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江漢、鄭洛、成都——地區間的三角關係

【編者按】前不久本號曾轉發石家河文化玉器供大家欣賞，有不少讀者留言認為石家河玉器與三星堆造型很相似。

現摘發郭靜雲教授對此一問題的思考答案，歡迎繼續討論。

原文見郭靜云：《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215-224頁。

學者們已注意到二里頭與廣漢三星堆文化之間，應具有相當程度的來往或傳承關係以及交互影響作用，但因二里頭唯一中心論的影響，大多數學者也都認為，這是偃師二里頭文化向成都平原地區的傳播[1]，甚至認為「夏人」從偃師地區南下，再經過三峽西遷，但卻無法解釋這種向西南遷徙的動機和背景。

[2]筆者認為，這些關係只有以江漢為中心環節去理解才不會造成很多解釋不了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鄭洛與成都平原地區的文化傳播，則可以發現其中皆隱含有江漢地區文化的影子。

長江中游發現屈家嶺至石家河時代的二十餘座古城構成聯合城邦古國，筆者稱為「雲夢澤蘇美爾」[3]，並認為顓頊、堯舜和夏的歷史發生於此。

成都平原也發現了八座與石家河文化晚期同時的城，應也構成聯合城邦結構，學界以其中最大的城址寶墩，將之命名為寶墩文化。

寶墩文化為本土自行發展而成的文化，同時也可見其與鄂西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往來[4]。

可見從國家化進程來說，長江中游江漢地區絕對占有先機，但是到了石家河晚期、盤龍城早期時代，長江上游也進入聯合城邦古國階段。

這種情況當時在鄭洛地區還未發生，說明鄭洛地區的發展無疑在長江中上游之後。

所以，當時尚未那麼發達的鄭洛政權，難以大量影響發達的古國。

在盤龍城早期時代，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二期繼承自寶墩文化。

但與此同時，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鄭洛、江漢、成都平原的文化中，擁有許多共同主題，因此造成遺址中經常存有一些相類似的陶、玉、銅質禮器[5]。

由是，我們可以推論：在青銅時代，此三地不同的族群、文化與社會機體一直有些來往、交易的關係，甚或在某些時段中處於鬥爭、協盟或通婚的狀態。

就陶器形制來看，三地陶鬹的形狀十分接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家河細高形瘦袋足陶鬹，與長江下游的良渚陶鬹略有不同（圖百廿四）。

並且有些特殊代表性的器物，恰好同時出現在江漢、成都與鄭洛地區，如帶有眼形符號飾周索狀堆紋的陶尊：見於江漢荊南寺遺址[6]、約莫同時期的三星堆二期[7]和偃師二里頭[8]（圖百廿五：1、2）。

鄂西路家河二期硬陶上，也出現了眼形符號（圖百廿五：3）[9]。

圖百廿五

當筆者思考此三地的眼睛符號之共同來源時，注意到新石器中晚期，豫中賈湖遺址上層出土的帶刻紋龜甲，其刻紋恰好是眼睛形狀（圖百廿五：4）[10]。

雖然因為兩者之間時代相隔很遠，故我們難以討論其間的關係。

但這些地區仍屬相同的地理範圍，在早期便已有資源、技術、器物的流動。

例如，在賈湖遺址同一層中，曾發現了三件綠松石的配飾[11]，其原料為豫西南、鄂西北的礦物。

而賈湖的稻作技術，則與長江中游澧陽和江漢皂市下層、城背溪文化有關[12]，據科學分析顯示，賈湖農作均屬於南方文明的技術系統[13]。

此外，賈湖遺址中許多遺物和情況，與豫南淅川下王崗早期文化一致[14]。

這或許說明豫中地區與豫西南、鄂西早已開始有密切的關係。

（直至新石器與青銅時代交接之際，其互動範圍擴及鄭洛地區。

）

晚於豫中賈湖遺址三千餘年的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玉面像，其眼睛形狀，與青銅早期豫、鄂、川三地的眼睛符號完全一樣（圖百廿五：7－8）[15]。

在殷墟小屯發現的玉人頭像，咸被學界認為是石家河文化系統的遺產，其眼睛形狀亦是如此（圖六九：3）[16]。

新砦二期器蓋上龍面眼形亦復如是（圖百廿五：5）[17]。

而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兩件綠松石眼形飾，其形狀也是相同的（圖百廿五：6）[18]。

最後是金沙遺址，出土了25件大型銅眼睛形器，長度從17到26.3公分都有，形狀與本符號完全相同（圖百廿五：9）[19]。

這個線索也值得我們思考：或許此一現象便象徵著鄭洛、江漢、成都平原這塊三角形地區自青銅時代早期以來已有較強的文化傳播及相互影響關係。

此外，學者們也發現，此類眼睛的形狀，恰好與商文明中饕餮的眼睛形狀相同[20]。

此條線索頗為關鍵，或許能夠補證饕餮構圖的基礎，是否可能是逐步形成於青銅初期的江河平原範圍內的精神文化之中。

在此，江漢石家河文明的貢獻，或可以被我們視為信仰之源頭，邱詩螢對饕餮眼睛的特殊形狀進行系統的研究，顯示其源自石家河晚期高等貴族的信仰脈絡[21]。

荊南寺硬陶饕餮形的神紋，亦指向同樣的來源，其與二里崗陶器饕餮紋飾十分近似（參圖五二：1－2）。

如果從玉器來探索，二里頭的石器、玉器亦可以顯示出這種以江漢為中心點的三地關係。

江漢地區從大溪文化以來可見製造玉器的傳統。

其實從新石器晚期以來，整個長江中下游都屬於精彩輝煌的玉器文化體系。

到了青銅時代在石家河遺址群中的羅家柏嶺發現製造玉器的作坊，證明高水平玉工技術的本土性[22]；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傳播範圍頗廣：山東龍山文化、西北陶寺文化、陝北石峁文化和甘肅齊家文化、河南新砦和二里頭文化遺址都可見。

在本土直接繼承石家河文化的盤龍城文化，其大部分玉器形狀源自石家河文化，且玉器造型特別大而精美，技術高超。

殷周墓葬里也經常出土石家河或模仿石家河形狀的玉器。

至於鄭洛地區，二里頭之前很少出現玉器，在二里頭遺址中出土的玉器不多，皆出自後期的墓葬里。

從器形來說，比二里頭早幾百年的石家河文化遺址里所發現的玉器器型非常多，如玉鏟、玉圭、牙璋、神面像、虎頭、鹿頭、龍、鳳、蟬、琮、環、璜、管以及其它細緻雕刻的玉器，而在二里頭晚期墓里發現玉戈、璧戚，此外還有所謂「玉柄形器」、玉圭、玉鏟、牙璋、多孔刀……等。

[23]筆者對這些器形來源曾作過一些分析，可以證明：最早的玉戈見於長江中游地區，而迄今所知最大的玉戈發現於盤龍城遺址中；玉鏟、多孔刀都是長江中下游凌家灘、屈家嶺、石家河、良渚時代常見的禮器；筆者對牙璋的來源分析，指出鄂西、湘西山地為其發祥地；小型的玉圭曾出土於石家河文化遺址中，而在山東日照龍山遺址出土的玉圭，亦有許多學者認為其圖案最可能源自石家河文化（如參圖九四：4－6）[24]；而所謂「柄形器」實際上是石家河人、盤龍城人所用的祖先牌位，這種代表長江中游文化精神信仰的器型亦見於其後殷商文化[25]，下文第十章將進一步探討。

此外，玉圭和牙璋亦多見於成都平原地區的三星堆文化遺址中，成為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物品[26]。

以上或可佐證這三地之間，確實可能有所關聯，意即：成都平原與鄭洛地區之間的文化傳播，皆以江漢地區為中心環節，且以江漢地區為技術、文化的發祥地。

石家河玉器的影響力非常大，既保留在本土青銅文化中，又同時往北、向西、向東傳播。

譬如，西北掠奪族群遺址中亦發現很多石家河玉器；在長江上游的文化之中，石家河器型持續存在很久時間，成為三星堆文化的標誌物；向東傳播到達山東龍山；向北傳播到達黃河中游。

殷墟也有許多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石家河類型的玉鳳發現在殷墟婦好墓里；其餘如與石家河類似的所謂「柄形器」（即「祖」形器），以及其他許多殷周時期遺址出土的最精緻的玉器，其玉刻技術和藝術，皆明顯可見源自石家河的痕跡（如參圖六九；皕十八；皕十九；皕四一、皕四八；皕六二等）。

圖百廿六

二里頭的玉器形狀皆可見於南方，但南方卻擁有許多二里頭不曾出土過的玉器形制。

至於在二里頭出土的綠松石銅牌（圖五二：3；百廿六：1；百卅五：1）[27]，其構圖與新砦二期器蓋上的龍面圖十分接近（圖百廿五：5）；在三星堆同時代的地層中，也曾出現了同類銅牌（圖百廿六：2、3）[28]；江漢地區迄今雖未發現早於或與其同時的器物，但作為此類器物主要原料的綠松石，卻僅產於該地區的西部山地；石家河和盤龍城文化遺址多次發現過綠松石雕刻和裝飾品，盤龍城也出土過綠松石黃金龍像；陶寺遺址上曾發現玉骨綠松石組合簪，在學界均被歸納為石家河的遺物；石家河玉器、綠松石器亦曾出現在更遠的陝北遺址中。

是故，雖然綠松石銅牌目前只發現在二里頭和三星堆，但從間接的資料來看，欠缺的中心環節應該在漢江石家河——盤龍城地帶。

若我們僅以「二里頭的文化傳播」來解釋這些現象，恐怕將會出現以下幾點疑問：第一，從地理的脈絡思考，與其認為文化的傳播可能從遠北角落通過漢水、長江而發生影響，我們還不如思考：是否從某文明中心之地，同時傳往北、西方向的可能性較大？第二，學界早已發現，石家河文明對早期三星堆文明的演進影響很大[29]。

第三，兩湖與渝川之間的關係頗為古老，在新石器晚期時，大溪文化已跨至峽江地區，因此重慶巫山大溪遺址的文化類型，被考古界歸屬到長江中游大文化體系。

第四，時間的脈絡和地理的關係，都使我們否定其來源為鄭洛地區文化所創建的可能。

第五，若我們非得推論鄭洛地區具有龐大的影響力不可的話，則必須解釋其基礎和勢力來源。

但資料卻顯示：鄭洛地區各族群文化的基礎較薄弱，難以產生強權勢力。

[30]

但是如果我們接受以江漢地區和江漢文化為中心環節，則不僅能脫開以上疑慮，且能解決其它文化關係的問題。

古代禮器造型的意義解讀，一直有一種關鍵性的困難，即判斷禮器的文化屬性。

中國在三代時期有數種不同的文明，其各自的生活環境、背景、經驗、語言、觀念應有差異。

但儘管如此，禮器造型雖然有地方特色，但是很多規律卻相近。

這說明到殷周時期，上層文化來往的程度高，這包含了信仰觀念的互相影響以及形象互相借用，並且加上當時交換、掠奪等原因，使得禮器的流動率也相當高；在製造技術方面，也有不斷的互相學習的關係；掌握集權的大都市的形成和出現，更又引起技術人才的流動等。

因此，雖然在殷周時期的地圖上有很多獨立的國家，文化面貌並沒有統一，但地方的異同問題並不那麼容易辨認。

首先我們必須得承認共同的特點，從此基礎上才可以做更進一步的研究，細緻分析地方特點，並特別注意到器物的流動（出土地點未必代表製作地點）。

就各地禮器共同性而言，首先就是夔龍神紋恰好在各地出現。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所謂「中原文化體系」（被誤視為以鄭洛為中心）和三星堆文化體系似隔距最遠。

但仔細觀察容易發現，鄭洛「中原」與三星堆禮器的形象有極多相似之處，因此南、北文明間的屬性更難以區分。

除了經濟來往、青銅原料交易、器物流傳外，商與三星堆文明在禮器造型上也有通用的母題，顯示兩者精神文化上的關係。

在鄭洛「中原」地區，從二里頭到西周，禮器上的紋飾符號都可以歸為三類符號：彎形、璜玦形和夔形的雙嘴龍，而在三星堆絕對為本地類型的禮器上，同樣可見這三種夔神紋符號（圖百廿七：1）[31]。

許多三星堆出土的銅鳥身上的神祕符號，與殷周通見銅質、玉質鳥的造型雷同，都屬夔神紋的變形，如三星堆出土銅鳥（圖百廿七：2）[32]和婦好墓出土玉鳥（圖五四）。

三星堆銅殿、銅樹[33]，都屬當地文化的特殊禮器，但其也有共同的符號紋飾，如銅樹足部和銅殿頂部的夔神紋、銅殿頂部還有明紋飾帶，是商文明禮器常見的飾帶，在銅斝和銅爵兩柱的菌形柱頂上幾乎都出現（圖百廿八：1—3）[34]。

甚至三星堆銅人座的紋飾，也是雙嘴夔龍神紋符號的變形（圖百廿八：4）[35]；若看三星堆銅面的鼻形，也容易發現其與商時文明通用的禮器上夔型扉棱形狀亦相同（圖百廿七：3）[36]。

圖百廿七

三星堆面像的夔形鼻子表現出很獨特的形象，但是如果思考其意義，可以發現其與饕餮鼻形令牌的演化是一樣的。

亞丑方彝蓋鈕上的符號是「自」（鼻子）；而山西出土的方彝蓋的構圖也突出肉厚的龍鼻，但作完整鼻子往上的龍頭造型（參圖九六）。

這些造型均讓我們理解：與天上有關聯的呼吸器官以及在天中升降管理死生的夔，兩者屬於同一觀念的不同形象，三星堆的禮器只是更加突出此意思，可見江河中原與成都平原兩地的信仰觀念是一致的。

從禮器造型可見，商文明與三星堆文明信仰，雖有各自的獨特性，但也有共同的概念，並以共同母題為基礎。

該母題均源自長江中游青銅時代早期文化。

如果將「二里頭文化」改名為「盤龍城文化早段」，以指出該文化的發祥地，則兩地信仰的關係會變得容易理解。

盤龍城文化基於後石家河文化，大約距今3800年以來在長江中游形成，而在歷史上成為商文明的基礎和發祥地，並在空間上深入影響到整個江河之間的中原地區（鄭洛地區二里頭、二里崗文化乃分別屬於盤龍城文化早、晚時段的北方類型），其影響力進一步北越黃河，到達晉南、殷墟、河北等地。

同時順著長江流域，盤龍城文化禮器的母題，東傳到吳城、甚至馬橋（先吳和先越文化），西傳到三星堆（先蜀文化）。

長江中游地區與長江下游的關係可以溯源至新石器中晚期，是互相受影響的以稻作為基礎的文明體系；長江上游則從新石器晚期以來逐漸吸收、消化中游文化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最後於青銅時代早中期孕育了本土古國文化。

因此，長江中游地區在青銅時代早期，作為古文化地理區的「江河中原」，在長江下游、長江上游、華南嶺南、黃河華北幾大古文化區之間，扮演文化傳播、交流的中心環節，導致在寬大的空間和地理區域上出現相近器形和紋飾等文化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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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金鵬，《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及相關問題》，《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頁3－9；江章華，《十二橋文化與周鄰文化的關係》，《成都文物》，1998年第1期；張天恩，《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試探》，《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5期，頁68－77；黃劍華，《三星堆文明與中原文明的關係》，《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頁51－59。

[2]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與夏人西遷》，《江漢考古》，2005年第1期，頁60－67。

[3]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4]王毅、孫華，《寶墩村文化的初步認識》，《考古》，1999年第8期，頁63－70；孫智彬，《中壩文化與寶墩文化辨》，《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3期，頁5－16；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38—80。

[5]徐學書，《蜀國早期青銅文化年代的再探討》，《成都文物》，1994年第4期；高應勤、盧德佩，《長江西陵峽至川東夏商時期文化初析》，《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鄧伯清，《四川新凡縣水觀音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59年第8期，頁404－410、453；李昭和、翁善良、張肖馬、江章華、劉釗、周科華，《成都十二橋商代建築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第12期，頁1－23、37、99－101。

[6]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荊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頁684，圖七:11。

另參荊州博物館主編，《荊州荊南寺》。

[7]王毅、張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頁19，圖五。

[8]二里頭考古隊藏81IIIT22(3)，據筆者自攝照片。

[9]長江水利委員會編著，《宜昌路家河──長江三峽考古發掘報告》，頁24，圖十四。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馮沂、張居中，《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期，頁1－14、47、97－100，圖二九。

[1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馮沂、張居中，《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圖二七。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40－381、532；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陽縣博物館、張居中、潘偉彬，《河南舞陽賈湖遺址2001年春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頁20－23；張居中、王象坤，《賈湖與彭頭山稻作文化比較研究》，《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頁108－117；楊肇清，《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生產工具的初步研究》，《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頁118－123。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王增林，《尉遲寺遺址的植物矽酸體分析與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頁412。

[14]張居中，《試論賈湖類型的特徵及與周圍文化的關係》，《文物》，1989年第1期，頁18－20。

[15]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石家河考古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第一冊，頁316，圖二五一。

[16]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7。

[17]顧萬發，《試論新砦陶器蓋上的饕餮紋》，《華夏考古》，2000年第4期，頁76－82。

[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頁258，圖169：7、8。

[1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義、王方、張擎，《成都金沙遺址I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第4期，頁17、23，圖五七、頁24、25，圖六二。

[2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頁258。

[21]參邱詩螢，《石家河文化神目研究》，《紀念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學術研討會》，天門，2015年，11—12月。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雲鵬、王勁，《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頁191－229。

[23]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八區發掘簡報》，《考古》，1975年第5期，頁302－309、294、328－329，圖四；偃師縣文物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頁27，圖版、壹貳；楊國忠、劉忠伏，《1980年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3期，頁199－205、219，圖一〇、圖版壹；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頁249－251，圖161－163；頁168，圖257；頁342，圖238；圖板118、119、112、125；許宏，《二里頭遺址文化分期再檢討──以出土銅、玉禮器的墓葬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頁44－52；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石家河考古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著，《肖家屋脊──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一》，頁331，圖二六一；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10－122、167、168，圖74－86、140、141；戴應新，《神木石岇龍山文化玉器探索（二）》，《故宮文物月刊》，十一卷第六期（總126期），1993年，頁46－61；顧問、張松林，《二里頭遺址所出玉器「扉牙」內涵研究──並新論圭、璋之別問題》，《殷都學刊》，2003年第3期，頁22－32。

[24]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頁19；王勁《石家河文化玉器與江漢文明》，何介鈞主編，《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曁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鄧淑萍，《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六）──飾有弦紋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94年，頁82－91；林巳奈夫（日）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年，頁232－243。

[25]詳細地討論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134－141、302－306。

[26]高大倫，《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2期，頁82－86；敖天照，《三星堆玉石器再研究》，《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頁39－45。

[27]楊國忠，《1981年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發掘簡報》，圖五、圖版二；葉萬松、李德方，《偃師二里頭遺址獸紋銅牌考識》，頁40－48。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廣漢市文物管理所、陳德安、敖天照，《三星堆遺址真武倉包包祭祀坑調查簡報》，《四川考古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三。

[29]盧德佩，《試論鄂西夏商時期古文化》，《四川文物》，1993年第2期，頁3－9；楊華，《從鄂西考古發現談巴文化的起源》，《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1期，頁30－43；楊華，《鄂西地區與成都平原夏商時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江漢考古》增刊三，1998年；羅二虎，《論鄂西地區的夏商時期文化》；楊權喜，《三峽地區史前文化初論》，《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頁75－8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楊權喜，《湖北秭歸大沙壩遺址發掘報告》；裘士京、陳震，《三星堆青銅頭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從三星堆青銅頭像看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成都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頁41－43。

[30]對此問題更進一步的討論，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31]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347拓片三三、三四；328，圖一八二。

[3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頁334，圖一八四。

[3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頁234，圖一三一；圖版八二。

[34]有關「明紋」定義下文在專門討論。

[3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漢市文化局文館所、二陳，《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5期，頁5，圖七；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頁162，圖82。

[3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頁197，圖一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