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社會史研究再出發:士族群體和石刻文獻是兩個入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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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史研究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明清以降的社會史研究發展比較順利,學者雲集,成果豐碩。

相比之下,在宋以前,尤其是中古時期,社會史研究還略顯薄弱。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夏炎如是說。

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與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第三屆古史新銳南開論壇」於近日舉行。

本次論壇以「中古社會史研究再出發」為主題,頗具意義。

社會史研究在諸歷史時段展開的不平衡性催生了此次會議的主題,而藉此「再出發」之際,呼籲中古史學者共同勉力於社會史研究,使之迎頭趕上、欣欣向榮,一方面從社會史的視角構建對中古歷史的多面相解讀,另一方面也為推動中國社會史的整體研究貢獻力量。

論壇現場

社會史研究有其獨特的範式與路徑,然而這是否意味著中古時期下的社會史研究特立獨行?中古研究與社會史的相互關照、有機結合,或許可為中古社會史研究提供一些範式上的啟發。

首先是極具中古時代特色的士族群體與社會史的結合。

夏炎認為,「作為一門專門史的社會史具有三個重要面向,即社會結構、日常社會生活與社會意識,而作為歷史上社會結構中特定人群的中古士族,當然是社會史的重要研究對象。

然而,在強烈的政治史問題意識的導向下,士族政治研究逐漸搶占了研究的話語權。

同時,一些本應該具有社會史研究意義的話題,如婚姻、思想等亦紛紛向政治性靠攏,士族社會史研究『邊緣化』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

」他接著說道:「實際上,士族研究是一個容量極大的多面話題,並非僅僅依靠政治史路徑便能夠完成歷史建構的任務。

」因此他呼籲重建士族研究的社會史範式,並稱之為「還士族以血肉」。

具體來說,「所謂範式的重建,是區別於以往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識研究,建立一種新的士族社會史研究範式。

這一研究範式旨在通過對不同時間、空間、族群、生態背景下的士族人群日常生活方式的歷史解讀,建構全新的士族史學術詮釋體系。

其核心學術理路是在以往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識研究的基礎上,著重探討士族日常生活的歷史諸面相,以『人』的生存方式為核心,重建特定歷史時期士族的社會生活圖景。

」這一範式突出了新時代下士族社會史的研究特色。

夏炎進一步提出,「根據目前的知識積累,士族日常生活史包括日常生活的時空背景、日常消費生活、家族與家庭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歷程、日常工作生活、日常交往生活、日常精神生活、日常文化生活、日常娛樂生活以及日常聚落生活等十大專題」,並對此做出了具體的研究構想。

有具體的研究方向,還應重視理論的升華,夏炎表示,「士族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目標不應當僅限於還原歷史上士族階層的生活面相,而是應當有更深一層的理論關懷,更重要的是要觸及社會歷史發展變遷的宏大問題,探討人的行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意義。

其次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出土石刻文獻與社會史的結合。

研究中古歷史,出土的石刻文獻,尤其是墓誌的運用極為重要,這些難得的地下資料蘊藏著諸多新史料,尤其是對於底層民眾的敘述與描繪,更是與社會史研究緊密相關。

北京師範大學徐暢博士在其關於唐永淳元年關輔災荒的社會史探討中就格外重視墓誌材料對唐代中下層官民應災面貌的記載。

她說道:「唐代災害史研究近些年來還是有許多學者用歷史學的辦法來解讀災害史料,但從我的視野來看還不能稱之為災害社會史的研究。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其時傳世的史料是官方的話語體系,包括正史和會要,它們主要描繪的是官方在災害應對中的措施與面相,但是我們對於中國農業社會中國家以外的,即社會層面應災的面相了解還不是很多。

當然,這也是由於受限於史料。

但是近年來,隨著一些墓誌或其他史傳材料的出現,為我們研究社會史提供了很多動因。

如出土文獻或唐代墓誌記載的中下層民眾或官員的經歷,為我們討論災荒史或者重建社會史視野下的災荒史提供了比較豐富充沛的材料。

」她認為,「將官方記載與可用的親歷災荒的官民墓誌記載相對照,分析災難中官方、民間各自的立場、反映與表現,並試圖貼近罹難者個體的體驗與傷痛。

以此全景,作為透視政治過程、社會結構的一種視角,推出富有新意的災荒史研究理路。

在會議閉幕總結中,徐暢進一步將石刻文獻所蘊含的的民間因子擴展到整個中古社會史研究中,她說:「社會史研究可以依據的史料有很大程度的拓展。

以往我們進行社會史研究可依據的傳世文獻有限,所以有很多話題難以展開,但是隨著出土文獻,尤其是推動中古歷史研究的相關文獻,包括紙本文書、石刻墓誌的出現,這其中除了揭示高層人士的生活動態以外,也有很多基層民眾生活的描繪。

藉助這些材料,我們完全可以構築一個如霍布斯·鮑姆所說的『自下而上』的歷史,這個『自下而上』的歷史就是我們社會史展開的場域。

第三屆古史新銳南開論壇與會學者合影(11月26日攝)

此次論壇還就其他議題進行了熱烈、細緻而有深度的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學者的討論並不局限於社會史研究,而是廣泛涵蓋了政治史、制度史、民族史、宗教史及性別史等領域。

各個研究領域互相交融,涉及到社會史的多個專題,多個角度。

社會史一些傳統的角度在本次會議中得到了表現,例如因血緣關係聯繫起來的社會結構的基本構成,如家庭、宗族、士族等。

對社會史的討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尊志的報告《秦漢時期居住建築裝飾及相關內容》和保定市文物管理局於素敏老師的報告《保定地區遼金佛塔研究》。

除此之外,還有比較抽象的社會史研究,如對基層社會治理和社會控制方面的研究,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玉興的報告《唐代地方軍府置獄與五代馬步獄的來源》揭示了唐五代時期軍府勢力對地方的影響。

在論壇中還可以反映出,一些新的研究視角被引入社會史研究領域之中,如性別史。

來自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孫正軍所提交的報告《被裹挾的司馬妙玉——讀新出<元忠暨妻司馬妙玉墓誌>》,即反映出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人生遭遇和人士軌跡。

許多學者提交的論文不僅僅是個案研究,而是烘托出一個大的背景,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呂博的報告《喪禮背後的身體史:漢唐間發須爪埋葬的禮與俗》,通過對漢唐間發須爪埋葬的概述,揭示出喪葬制度與禮俗所反映的時代文化、信仰的積澱。

學者的文章比較集中於兩個很有影響力的社會範式:第一個是隋唐制度的淵源,第二個是所謂的「唐宋變革」。

這種範式很好地解釋了社會的變遷,達到了一種理論和範式,在今天依然有其可貴之處。

當然,不僅僅是要停留在理論,也要對這些理論和範式做出實證性的研究。

第三屆古史新銳南開論壇匯聚中古史新銳,進一步推動社會史視角下中國中古史的建構課題。

同時,論壇為來自四方的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青年學者提供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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