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通什麼經？怎麼通經？致什麼用？｜呂明烜

通什麼經？怎麼通經？致什麼用？

呂明烜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2輯

（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

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正月廿六日甲辰

耶穌2018年3月13日

近年來，經學研究儼然成為學界的熱門。

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經學、談論經學、研究經學。

這裡，我想就經學研究談談自己的認識，請各位指點。

剛才黃銘老師談到經學教育需要重視專經之學的深入，培習根底之學，我是非常贊同的。

我們的經學研究，確實需要防止把經學簡單地思想史化、經學史化。

沒有專經之學作為根底，而僅僅以思想史的方法解讀材料、浮於表面地疏通派別源流，或許也能做出有特色的成果，但不免會削弱經學本身的特點與獨特的問題意識。

當然在此之外，我們也要防止經學的文獻學化。

文獻研究能為經學打下重要基礎，但是研究者必須清晰地認識到，在經學研究中，文獻學、小學是手段而非目的，經學的大關懷不能被簡單肢解為破碎的考據。

以上兩點，已得到一些學者的大聲疾呼。

畢竟重提「經學」，絕不是要去還原出一堆有待裁割的史料，而是期待一種返本開新的視野與立場——這是我們的共識，也是開出經學新路的契機。

因此，雖然一段時間內，學界對經學承擔的任務、經學展開的方式，會有爭議和困惑，但在已經祭出的「經學大旗」下，經過一系列的討論和研究，學界的看法必會漸漸趨同，而形成一些適合於經學特點的基本共識。

培養根底之學，固然是我們當下的重中之重，涵養學問、訓練眼力方能迎來經學復興之新時代。

但我想談談幾個尚未被充分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蘊含在今天的經學薰習中，或將在未來影響我們經學展開的質量，決定我們反本的深度，以及應時的力度。

眾所周知，對晚清今文學的興趣，在這一輪經學復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晚清今文學之所以成為當下的研究熱點，是因為它反映了一代學人重塑經學、應對時變尤其是應對西學的積極嘗試。

晚清今文家著眼新時代，反思立學根本，祭出「通經致用」的大旗，對經典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詮釋，打開了經學的新視野。

今文家對「通經致用」的認識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受此啟發，「經學」被重新提出、「政治儒學」方興未艾、針對康有為的聚訟成為儒學領域近年來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

今文家的「通經致用」激發了蓬勃的學術思考，然而，我們對於「通經致用觀」本身的考察，卻尚顯薄弱。

在我看來「通經致用」這個命題至少包括三個內涵豐富的重要問題：通什麼經？怎麼通經？致什麼用？晚清經師對這三個問題的看法差異極大，而我們今天重塑經學，也必須直面這三個問題的挑戰。

• 一、關於「通什麼經」

「通什麼經」即是講明通經的內容。

治經要有主經，以主經旁通諸經、傳記。

這是千年來先賢秉持的教訓。

泛泛地於初學時講持平、談兼主，不僅影響裁斷的品質，而且容易鈍化眼力的敏銳度。

這一點已被部分學者意識到。

各經之學自有家法，如先人講「禮是鄭學」、論《春秋》則應主董、何。

經學史中上分今古、下別漢宋，何鄭相攻、清末論辯歷歷在目，面對相似的課題，諸位經師的立論迥異，其根結無非在於諸經經教各有側重，不同的經教引導了不同的應時策略。

因此，選擇接受什麼樣的經教，即通什麼經，便顯得特別關鍵。

如上所言，當下，今文學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研讀《公羊》成為時尚，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

晚清經師改造經學，大大申發了《春秋》經義，三統三世夷夏之義被在新的意義上激活，成為應對時變的利器。

相比古文學的訓詁求實，晚清今學家特別看重今文學的「重義理」「講改制」，以期利用今學的這些特點，實現經學在新時期的變通。

今天，古今之變仍然是大課題，晚清學者沒有充分完成的應時任務，今天的學者希望能繼續有所突破。

因此，如康有為、廖平等學者被重視，而其共同的《春秋》學背景，也啟發者今人在《春秋》經傳上下最大的功夫。

然而問題是仍然存在的，為什麼是《春秋》而不是《周禮》？為什麼是今學而不是古學？這或許在呼喚讀經的當下不是大問題，但在不遠的將來，在經學土壤充分得到培養後，這種問題或將逐漸浮現。

古有何鄭之爭，近有康章之別，古文的傳統，始終綿延於歷史，召喚後進與今學相頡亢。

近日今學興盛，明日未必不會有持古文立場的學人提出高質量的異議。

然而，當代我們治經學，自然無意於去還原無窮盡的今古文爭鬥，那麼在通什麼經的問題上，便隱含著經學開展的一大關節：通某一經的理由必須得到清晰說明，且這種說明不僅要講明經的特色與時代意義、要對歷史上的異議做出合理的詮釋，更要對通經的方式予以方法說明。

那麼「通什麼經」的問題，便與「怎麼通經」的問題發生關聯。

• 二、關於「怎麼通經」

「怎麼通經」即是講明通經的方法。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一部分近代經師，其治經帶有很強的判教意識。

為了開宗立學，講明經術，拉大與異論的差距，他們大量使用辨偽的手法，甚至不惜將這種判別深入進五經層面，在大經大典中判別偽作。

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經學系統，但也破壞了經典體系的穩固性。

今天我們治經學，在研製專經、培養根底的過程中，只要下功夫鑽研就能有所收穫，「怎麼通經」的焦慮並不明顯。

然而問題在於，在以一經通向群經的過程中，學人該如何矯正自己的治學坐標？也就是說，接受專經之學的訓練後，一位學者該如何處理面對來自它經的異論呢？我們是要承認諸經之學都可自立旗幟，還是要在經的領導權上再展開一場大戰？

就今天來講，學界治今學的風氣較盛，上文已經說到，讀《春秋》、講《公羊》者不在少數，學者希望在這樣的立場上引領經學的重建，無疑是當下最值得注意的研究前沿。

然而，想要真正完成重建，就必須在經學的框架中給出通今文《春秋》之優先性的充分說明，而這種說明所要回應的，便是如何認識鄭玄的遍注群經、特重《周禮》，如何認識朱熹的博學通經、升格「四書」，如何應對當今可能出現的與這些傳統一脈相承的認識。

而說到底，則是需要對諸如《周禮》與《王制》，《公》《谷》與《左氏》這些大經大典在禮制、義理上的差異，提出一個有效的詮釋方案、解決方法。

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我們是否還要延續康有為的判教方法？我想，儘管小範圍的判教、攻伐不可避免，但是一定要警惕，不能把強烈的辨偽判教意識上升到十三經的大本層面。

這裡廖平的教導倒是值得參考，儘管他一變時嚴分今古，二變時更率先提出劉歆偽造說、創作《周禮刪劉》，但是進入三變以後，廖氏迅速調整了工作重心，系聯三傳，區別諸經的小大層次。

在他看來，經典的系統性是其整全性的基石，破壞了系統性，將嚴重消解經學的權威感。

我們要在經學不尊的今天重建經學，在處理經典的系統性時更應該改謹慎小心。

儘管諸經中禮、義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也確實要有辨析取捨，但是這種辯義、系聯不能演變成激烈的伐異，更不應極端化為偏激的判偽、裁割。

如此，才能時刻有意識地矯正經學建設的坐標，保證有品質的經學穩步推進。

• 三、關於「致什麼用」

「致什麼用」即是講明通經的現實關懷。

「致用」自然是經師的理想與目標。

晚清學人改造經學，是為了應對三千年之大變局，而今天我們重建經學更是為了承擔時代使命、回應現實問題。

不過，經學施展的場域，與其致用方式是需要得到劃清、講明的，這便是「致什麼用」的問題。

我們需要不斷思考，經學能夠致什麼用？應該致什麼用？

不得不說，近年經學復興，所伴隨的背景，是政治哲學的熱潮。

在習慣了由心性通向政治的敘事之後，漢代經學側重製度建設的特徵，給學界帶來了新鮮啟示。

不少學者正是抱著改善政治的理想走入經學的。

而從熱點話題來看，援引經義立法建制的主張，已經吸引了輿論的注意。

一部分學者期待經學資源能在制度建設之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認為，政治當然是最重要的話題，制度建設也是重中之重。

然而如何將經學展開為政治則是一個極其複雜操作問題。

經學的施用絕非是直接把制度從經典搬到現實，也絕非通過詮釋附會來文飾立法，我們的經學展開，絕對不能跳過中間培養人的那個重要環節。

在我看來，制度由人應時而創，而經學的長處在於養人。

今天，接受近代今文學教導的我們，對於泥古的危害，已抱有足夠的提防。

而在逐漸對守舊派的重視解讀中，也已警惕起過度詮釋引發的失據危險。

照搬古制自然難以應對萬千變幻，而單純倚靠義理加持也易走入文飾現實的歧途。

因此，唯有兼具古典關懷與現實眼光的人，才能切實有效地裁斷當下。

經學致用，正應致養人之用。

廖平有一段話說得好：「古人言通經致用，舊以為將經中所言施於政事，非也。

無論古今時勢不同，泥經敗績，試問古來經生，何曾有以功業見者？不流於迂疏，則入於庸懦。

……經如陶范，心如金土，以經范心，心與經化。

然後其心耐勞知幾，包大含細，原始要終，舉天下之大不足以亂其神，舉事物之繁不足以擾其慮。

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以其有製作之才；孔子所以言神化之效者，以其收博約之效。

」（廖平：《經話（甲）》）經學陶養有政治眼力的學人，並期待學人能將所習與自己的應變能力相結合，開創出真正堅實有效的政治。

以上所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這些問題或許並非當下的熱議，但是或將是我們幾年後要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