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是桂學研究的基石

文獻是社會發展的記錄，是地區、民族、群體興衰的記錄。

桂學文獻記錄了廣西社會發展的進程，是廣西悠久歷史的重要載體，也是研究廣西發展歷史的重要資料。

回顧廣西歷史進程，探尋廣西歷史走向，離不開這些典籍文獻，正如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胡大雷所言，「桂學文獻研究是桂學之本」。

桂學著述文獻並不落後

許多既有觀點認為，廣西地處邊陲，開發較晚，因而文化相對落後，其典籍文獻要遜色於文化發達的中原和江南。

廣西學者、文獻學家黃華表先生曾在《廣西文獻概述》一文中說：「講到廣西的文獻，說也可憐，無論省志、府縣誌，已有記載或未經記載的，在數量上，要比之江南一個大縣，往往也比不上。

」

「學者所言廣西文獻之落後，是與文化最為發達的省份相比，主要是就著述文獻的規模、數量上而論。

」在廣西桂林圖書館館長鍾瓊看來，如就廣西著述文獻產生的時間、質量極其影響而言，則不能稱之為落後。

「早在西漢後期，廣西就已經出現了經學家陳欽所著《陳氏春秋》，其後出現多位經學家，也都留有著述。

東漢末年，蒼梧廣信還出了一位大佛學家牟子，其所著《理惑論》被譽為『佛教論著之祖』。

」她表示，唐宋以後，尤其是到了清代，廣西文化達到了封建時期的發展高峰，著述文獻也可謂蔚為大觀，王鵬運、石濤、陳宏謀等一流學人著述不斷，影響深遠。

近代以來，廣西湧現了語言學家王力、歷史學家羅爾綱、教育家馬君武、思想家梁漱溟等大批專家學者，也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學術著作。

鍾瓊表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廣西曾出現過許多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學者和藝術家，創造了無數學術、藝術經典。

「從這個意義上講，桂學著述文獻並不落後。

」

石刻文獻不可或缺

石刻作為一種獨特的歷史文獻，在學術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超在其著作《石刻史話》一書中提出：「了解和研究石刻，就是在了解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史、思想史、政治軍事史、文化史、藝術史、民族史、宗教史……就是在了解和研究華夏民族的兩千年古代文明。

」廣西境內碳酸岩分布面積廣，石灰石豐富，懸崖峭壁和熔岩洞窟多，為傳統的石刻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材料。

因此廣西存留了大量的古代石刻，包括摩崖石刻和碑刻。

鍾瓊表示，在桂學文獻研究中，應尤其注重石刻文獻。

廣西石刻歷史悠久、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反映了廣西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是研究廣西歷史文化的珍貴資料。

以桂林、柳州地區為代表的桂北石刻是廣西石刻文獻的主要組成部分，僅桂林保存的石刻數量就在2000件以上，其中以宋代石刻數量最多。

桂林摩崖石刻是中國石刻文化的瑰寶，學術界有「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漢碑看山東，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之說。

廣西教育學院文學院副院長何嬋娟表示，以摩崖石刻為主要特色的桂林石刻，歷來備受學者重視，如南宋陳讜為桂林石刻發出了「周南太史書」的讚嘆，將之與《詩經》和《史記》相媲美；清代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評桂林石刻曰：「唐宋題名之淵藪，以桂林為甲。

」 石刻文獻無疑是桂學文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文獻研究要下大力氣

桂學文獻研究要下大力氣、下苦功夫。

廣西桂林圖書館歷史文獻部主任覃靜表示，要掌握桂學古籍的收藏情況，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文獻普查，儘量掌握海內外藏書機構的收藏信息，絕非易事。

而要寫成一部名副其實、得到學術界認可的「桂學古籍總目提要」，則需要認真研讀全部桂學古籍的原作，不是一兩個人、一年半載就能完成的。

在梧州學院圖書館的西江流域民間文獻研究中心，記者見到了梧州學院桂學研究基地主要負責人王建軍。

他長期致力於收集和整理雜字、契約文書、民歌唱本等西江流域民間文獻，深諳文獻之於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他始終認為，文獻是桂學研究的基石。

王建軍一邊小心翼翼地整理這些泛黃的文獻典籍，一邊對記者說，「這些寶貝是我們千辛萬苦淘回來的，有些是當世孤本，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不可估量。

」他表示，這些珍貴的文獻典籍，諸如契約文書、宗教讀本、民歌唱本等，包含著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比如，這些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充分展示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桂學文獻整理研究，需要一批淡泊名利的學人長期不懈的努力。

」廣西教育學院黨委書記容本鎮表示，整理出版廣西古代文化典籍是一項挖掘、整理廣西文化資源的宏大工程，桂學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整理廣西曆代有代表性、有價值的典籍，從而形成一套相對完備的廣西古籍文庫。

記者 李永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