。

[10]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頁434―437。

[11]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頁2216－2217。

[12]《集成》器號4270―4271，現藏於北京故宮。

[13]《集成》器號4626，藏處不明。

[14]《新彙編》器號745―757、772―774，現藏於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陝西省眉縣文化館、陝西歷史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

[15]《新彙編》器號1757，現藏於陝西省西安市文物中心。

[16]《新彙編》器號1475，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17]荊門市博物館編著，《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頁1。

[18]傳世文獻則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頁853。

[19]《集成》器號996―997，現藏於北京故宮。

[20]《新彙編》器號1936，藏處不明。

[21]《集成》器號9407，藏處不明。

[22]《集成》器號10066，藏處不明。

[23]《集成》器號4341，現藏於首都博物館。

在西周封建制度里，「伯」屬於周國官制系統的爵位，但在殷商時期，「伯」反而代表著非殷商王室宗族的本土首領。

在西周早期的銘文中，這兩種可能性皆有之：吳伯或許是王室所派遣、並由周王分封到吳地，以統領吳地軍隊的將軍；但也可能是吳地原有的統治者，由於接受和周室的聯盟，因此周王擁有號令他的權力。

同時，班簋銘文所載與周王有關係的「吳伯」，則未必是吳城範圍的貴族。

這些問題牽涉到難以解決的同名情況。

不過，這幾件青銅器的出土地點雖然不明，但班簋的器形確實接近於南方的器物。

[24]《集成》器號4320，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25]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523―524。

[26]春秋齊‧管仲、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25―426。

[27]張耘點校，《山海經；穆天子傳》，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頁232―237。

[28]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30―33。

[2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196。

[30]李學勤，《史密簋銘所記西周重要事實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1年第2期，頁5－9。

[31]張玉石，《中國南方青銅器及中原商王朝與南方的關係》，《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頁1－7。

[32]傅聚良，《盤龍城、新乾和寧鄉──商代荊楚青銅文化的三個階段》，《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頁40－45。

[33]劉詩中、李家和，《江西新余拾年山遺址原始農業遺存》，《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頁126—130、154。

發掘簡報沒有反映稻穀的類型，但是參與發掘的專家有口頭表達，認為這是旱稻，此問題很關鍵，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3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新余市博物館、劉詩中、李家和，《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遺址》，頁285－323、389－394；劉詩中，《拾年山遺存文化分析》，《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頁52-59；徐長青，《拾年山遺址的分期及相關問題研究》，《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頁49－55。

本文摘自郭靜雲著：《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37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