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正大學教授郭靜云：中華文明源頭在南方而不是北方

北緯32°：亞非古文明起源猜想

【核心提示】黃河上中下游的緯度差距非常大，氣候和生活環境往往不一致，並不具有成為一個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軸心地區的條件，反而應該表現為眾多零散的文化區才合理，並符合在文明擴散的時代，作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間來往交通要道的條件。

人類早期文明的發生區域，皆位於亞熱帶濕潤氣候區，北緯24°-32°之間的地帶，而在緯度32°以北的地帶，在人類文明早期均屬偏僻地區，文化皆不發達。

「神秘的」北緯30°。

如世界上最古老、在當時為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古埃及早王國的首都阿拜多斯，其緯度是26°11′，而古王國首都孟斐斯的緯度則為29°51′；早期古王國發展的北界，是古耶利哥城，即納吐夫麥作文化的發祥地，其北緯度只到31°51′。

蘇美爾文化的起源地——埃里都金城，其緯度為30°48′，烏爾都城的緯度為30°57′，位於蘇美爾偏僻北界的巴比倫，其緯度為32°32′。

埃蘭國的中部緯度為29°54′，北都蘇薩為32°11′。

古印度摩亨佐-達羅的緯度為27°19′，北城哈拉帕位於緯度30°38′。

由此可見，亞非古文明的發展脈絡，基本上是一致的。

古文明發生的地理範圍約在北緯24°與32°間，北緯32°以北地區的文明化則較晚。

但依照黃河現在的河床位置，其河流發源處的緯度在34°29′，從河源往北流到緯度40°46′，圍繞黃土高原後，又南下到34°50′，其後則東流到出海口，緯度在37°46′。

古河道的出海口大概在緯度35°左右，都是未進入亞熱帶濕潤氣候的地帶。

東半球的早期文明皆離不開農作：農作的發祥地與大文明的發生範圍，皆是在相同地域。

考慮到人類文化發展所需經濟條件，此規律顯然毋庸置疑。

位於北緯35°的亞述、埃勃拉等古城，則要到距今4000年前後，才開始快速發展，且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並不是農作，而是貿易和戰爭，這在上古史演變中，屬於新時代的情況。

至於首都在北緯36°48′的米坦尼，以及首都在北緯40°的西臺等國家，其發展年代更晚，而且他們原本也都不是由農耕族群所建立的國家。

氣候變化或致華北早期彩陶黍作文化消散。

若從農作的起源來說，早期文明發生地區與大規模農作技術的發祥地皆相距不遠。

但黃河流域的環境條件，卻並不符合大規模農作形成的要素。

黃河流域的農產作物從新石器中期以來即以黍、粟為主，但規模不大，因為黍、粟這幾種農作物，雖然生長條件的要求並不嚴苛，卻難以發展出大規模耕作。

同時，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的土質不良，因此不能被視為農作的發祥地。

不過最關鍵的是：黃河上中下游的緯度差距非常大，氣候和生活環境往往不一致，並不具有成為一個大而完整的早期文明軸心地區的條件，反而應該表現為眾多零散的文化區才合理，並符合在文明擴散的時代，作為不同生活方式族群之間來往交通要道的條件。

黃河上游的蘭州以及渭河流域地區，曾經出現獨特的新石器中晚期文明。

但是我們很難經過文化傳承的線索，來了解西北彩陶的圖案，且難以觀察其中蘊含的意義在中華文明後期中的演化。

就算將時間拉到齊家時代，西北地區的文化面貌皆已發生很大變化，原來輝煌的彩陶圖案幾乎通通不見，取而代之的是眾多此前未曾出現過的器物。

這類情況不僅在西北有，在東北地區的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迫使紅山文化退卻時也曾發生。

因此，我認為，在距今4000年前後，與氣候的冷化及乾旱化同時，在華北地區發生了大規模的族群遷移，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

因此，半坡、馬家窯、廟底溝等華北彩陶文明的獨特形象，皆極少傳承在後來的中國青銅文明中。

西北彩陶文化地區的範圍，在北緯34°-37°度間，早期有相對發達的地域性農作文化，到了青銅早期卻已絕傳，而在此地區形成新的文明，並且是以非農耕為基礎，著重於發展戰爭技術的文明。

經過幾波新來族群的控制，此地成為周的政權中央。

這與同緯度的安納托利亞南部地區情況相類似：加泰土丘文化消失，經過新來族群的掌控，西臺族群在此建立新的軍權帝國。

多元文明融合於黃河地區。

黃河北岸的河套地區，是亞洲草原丘陵地帶的通道，大約從距今4400年後，從裏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這一通道上出現很多中、小型城池，均屬於為了軍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奪族群的城邦：西以也里可溫為例，東以夏家店下層為標誌。

陝北石峁石城，也應屬這類掠奪族群早晚建的城邦群。

該地帶的族群流動率高，在此地先後修建軍城的族群雖可能有所變化，但生活方式卻是相類的：以戰爭掠奪維生。

遺址中所發現的糧食似不是本地所種，亦表明這些族群來往頻繁，混合多元文化的情況，並顯示其掠奪的對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帶。

同時，這些年輕族群亦採用南方以及本地帶早期古老文明的技術。

青銅早期時代，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帶才開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帶為流動族群的交通大道，流動族群頻繁互動及遷徙，彼此融合衝突。

換言之，黃河北岸屬亞洲草原低山地帶，在距今4000年前後，都是致力於發展戰爭技術之族群的生活區。

至於黃河南遊，洛陽、鄭州，反而是古老農耕區的北界，亦是北方掠奪者攻擊的前線地帶。

由此可見，黃河流域地區彼此間的差異性很大，在青銅時代，黃河成為關鍵的交通線，這些不從事生產而四處遊動、專事戰爭的族群，經過黃河這個交通要道，進入古農耕區。

黃河南岸雖然擁有較好的農耕條件，但其範圍卻不廣，且明顯地限於南岸之地。

北岸則有中條山、太行山，形成了自然邊界。

若將二里頭、二里崗時期，黃河南岸的偃師城址與隔岸垣曲城址做比較，則可明顯看出黃河兩岸的差異，似乎形成一對立的邊界區，偃師城址為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而垣曲則可能就是北方族群的南哨。

總而言之，我認為，黃河並不具有作為早期文明發祥地的條件，卻是一個良好族群混合的媒介及通道。

直至殷商時期，北方族群在黃河下游北岸形成新的中心，從此以後黃河流域掌握了政權，中央和邊緣的關係據此發生變化。

「華南」與「華北」生活方式的交界帶和交通要道，在南北交流同化的歷程中，才成為「中華」龐大文明的「中央」，以及中華文明的發祥地。

（作者：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郭靜雲）

長江流域是中原文明發祥地

提示：中國原生農耕文明發祥地應在長江流域，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以雲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連城邦國與交換貿易網絡，開啟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

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二里頭就是夏都，而所謂鄭州商城、偃師商城是商王朝早期都邑，位於武漢附近的盤龍城不過是商人南土。

筆者搜集資料，循著資料探索，則得出不同認識。

一、長江流域開啟文明進程。

中國原生農耕文明發祥地應在長江流域，這是稻作文化的故鄉，尤在長江中游最早形成國家文明。

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至新石器時代，其文化發展一脈相承至青銅時代早期，致力於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

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以雲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連城邦國與交換貿易網絡，開啟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

筆者通過閱讀文獻，發現屈家嶺、石家河文明面貌符合堯舜和夏王朝的傳說和歷史階段，此乃屈原描述其祖國——楚史中的堯舜時代和夏王朝。

考古研究表明：天門石家河城或為夏王朝都城。

距今3800年左右發生國家結構的演變：幾個大城的神權中心變弱，包括以石家河為「中央」的勢力也衰落，而其東鄰更靠近銅礦的地區，出現更大的中央集權政體，這可能以盤龍城為代表。

考古資料所反映的石家河沒落而盤龍城崛起，或許正是商湯克夏故事中所隱藏的「現實」，即盤龍城文化或為傳世歷史神話中所載湯商王朝的歷史階段。

湯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漢地帶，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響力的北界到達鄭洛。

因此，二里頭、鄭偃也屬於該文化脈絡，後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認為的「中央」。

有學者認為，筆者建構了一個新的源自長江中游的一元史。

但筆者所表述的卻是多元歷史，並分析其主要成分，多種文化的形成年代和對集合文明的貢獻。

稻作、青銅器、馬車，從多元到集合的歷史過程，都是筆者討論的要點。

亦有學者認為，盤龍城年代晚而二里頭、鄭偃年代早，將其相比較是關公戰秦瓊，這種說法無視科學事實。

碳14檢測表明，二里頭一至四期年代大約為公元前1750-前1530年，鄭邑始建於公元前1500年之後。

盤龍城始建於四期，城濠內出土碳14標本的年代分別為公元前1711±81、前1617±73年，其年代相當於二里頭早中期，早於鄭邑，而盤龍城二期文化面貌與二里頭早期相似，年代卻比二里頭一期早約15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發祥地應該在江漢。

此外，在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3000多年前已出現20餘座史前城址，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積達120公頃，其所在聚落面積達8平方公里以上。

中國其他地區迄今發現的史前城址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400年以後。

比其晚1000餘年的二里頭城面積僅12公頃，聚落面積約3平方公里。

二、殷商文明奠定中華文明基礎。

盤龍城文化時期，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青銅文化，但因族群流動率高或其他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期，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漸成氣候。

東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以戰爭技術為主。

西北、東北族群經常到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在黃河南遊。

鄭偃城邦因此成為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經過之處；它們作為南方農作區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線而具有戰略意義，也因此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直至距今3400年前，掌握馬車技術的北方族群來到殷墟建都，打敗盤龍城而自立為「商」，逐步將「湯商」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屈原所謂之「殷宗」政權的正統性，以及對於本土政權的傳承。

自此，原本存在於江漢流域的古老文明，湮沒於後世文獻中。

殷商王族占領中原的歷史，相當於加喜特人占據巴比倫、喜克索斯人占據古埃及，有著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基礎上，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開啟新的歷史階段，並為此後中國「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礎。

這個同樣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各地信仰、文化。

殷商時期，雖然很多地區仍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國的上層文化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可以發現同類禮器、相近的祭禮方式等。

即使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其影響，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資料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商建國。

西周早期政治與文化傳承自殷商。

傳世文獻來自西周晚期以來官方筆錄者，而不是遵照史實。

自然條件和一手考古資料顯示：洛陽不可能是上古農耕文明的中央，早期歷史在長江流域發生，多元文化的集合發生於殷商，此後黃河南遊才成為南北多類文明結合的「中央」。

三、從可靠資料入手探尋文明起源。

研究「問題」只能始於對材料的觀察，理論、範式或任何解釋模型不等於事實本身。

如果一開始就只認定一種認識框架，然後只在這個框架中獲取史料、觀察思考，其結果只會自我強化這一框架，以致臻於荒謬而不自覺。

所以，從著手研究開始，筆者對任何理論或觀點都無偏向，甚至忘掉所謂的常識和教條，不做任何預設，近乎從一張白紙開始。

筆者以史料為依據，並不斷進行田野研究，從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所見資料都儘可能收集和閱讀；不斷從中讀出新的認識，一條條線索匯聚在一起，綜合起來，否定或肯定，相互衝突或相互支持，最後豁然開朗。

搜集所有史料，從無先知的角度比對，讓史料自由表達，在此基礎上思考、尋找內在關係，以此復原立體的社會生活與歷史脈絡。

研究起始時無法知道結果，也不排除研究失敗的可能性。

一手資料為先，考古提供一手資料，文獻是從後代撰寫者的角度來敘述。

最近流行的方法是用考古材料證明文獻，這不僅是中國，聖經考古亦如此，但這種做法只能加強神話，無助於進一步了解史實。

筆者研究伊始，並沒有考慮傳世文獻的內在矛盾，從考古探索新路之後，發現文獻記錄與考古發現毫無矛盾，反而可以從文獻看出歷史的蛛絲馬跡。

筆者以為，夏商歷史和神話的形成，至少經歷四重遮蔽和扭曲。

首先，殷周王族以勝利者的姿態將南方先楚文明的故事與自己的家譜合併，以此強調其政權的正統性。

其次，西周晚期至秦之前形成的歷史記載，將早前的口碑用文字加以記錄並留下烙印。

再次，秦漢以來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傳世文獻經典化的過程再次扭曲歷史文獻的記載，造成思想史的鴻溝。

最後，當代學術從後期文獻看歷史和決定文明的中央區，產生新的神話並寫到教科書里。

一些宏觀研究極少考慮到不同文化細節，筆者則重視詳細比對每一細小材料，從內在了解不同文化後，才從宏觀角度觀察大歷史過程。

對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前人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完整的論述。

原因在於現今專門學科分工日漸加深，從事學術研究者逐漸失去對問題進行整體性研究的能力。

在現今考古學界，研究史前儘量不碰夏商周，研究夏商周者亦多缺乏史前知識，而歷史是一脈相承的，不宜切斷，也不宜只限於區域研究。

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摘要】神話創造和理解史實，這是歷史研究中兩種並存的趨勢。

古代社會留下了很多歷史化的神話，成為漢代以來寫作神話化歷史的基礎。

傳世文獻描述夏商周三個異族朝代，成湯克夏，而武王克商，興衰情況都很相似。

這顯然是一種神話化的歷史結構。

早期歷史神話的形塑過程是個謎，在形成現有文獻所記載之樣貌前，個別族群的神話化的歷史應該早已合併為一體，這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識形態。

因此我們所能看到的早期歷史故事，應該更符合於殷商青銅禮器：龍首、虎身、牛角、鷹爪合為一體的形象。

秦漢統一天下後，更加需要以一元歷史證明其統一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呂氏春秋》、《史記》的一元史便蘊含著天下帝國的意識形態。

傳世文獻雖然不是憑空而來，但它們有自己的內在意義，與史實頗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據。

目前已知中國青銅文明主要有三：

第一是長江流域，是當時文明化、國家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為先蜀、先楚、先吳、先越等國家文明的基礎，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間最為寬闊、豐腴，國家化程度也最高。

從地理與考古情況來看，很多顓頊、堯舜和夏禹的故事較符合長江中游的環境（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來理解其更早的歷史階段）。

第二是東北遼河流域，自紅山文化以來即為純熟獨特的文明，到了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因與草原交界，明顯具有以軍權治理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成為殷商集權最關鍵之基礎。

第三是西北齊家青銅文化，族群流動率很高，文明化、國家化的過程直至商周才明顯，但最後成為周與秦政權的發祥地，掌握了大規模的政治權力。

這三地各有金屬礦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礦床發展，礦料的差異性也影響早期青銅技術的差異。

在這三區中，長江流域的礦床最豐富，肥沃土地也成為文明發展理想的條件。

此地區幅員最寬廣，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發源地。

從距今五千年以來，長江文明的社會分化、國家化過程很明確。

筆者分析考古資料，認為長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當於史前蜀、楚、吳、越的文明起源，且從新時器中晚期到戰國漢代，其間發展一脈相承，並無中斷。

因長江金屬礦的位置在先楚與先吳之間，這導致楚、吳是發展最快、最豐腴的文明。

且在殷商之前，長江中游、漢水流域的先楚文明，是空間最廣、人口密度與國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話似乎都源自楚地。

江漢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時已建構了聯合城邦古國，筆者將之稱為「雲夢澤的蘇美爾」，其原因在於中國文明所傳世神話的形成中，江漢地區聯合城邦古國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猶如蘇美爾在西亞歷史中的作用，扮演著原始創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先楚文明是從長江中游、江漢平原逐步向北開拓黃漢平原，到達黃河南岸。

這種過程在新石器時代已開始，先楚人北上時，培育出適應江漢地區較寒冷、乾燥氣候的稻作。

距今4400年左右的石家河青銅文化時期，江河之間的中原文明已達高度同化之狀況。

考古揭示，石家河、盤龍城文明東到鄂東、大別山東側，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黃河南岸。

換言之，考古、環境和地質的資料互補表達，中原文明並不可能發展自黃河南岸；長江中游地區，特別是漢水東遊平原的文明，才是黃漢平原，即中原地區文明的發祥地。

筆者認為，所謂「早商」中原文明實際上是殷商占據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頭、二里崗」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對江河中原的強攻，故能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和權威才成為主流。

殷商之前西北、東北族群都經常來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是在黃河南遊，因華北族群對中原的強攻，鄭偃城邦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

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他們在商代之前掌握了遼冀平原。

因地處較狹窄的遼冀地區，由於經濟和交易發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東北先民產生開拓新地的需求。

所以殷商之前，黃河南遊成為北南文明的戰線。

但殷商建國之後，東北文明已占領了河漢中原的北楚領土。

雖然殷商文明的東北成分很突出，但其以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面貌出現，這仍是新的歷史階段。

根據考古資料，中國境內的文明在三千五（三？）百年前發生巨大變化。

原有的諸國匯入早期整體化的「商」這一上古帝國。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

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了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並以殷商王族的語言為基礎，綜合了殷商之前的文字，確立了上古帝國貴族語文。

漢朝帝國能夠完成中央集權的制度，其濫觴實始於殷商，而秦漢統一天下的結果，亦是奠基於自殷商起千餘年間各地區文明的融合過程。

其中央集權的雛形已見於殷商。

雖然殷商政權的集中程度還不是很高，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參加殷商集團的諸國溝通十分親密，因而加強了同化的趨勢，殷商集團諸國的制度、語文、禮儀、文字等，亦因此都表現出高度的同化。

而在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殷商龐大文明的影響，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對照考古與文獻可知，這種新文明並不符合成湯克夏的背景，而是相當於盤庚渡河南的時代。

也就是說，考古和文獻顯示出盤庚以前和盤庚以後，中國境內包括遼河、黃河、漢水流域，南到長江地區的文明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殷商王家譜的先王無疑都是盤庚的祖先，司馬遷所載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確。

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來即統治中原，則怎麼可能同一王室的國家在盤庚以後變化如此之巨？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雖然上甲、大乙成都是盤庚的同族祖先，但這個族群並非自始即是中原的統治者。

司馬遷所述盤庚之前數次遷都的情形，其實是殷商王族在其發祥地的游居生活。

這種生活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遼冀農耕地區的狀況，而是游戰族群的生活方式。

從各方面數據的對照可指出，該族群的發祥地應在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

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自古以來是不同人群流動生活的交接區，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動，亦為歐亞草原之門，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擴散之地，如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驪、女真、滿人等。

他們在歷史中擴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響過世界文明。

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由於中國北界東北方向與西北方向地區的自然條件不一，西北空間擁有廣大且良好的放牧條件，因此西北族群以發展牧業維生；而東北的空間，無論是可農耕區或牧場都很窄，窩集茂林、山嶺、海洋這些區域，都容易使活動受限，更不利於任何生產業的發展，因此在歷史上東北族群往南占據領土的動機很強，是尚武性族群的發祥地。

殷商王族應是史上最早南下、並占領中原的族群，同時，他們也建立了一個跨民族、跨國、跨文化，並以軍立權的大國。

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練馬的族群，從亞洲草原一帶將練馬的技術帶到中原。

神話中所言「相土作乘馬」，即指殷商王族與最早駕馬技術的關係，他們以狩獵、戰爭、掠奪維生。

殷墟建都之前，其族群已屢次從黑龍江稀林草原帶來到中原掠奪，但直至盤庚時代，因氣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們方始占據中原，開始定居生活。

洹北遺址就是盤庚以燒劫而毀滅的本土城邦，之後盤庚又在其附近建設了新都。

殷商王族占領遼、黃、漢流域的情況，與加喜特占領巴比倫的情況有相似之處，時代和背景也相近。

可是乘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個上古大文明：巴比倫，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倫原有的制度，成為巴比倫的王朝之一，然後發動對外戰爭、擴展巴比倫領土；而乘馬的殷商王族并吞了幾個原有的古國，建立起新的殷都和多元的集權大國，遣派王室宗族的「侯」到各地作軍宰，以設置封建制度，採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并吞小國。

因此殷商應該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集權大國，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統一了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語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稱為「上古帝國」。

殷商政權蘊含了原有的許多國家與文化，形成規模龐大的多元文明。

殷商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大文明歷史的啟發點，同時也是許多早期青銅文明發展、結合的成果。

因此殷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加喜特時代在巴比倫歷史中並沒有那麼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將亞洲草原的生活經驗帶來中原，但定居之後，也逐步改變其生活習慣，兩百餘年沒有移動。

殷商文明是從盤庚、武丁等殷商大王占領中原後，才開始形成的上古帝國。

殷商文化屬多元而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其涵蓋幾種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族為其中占少數的草原族群。

殷商王族的標誌，乃馬車、拜虎信仰、亞字型的墓葬和亞字型族徽、戰爭狩獵文化、人牲斬首禮、崇拜麥子、用大理石製造禮器，以及日辰系統和祖先日名諡號等。

殷商王族通過占領、封建諸侯，以及通婚制度，并吞河北平原、黃漢中原，及黃淮平原、魯西、周原的部份地區，影響遠達江南，其統治範圍相當廣。

王國維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數據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商建國。

至於殷周之際，雖然文獻顯示，周人與商人來源不同，然而考古資料卻表明西周前期並無新的文化現象。

細讀文獻數據，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印象，編輯文獻的周代官員似乎特意強調周商間的差異性，隱藏實際上的親密關係。

文王既為殷商國家諸侯之一，又屬先王所生的後裔，故有資格參加國家宗廟之禮。

但據周原卜辭所載，文王不僅參加國家宗廟之禮、受胙，還親自主導祭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禮。

文王藉由親自主導先王之禮，以強調自己繼承大乙成的正統性。

因此西伯祭祀殷商祖先與祈求克殷的目的並無矛盾，文王認同大殷之祖，強調自己是受先王護佑的後裔，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雖然分屬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據殷商父母雙系制度，兩者應屬同一族。

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層貴族之一，其語言、信仰、文化都相同。

甚至在古代的父母雙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著共同的先祖，周室屬殷室王族的旁支。

文武王時，周王家在諸侯間強調其承續殷宗的正統性，並最終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對照考古與文獻，商周之變應屬上層貴族的政變，而非新族群的移入。

政變後，歷經國家社會文明的逐步改變，直至昭、穆王時，周人才開始武斷地強調其與殷商不同，從而形成商周兩段的歷史傳統。

實際上商周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如盤庚前後那麼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況及其與其它文明的關係，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發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

不過，從初步觀察中，筆者提出推論如下：在新石器時代，寶雞地區的彩陶文明，北與甘肅馬家窯有文化來往，南則通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與漢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締結關係。

同時，雖然渭河匯流入黃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東遊的居住條件並不良好，三門峽和黃河中下游的資源貧瘠，因此寶雞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發展的情況並不踴躍。

直至青銅早期，因氣候變動、北方族群掠奪以及其它今日難以掌握了解的情況，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沒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區流動，導致青銅早期時代的周原地區聚落遺址極少，根本不見古城遺址。

直至將近殷商時期，周原遺址的數量才開始逐步增加。

並且，若吾人從先周文化的涵蓋範圍來看，其與中原地區的交流關係，往往還不如通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從而與漢江流域及廣漢地區的文化交流來得頻繁。

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離長江中上游文明的影響。

既然本人認為夏文明的中心在漢江下游（古名為夏水），那麼位於周原的文明，確實並非是從殷商繼承對夏的知識，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時，便已經通過自己的交通線，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術，同時亦從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話歷史與傳說。

不過，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見黃河北游下來的影響因素。

根據現有的資料，使我們初步推論出以下情況：某些西北掠奪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開始在寶雞地區定居，並利用南下的路線，與漢江及廣漢古文明發生交流。

此族群在定居後，便從掠奪者的生活方式，逐步發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經濟活動為主，其中包含了農耕和商業，並且學會了許多南方的技術，而成為南方的農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間的聯絡者，利用其地理位置發展商業。

殷商末期的周國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強，並以此為始逐步擴展己方政權的勢力。

殷商上古帝國建立後，殷商政權到達周原，將周原的族群納為屬國，並積累牧產、馬匹、礦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資源。

這便確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國里的重要性，並且促使黃河流域的交通線成為主要國道。

殷商透過派遣「侯」統治周原，並與周原貴族通婚，逐漸將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來源即於此。

周王室成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當周室初掌政權後，並不刻意否定其與殷商王室間的傳承關係。

可是到了昭、穆王時期，在新的政治情勢下，開始強調其自身與殷商無關的獨特性，並偽托與夏的傳承關係。

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記述文獻紀錄的權利，因此將夏的歷史改寫成自身族群的前史，並隱藏了夏文明的地域範圍實際上就是周時期的楚地一事。

造成後人誤解，以為夏的位置在黃河流域。

然而，最近考古的發展皆顯示：中國境內的文明起源在長江流域；直至青銅時期，草原地帶才出現文明化的活動，但此文明的發展重點不是產業，而是戰爭。

青銅早期時代，以黃河作為南北不同文明的邊界，直到接近殷商時代，黃河才逐步成為文明交通的要道，並形成了南北、東西集中的「中」文明。

筆者對中國文字與文獻起源的研究，獲得結論如下：中國文字的起源應該是在長江中游、江淮、江漢地區所發生的，其發生年代與西亞蘇美爾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

早期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應相當於長江中游族群的語言，可能會涉及先楚、先吳及淮南先民的語言。

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統從一元發展起，在歷史互動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學習、影響的關聯性。

長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統，從新石器晚期以來，並沒有遭到中斷。

早期文字已出現在陶器上，但後來字數增多，可能開始在竹木上寫字。

殷墟建都後有計劃地構成了國家禮儀的文字，其主要基礎是當時最發達的長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貴族的語言屬性與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為殷商貴族的語文。

殷商貴族依照南方構字的規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豐富、系統化，以符合表達不同的語言，因此漢字才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跨語言的紀錄工具。

從周時代起，語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語言的特點，也反映了殷商之後政權中心與西邊山脈族群的關係。

雖然中國文字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國文明才到了「認知自己」的歷史階段，而原來只有口傳的故事，開始紀錄而形成歷史文獻。

筆者從三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觀念形成問題。

一是商周文獻的類型、結構，以及其中「歷史記載」的痕跡；二是文獻中關於時間的記錄方式，以及"歷史時間"觀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務的演化。

就第一項問題來說，現有三種商周文獻：甲骨文、金文、簡冊。

其中，甲骨文沒有與占卜或祭祀無關的記錄，甲骨刻辭也沒有歷史記載的目的，因此不能當作「歷史記載」。

青銅器銘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與歷史記載無關，但發展至西周后半葉，許多銘文中已含有歷史記載的成份。

殷商、西周時期的簡冊雖已不存，但從甲骨金文可知，「冊」都是祭冊和禮冊，並不用以記事，然而在西周后半葉，禮冊也出現了與銘文相同的發展。

就第二項問題來說，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期性的「自然時間」觀念，殷商時還有另一種「祭禮時間」的周期概念。

直至西周后半葉，才有足以稱為歷史記錄的紀年文獻出現，這也是「歷史時間」觀念形成的重要標誌。

因此，中國編年史僅始於西周晚期，從傳世的魯國《春秋》以及《竹書紀年》，大致上可以看到中華文明最早期的紀年形式，不過，一直要等到戰國晚期，「歷史時間」觀念才變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項問題來說，史官記錄國家大事的傳統應該也始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時代。

若考諸《尚書》、《逸周書》等傳世文獻的用語，其中年代最早的內容，同樣只能溯至西周晚期。

是故，不論從各方面來看，中華文明歷史概念之形成都指向完成於西周后半葉。

當然，早在歷史記載出現之前，中華文明已有口耳相傳的傳統。

因有口傳，所以具備歷史觀念的後人在記錄時事之餘，亦得以將古老的知識變成敘述文字。

然而僅有口傳尚不足以形成「歷史觀念」，因為口傳容易中斷，其原意也容易被改變。

後人擔心口傳的不確定性而導致知識亡佚，於是開始記錄、編輯古事，從而引發出人們對歷史的重視。

唯有出現了「歷史記載」，我們才可以認定這個社會確實具備了歷史意識與觀念。

既然歷史意識與觀念是西周晚期以來文化所有，傳世的歷史概念也必然奠基於當時對社會的認識和理想。

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才開始出現歷史紀錄，原來口耳傳承的故事被寫成文本，同時也記載了當時的事情。

殷周之前的多元觀點和故事，大部份已失傳，流傳下來的記錄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場，我們無法聽到別人的聲音，因此必須著意於史料辨析，試圖從絕傳的文化中，鉤織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獻所敘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合史實。

在空間寬大、生活條件不同的中國境內，竟能出現統一的歷史，這種「歷史」顯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變脈絡。

但考古所顯示的情況，恰好與世界歷史所經過的階段類似：上古中國也是依靠農耕成長，經過社會、經濟分化，而逐步組成聯合城邦國家的結構，發展出各種生產行業和交易，發現金屬料，發明鑄銅技術。

最後南、北文明因擴展領域而進入互相爭鬥階段。

青銅時代晚期氣候惡化時，北方較年輕的族群占領南方文明的領土，因此統治中心往北移動。

北方的勝利者遂重新建構出以自己為源頭的歷史概念。

筆者認為，五帝、堯舜、禹湯等早期神話，是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傳說整合而成，其中淵源自長江古文明的成分相當高。

但因為在歷史上商周政權是代表北方族群打敗南方古老文明的事實，一切神話便是經過北方族群傳給後世。

類似的情況也常見於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

北方族群勝利後，不僅是掌握南方的領土和資源，同時也掌握他們原來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失敗者的神史就變成勝利者的榮譽神史。

也就是說，舊文明原有的歷史匯入於新文明的歷史中。

中國文獻中的早期歷史神話，也明顯有北方族群攫取、剽竊南方神史的痕跡。

因此，今日所見的早期歷史神話才有如此多元繁雜的面貌。

殷商王室強調自己的本土性，恰是因為他們是外來的族群，而要張揚其政權的正統性。

同理，雖然周王室從昭穆時代以來，一直強調商周異族、異源的概念，而實際上卻有很多文獻都表達商周之間的親密性，據殷商親屬制度兩者屬同一族。

所以文獻的歷史不是表達客觀的史實，而是表達編故事者的自我認同，以及國家政策等等目的。

過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獻為主，考古為輔，將考古發現用在解釋傳世神話上，無疑存在許多誤區。

將來先秦史的研究，應該從一手考古資料著手，並認知到文獻的形成立場進而擺脫勝利者的意識形態，依靠事實材料理解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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