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印紋硬陶技術與神紋母題

本文摘自郭靜雲《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五章第六節。

（一）長江中下游三個區域

硬陶技術和硬陶上的神紋未必是同源，所以需要加以思考各種可能性。

假如神紋的前身是雙圓雙勾結構所組成的鏤孔紋，且此紋飾雖然會有些皂市下層文化的影子，不過似由崧澤文化始創和定型，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推論以長江下游精神文化為源頭，並尋找從崧澤到馬橋的傳承關係。

從上海廣富林遺址來看，其第一階段屬良渚晚期，在該地層有典型的似崧澤鏤孔紋的細泥質黑衣灰陶圓足盤（M30:3，圖百卅一：1），而第三階段則已出現印神紋的硬陶（H124:5，圖百卅一：2）[1]，不過，兩者是否有傳承的關係，實難以釐清。

廣富林第一階段的器物以良渚風格為主（圖百卅一：3、5）；第二階段的器物較雜，有典型的良渚風格的魚鰭形足鼎（圖百卅一：6）。

在第一階段所見陶鬹均為良渚類型（圖百卅一：3），在第二階段另出現近似石家河類型的鬹（圖百卅一：4）。

長江下游地區自然環境不穩定，導致文化斷斷續續發展，文化高峰期與低潮交替出現，外來影響與本土消化、新創建的因素經常難以區分。

考慮到崧澤文化時期鏤孔紋飾似乎有夔形的規律，且在馬橋階段神紋硬陶特別多及發達，所以，筆者以為，長江下游文化對神紋的形成應有所貢獻，但是更確切的淵源關係尚難以釐清。

圖一三一

不過在長江中游地區，早在皂市下層、湯家崗、大溪、屈家嶺文化就有零散出現的似為神紋的圖案，包括既有鏤孔紋，亦有彩繪紋，又有與商文明神紋技術一樣的印紋（參圖百十九至百廿一：1；百卅六：1－4），是否神紋母題源於此？在此問題中，還有一個頗為關鍵的角色，即長江中、下游之間的薛家崗、樊城堆、鄭家坳等極少被研究的江西和皖南地區的文化。

湖口縣史家橋、靖安縣鄭家坳、永豐縣尹家坪、清江縣築衛城、樊城堆等遺址中，在時代偏早的地層中有雙圓雙勾結構所組成的鏤孔紋（圖百廿一：2—4）[2]，偏晚的地層則有很多幾何印紋硬陶，其中以所謂「S」形印紋，即彎形或雙勾形的神紋硬陶為主（如圖百卅二：1—4等）。

[i] 換言之，在長江中下游大文化體系中，可能有三個大文化區的傳統影響了神紋的衍生。

我們想再進一步從兩個方面思考這三個地區的貢獻：一是從硬陶技術；二是從神紋的結構和其所隱藏的信仰。

（二）如何衍生了硬陶技術？

硬陶和原始瓷器的衍生，是陶瓷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鄙陋不敢詳細討論，本處只擬從研究神紋硬陶的假度提出芻議。

長江下游最早出現硬陶是在錢山漾一期、廣富林文化晚期階段，數量比例不超過1%，並且發掘者提出這些印紋硬陶沒有商文明硬陶那麼硬[3]，年代以筆者重新校正為距今4100—4000年間[4]。

長江中游地區則從石家河文化晚期始，鄂東南地區出現了少量硬陶，如大冶蟹子地下層等遺蹟[5]，年代從後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300—4200年起）少量的硬陶殘器，一直到盤龍城時代均可見硬陶技術的發展。

從此年代對照來看，鄂東南地區的硬陶比廣富林文化早，技術也更加進步，因此，硬陶技術最有可能是源自於長江中游地區。

目前最早帶神紋的硬陶發現在盤龍城遺址一期的遺物中，盤龍城一期年代跨度很大，對上限的研究不足，而下限或在距今3800─3750年前。

[6]

但是江西地區也有很多遺址，年代比吳城文化早，可能相當於盤龍城文化一、二期或者到達石家河文化末期時代；但是，因沒有做過更細的分析和測年，早晚的關係還是不清楚，所以難以具體判斷。

在這些遺址中，硬陶的出土率均很高，但基本上出自較後期的文化層中。

其中，南昌青雲譜遺址出現了多種泥質陶器，硬陶片不算少[7]；瑞昌縣良田寺遺址很多器物與良渚接近，並有印紋軟陶和印紋硬陶[8]。

這兩處遺址可能代表硬陶技術的早期階段。

瑞昌螺石口遺址年代被視為與前兩處相近，但發現硬陶片已經很多[9]。

江西地區臨川[10]；南昌蓮塘[11]；萬年[12]；德安縣米糧鋪豬山龍和黃牛嶺（圖百卅二：5—9）[13]、蚌殼山（圖百卅二：10、11）[14]、陳家墩（圖百卅二：12）[15]；永修縣界牌嶺（圖百卅二：13）[16]；九江縣神墩（圖百卅二：14—16）[17]等遺址幾何印紋硬陶很多，包括吳城遺址出現的神紋硬陶亦甚多(圖百卅二：19—22）[18]。

圖一三二

學界對於江西幾何印紋硬陶的年代的看法並不一致，最晚者認為不早於春秋時代[19]；最早者認為，早期硬陶的年代符合所謂薛家崗晚期或樊城堆文化（江西地區文化定義概念尚未清楚），即從青銅時代早期起，相當於江河中原的石家河文化時代晚期。

筆者初步搜集資料推論認為，這兩種極端的看法一樣存疑。

吳城文化和盤龍城文化一樣都是硬陶技術發達，雖然有部分學者，依河南為文化發祥地的前提出發，把吳城的年代退到殷周，但卻有大多數學者同意，吳城與盤龍城對照較為合理，二者興盛的時代相當於鄭洛地區的二里頭四期至二里崗時代，其中，吳城的興盛略晚於盤龍城[20]。

從起源的問題而言，江西地區年代測試數據比兩湖還少，所以不能依靠數據比較解決時代早晚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回到重點：硬陶需要很高的窯溫，超出日常燒制陶器的範圍，背後的動機到底是什麼？為什麼青銅時代長江中游的人們會發明硬陶技術？對此，筆者有一個推論，硬陶技術發明離不開煉銅技術的發展，在掌握鑄銅技術之際，人們亦學會控制高溫度陶窯，同時創造了硬陶技術。

石家河晚期出現的硬陶，恰好主要分布於鄂東南鄰近大冶銅礦的地區。

江西銅礦特別豐富的地帶，也是硬陶發現最多的區域。

筆者認為，由於長江下游應沒有銅礦，不是最早發展鑄銅技術的區域，所以硬陶技術也不可能是良渚、廣富林文化的創造，測年分析也表明，廣富林文化硬陶比石家河文化的同類器時代要晚。

進一步思考硬陶與鑄銅技術發展的關係，由於製造硬陶需要的溫度比煉銅還高，硬陶應該不是冶煉技術尚處於搖籃時代的發明，而是鑄造青銅器已到較高程度的指標。

早期的鑄銅技術用石范，盤龍城、吳城都發現有石范，但用石范只便於鑄造小型的器物，在幾百年時間內已穩定掌握鑄銅技術的人們，自然會找出辦法鑄造更大的器物，經過很多試驗，而發明了陶范。

盤龍城鑄銅遺蹟的結構與制陶的龍窯相似[21]，當然鑄銅陶范的成分與硬陶有所不同，但是陶范冶金的目標與硬陶的性能接近。

因此可以很合理地推論：尋找陶范以及建造陶質煉爐技術的人，在此過程中順便也發明了最高級的陶器——硬陶。

田海峰先生曾指出，在煉銅的過程中，煉爐自然瓷化而成為夾砂硬陶，此乃硬陶和原始瓷器技術的濫觴。

「原始青瓷經過在青銅冶煉的『母體』中的『孕育』一旦『分娩』出來，就逐漸表現出其頑強的獨立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22]換言之，硬陶是鑄銅技術發展的副產品，從技術作用的瓷化煉爐、陶范，到進一步發現瓷化現象而用高級陶土的試驗，最終創造出作用高級的精緻硬陶；得到社會欣賞而開始被用作寶貴的禮器以及高級貴族的用具。

由於漢代以來形成以黃河為主軸、鄭洛為中央的正統歷史概念，影響到我們迄今對長江流域古文明的認識，導致研究不足、考古資料超級零散，也缺乏最基本的測年數據和系統的發掘資料。

因此從目前資料來看，我們只能寬泛地描繪硬陶技術的發祥地為鄂東南贛西北銅礦及周鄰地區，年代大約從距今4200年起。

這一區域屬於中國境內最早發展鑄銅技術的文化，鄂東南與贛西北硬陶技術的共同性很高，應該將其視為青銅時代早期一個大的文化體系。

鄂贛古礦遺址的考察，使筆者獲得進一步的理解。

首先，鄂東南贛西北文化面貌一致，在銅石並用時代鄂東南、贛西北和皖西南地區是文化互有來往的區域，長江北岸的鄂東南（如武穴鼓山等遺址），以薛家崗文化特色為主，以屈家嶺文化為輔[23]；長江南岸的鄂東南（如黃石市地區屈家嶺文化遺蹟），以屈家嶺文化為主，以薛家崗文化影響為輔。

到了青銅時代，從鄂東南贛西北采冶遺址來看，其文化面貌相當一致，基本上可以確認，是同一文化的人群開採銅礦的遺蹟。

那被開採的銅料主要用於哪一地區？哪些人發展冶煉鑄造，他們的文化中心在哪？

鄂東南贛西北礦區以東有鄱陽湖平原，當時或許有農耕文化的存在，但是沒有留下遺蹟，並且假如曾經有早期農作社會，到了石家河文化時期，因水位很高，海拔5至20米左右的平原地區沼澤化嚴重，所以無論新石器時代是否有早期社會，自然條件不允許他一脈相承地進入青銅時代。

鄂東南贛西北礦區以西則有一脈相承的農耕文明，從屈家嶺時代開始認識銅，而在石家河時代依靠鄂東南贛西北礦區的礦料進入青銅時代。

雖然迄今在屈家嶺文化遺存中未確認有紅銅發現，但其文化層中已明確出土過磨碎的孔雀石[24]，零碎見過銅鑽、銅鉤，可惜沒有作鑑定和記錄；而且，其早期國家的社會面貌以及石製品的發達性，都符合銅石並用時代文化的特徵。

其實早期的銅器只是細小的錐針類，如果不注意，很難發現它們的存在。

大冶陽新大路鋪[25]、牛頭山、紅衛鐵礦上羅村、鲶魚墩等大冶銅礦區經常有零散發現的屈家嶺時代的遺存[26]，說明距今5000年在銅礦區已有定居聚落。

銅礦區的自然條件不符合稻作要求，原本只能有遊獵生活，只有在發現某一經濟的好處之後，才能使人定居，從後期的發展可知：這一經濟優勢就是銅礦。

大路鋪遺址共有十個文化地層，其中第十、九兩層相當於屈家嶺和石家河早期，目前已在第八層發現開採銅料的痕跡，以及六塊冶煉熔渣和一塊爐壁殘塊，陳樹祥先生將之視為石家河時期開採銅料的痕跡，這是相當可信的[27]。

直至石家河時代，在離銅礦200－300公里的石家河城址中已發現被磨碎的銅礦石（孔雀石）、銅渣、小型紅銅和青銅用具，以及煉銅坩堝，這已無疑是青銅早期的國家文明。

天門石家河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時，人們在祭壇上進行冶煉，說明已非常深入了解孔雀石；石家河中期已發現鉛銅合金的殘片[28]；石家河中晚期地面的孔雀石已採集完，而開始向地下開採。

這些資料，足以告訴我們：屈家嶺時人們開始在銅礦山區定居，是與銅料的發現有關係的。

2013年湖北考古所在勘探大冶香爐山遺址時發現爐渣，其中部分爐渣與屈家嶺文化特有的蛋殼彩陶碎片在同一地層出土。

[29]筆者認為這一發現非常重要，需要積極研究，不排除它能成為屈家嶺時期開始冶煉的直接證據。

從屈家嶺、石家河早期時人們到礦區定居而採集露天散見的銅礦石，逐步發展到開採；與此同時在銅礦區開始出現硬陶，這揭示出石家河文化人進一步試驗、發展鑄銅與陶窯的技術。

也就是說，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鄂東南贛西北銅礦的開採者，都屬於同一文化體系，這種開採濫觴於石家河文化，因為石家河中期以後地面礦石已採集完，而銅器的需求卻越來越擴展，所以必須得開始開採。

此外，從現有的資料基本上可以看到，人們是從西往東開拓金屬礦。

鄂東南有石家河時期的開採遺蹟，而贛西北開採銅礦遺蹟的時代都偏晚，如江西瑞昌銅嶺古礦最早的碳十四數據相當於盤龍城五、六期（絕對年代是相當於公元前1400年前後），這時硬陶已很多、硬陶技術已很高；按照這些資料，發掘者把贛西北銅嶺古礦開拓開採年代定為二里岡上層（盤龍城五、六期、吳城二期）是準確。

[30]

不過，銅嶺的硬陶與盤龍城和吳城都有相似之處，這已經是吳城興盛的時代，所以兩邊的人會用此礦區。

但是贛西北地區也有更早一些的開採遺蹟，如近幾年發現的蕎麥嶺遺址。

蕎麥嶺遺址的文化面貌很明顯地符合盤龍城文化，筆者同意發掘者的看法，蕎麥嶺遺址早期年代應到盤龍城二期或略早[31]。

筆者認為，蕎麥嶺遺址的發現非常重要，其能助於了解，盤龍城時代青銅文化革命性的發展到底奠基於什麼基礎。

石家河時代人們還不能做大型的足夠堅固的青銅器，但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方法，可是鄂東南礦區只能提供鉛和銅，石家河人確實已學會了鉛銅合金；但是盤龍城青銅器都是鉛錫銅的合金，說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盤龍城文化的過渡時期，人們了解錫料的重要性，並努力掌握三種成分的合金技術。

蕎麥嶺遺址的發現給我們指出，當時錫料來源就於此。

大路鋪遺址石家河末期地層發現含錫料的銅片，但是合金比例錫占41.34%，這種比例肯定在鑄造時就已足以使器物破碎（含30%以上錫料的合金特別易碎。

或許為了減少易碎的後果，該銅片多加鉛到25.02%，銅只占19.84%）[32]。

從這樣的成分來看，這應該不是器物的殘片，而是反映古人試驗的過程，說明其時尚處於努力提升冶煉技術，鑄造大型堅固青銅器的摸索和試驗階段。

在這些探索、試驗的基礎上，盤龍城文化掌握了銅鉛錫的合金技術，同時掌握陶范技術，所以能夠製造大型堅固的青銅器。

因為資料過於零散和殘缺，目前尚無法知道長江中游青銅技術趨於定型、穩定和成熟的時間，或許可以考慮盤龍城文化一、二期左右。

目前的資料只是表達，盤龍城三期鑄銅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可以鑄造大型而堅固的器物。

蕎麥嶺遺址的核心價值應該就在於其處在錫礦區，盤龍城人開拓蕎麥嶺，以獲得穩定的錫料來源。

從石家河晚期大路鋪、蟹子地、香爐山與蕎麥嶺遺址比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從西往東開拓金屬礦的情況，而這些石家河、盤龍城人，恰好是楚文明體系中夏、商朝代的人們。

換言之，筆者認為，硬陶的發明是鑄銅技術的副產品，發明者就是那些在鄂東南銅礦區居住並不斷進行試驗的楚文明之夏王朝人；硬陶技術在楚文明之商王朝繼續發展，且隨著冶煉技術的興盛，商王朝人進而開拓江西地區的金屬礦，從而使硬陶技術也往東發展。

進一步將盤龍城與吳城文化比較可知，盤龍城文化從三期以來，鑄銅、硬陶技術都已到達很高的水平（在鄭洛地區相當於二里頭三期），這一掌握銅礦的楚商王國的權力和影響力在當時已很廣。

而吳城文化興起的年代比盤龍城偏晚一些，大約相當於盤龍城五、六期，但快速到達極高的水平，這種快速掌握青銅技術的情況，是學習、吸收外來技術的指標，即從盤龍城楚商文化學到鑄銅技術，並配合自己的需求而快速發展；同時也學到硬陶技術，且依賴著自身原本就有的優質瓷石土資源，更進一步將硬陶技術發展到極高水平。

接下來歷史上發生大變化：楚商遭受到北方占領者的打擊和毀壞，被殷商王室占領，而吳文化群城（當時應自稱為虎國）並沒有被毀壞，其地理位置偏遠而使其避過殷商軍隊的攻擊，所以吳（虎）的貴族仍得以保留其獨立性而延續到更晚時期。

所以從硬陶發明、發展與興盛時代來說，該技術發明於鄂東南，發展時到達贛西北，興盛時到達贛中，但在贛中地區硬陶的發展沒有中斷，所以殷周時期江西地區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區既多又發達。

至於馬橋文化硬陶的問題，在盤龍城五、六期──吳城文化時代，長江中下游都有硬陶技術，其中馬橋文化墓里發現硬陶最多，可是馬橋發現青銅器少，所以硬陶為主要的禮器。

盤龍城和吳城遺址的墓葬隨葬品以青銅器為主，以硬陶為輔，所以，硬陶在總數量和完整性方面不如馬橋，但出現的年代早，而且出現的地域範圍廣闊得多。

盤龍城之外江漢地區同時期遺址的地層中亦普遍發現硬陶，但發掘零散，器物大部分不如馬橋那麼完整。

江西地區的發掘資料更加零散和欠缺。

這種情況可能使人誤以為硬陶技術源自馬橋，但實際上長江下游的馬橋文化只是吸收鄂贛地區的技術並加以發展而已。

（三）夔神紋衍生之謎

郭偉民先生認為：以湖南江西為中央的江南──嶺北「南嶺中心帶是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起源地。

雖然印紋硬陶最先的源頭還沒有找到確鑿的線索，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高廟文化──湯家崗文化的壓印、模印、戳印紋風格和白陶工藝為後來的印紋硬陶的出現儲備了必要的技術基礎。

」[33]這種想法，應是經過很多觀察而得出的結論，認為印紋硬陶技術在長江中游地區逐步形成。

筆者同意此觀點，但是印紋風格並不足以說明神紋精神文化淵源。

印紋技術與夔龍神信仰的結合，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楊建芳先生全面搜集古代陶器、玉器上螺線紋飾，發現其主要分布在良渚、龍山、石家河以及商文化的禮器上，而認為其源自吳越先民對蛇的崇拜[34]。

但是以筆者淺見，首先看不出，長江流域有那麼廣大的對爬行動物崇拜的傳統；第二，良渚的螺線紋上有很多鳥頭，是崇拜鳥的形象；第三，前文已論述，螺線紋的形象和意義會有很多，以良渚為例，螺線鳥頭紋與雙圓雙勾紋出現在器物不同的局部，所代表的意思亦下同。

儘管如此，楊建芳先生卻看出了兩個要點：一是將所謂「雲雷紋」解釋為龍的崇拜，雖然誤解為蛇龍（第一章的討論闡明，龍的崇拜源自自然昆蟲，而不是蛇），基本的意思準確；二是將該紋飾的發祥地溯源至長江流域青銅早期文化。

神祕的信仰以及其所表達形象的形成，總是一種複雜的呈波狀隱現的過程。

前文有指出皂市下層、大溪、屈家嶺、崧澤等幾個階段，應該涉及到該紋飾和信仰的母題一步一步地形成，且在形成過程中這些文化的關係，並非僅僅是簡單的創造者和吸收者或沿襲者，而是經過屢次興衰、重新獲得新意的階段。

雖然崧澤之鏤孔紋結構很明晰，與雙口雙爪的夔龍相似，但僅依此因素的話，我們仍還不能以為青銅文明的神紋，便完全是從此沿襲而來，和其所代表的形象一致。

在長江流域的幾個大文明之溝通、傳播過程中，大部份的觀念和形象，皆是通過互補來往而形成的，因此江河之間青銅時代早期禮器上的神紋，不宜將其完全視為濫觴於某種單一文化里。

更進一步來說，該紋飾雖與崧澤文化有些淵源，但其真正形成應該在石家河國家文明被盤龍城國家文明取代之際，雖然盤龍城文化的基礎奠基於石家河，但同時也代表新的歷史階段，並且盤龍城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有些來源不同之處：石家河中心區域在雲夢澤邊上，而盤龍城文化的基礎，含有頗為關鍵的鄂東南地方文化的因素。

在盤龍城這一新歷史階段上，族群的權威變遷，國家社會重組，亦形成了新的信仰和形象體系。

新的信仰從不會憑空而來，他從過去吸收了很多觀念和形象，把它們重新結構化而形成新的信條。

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多次發生過的。

以筆者淺見，最早的夔紋結構還是見於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即澧縣孫家崗出土的玉龍背上的夔形扉棱，應該可以歸類為最早的夔龍造型（圖百卅三）；石家河城址譚家嶺瓮棺墓出土了獠牙神人面像，前額上隱刻典型的雙夔紋（圖皕十九：5）[35]。

不過資料還是不足以讓我們能夠無疑地確定夔龍形象最初的文化屬性。

前文第二章討論夔神紋，基本上以江河中原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的資料為主，並且目前最早的神紋硬陶發現在盤龍城遺址一期的遺物中；但是盤龍城早商國家以西的三星堆、以東的吳城之禮器，都充滿夔神紋（參圖百廿六至百廿八；百卅四）。

筆者認為殷商在北方建國之前，長江流域已有先吳、先楚和先蜀三個發達大國，此外還有其他小中型國家存在，其中先楚即是相當於傳說及《楚辭》中湯商的朝代。

[36]夔神紋的普遍性表明，到了石家河與盤龍城交界之際，長江流域已形成範圍寬大的具有共同基礎的信仰體系，並且其已經深入影響到江北地區（包括受不同程度影響的漢北之漢黃以及淮北之黃淮地區），江河中原文化即以這一信仰體系為基礎孕育而成。

這一信仰體系首先奠基於以盤龍城為中心的諸國貿易及多種貴族來往體系，這一體系在盤龍城四、五期時應該最為穩定，因此當時盤龍城文化的傳播力量以及周圍文化對其吸收率最高，成為廣大地域高等級文化的基礎。

此時蜀、吳文化也深入吸收神紋母題的影響。

但如果把盤龍城文化體系中帶神紋的器物與蜀、吳帶神紋的器物比較，可以發現前者的神紋很規範，而後兩者則含有很多不規範的形狀。

這應該能夠說明，與神紋相關的神龍信仰是楚商文化的核心信仰，而蜀、吳文化雖然也吸收神龍的信仰，但對它並沒有看得那麼嚴謹，所以神龍的造型較自由而不太受信條的限制。

同時，因鄭洛地區自身文化基礎不深，則更加直接採用盤龍城禮器的形貌。

殷商上古帝國把楚商的精神文化體系，更加以吸收、合併、同化而使得更加偏僻遠的地區也接受之，使之成為一套更廣泛共享的「宗教」。

當然，與此同時，各地可能仍保留有獨特的地方信仰，但是保存較好的禮器所代表的往往是當地已同化的上層文化，因而呈現出廣泛的一致性，故而在極為寬廣的地域、跨國家的文化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同類的禮器和共同紋飾的母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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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宋建、周麗娟、翟楊，《上海松江區廣富林遺址2001—2005年發掘簡報》，頁3－21、97－98、2；王清剛，《2012年度上海廣富林遺址山東大學發掘區發掘報告》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25—26，圖十八：4、7、8；頁75，圖六十二：4；頁106；頁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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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家和、楊後禮，《南昌、永修、寧都發現的三處商周遺址》，《江西歷史文物》，1981年第3期，圖二、三、四；邱文彬、魏華東、余志忠，《江西德安、永修界牌嶺商周遺址調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頁19－25，圖3。

[17]翁松齡、李家和、曹柯平，《江西九江縣馬回嶺遺址調查》，《東南文物》，1991年第6期，頁170－174，圖三、四；江西省文物工作隊、九江縣文物管理所、李家和、劉詩中、曹柯平，《九江神墩遺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頁1—19，圖十八、二十。

[18]；彭適凡、李家和，《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7期，頁51－71、104，圖五；李榮華，《江西都昌小張家商代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頁88－104，圖一七；黃英豪、劉建，《萬載縣商周遺址的調查》，《江西歷史文物》，1986年第2期，圖三、四；江西省博物館、清江縣博物館、許智范、李家和，《江西青江吳城商代遺址第四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資料從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頁1—13；江西省文物工作隊吳城考古工作站、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八四級考古專業、清江縣博物館、周廣明、吳詩池、李家和，《清江吳城遺址第六次發掘的主要收穫》，《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2期，頁20—31等。

[19]彭明瀚，《吳城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2－9。

[20]郭立新、郭靜雲，《從碳十四數據看盤龍城的年代及其與二里頭、鄭偃的關係》。

[21]邱詩螢，《淺論盤龍城灰燼溝遺蹟》，《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2014年12月。

[22]田海峰，《試談商周青銅冶煉和原始青瓷起源的關係》，《景德鎮陶瓷》，1984年，總第26期，頁82—86。

[23]湖北省京九鐵路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鼓山──新石器時代墓地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盧佳，《北陰陽營、薛家崗、鼓山史前文化關係之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24]陳樹祥、龔長根，《湖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銅礦石與冶煉遺物初析——以鄂東南和鄂中地區為中心》，《湖北理工學院學報》，20015年第5期，頁1—8。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陽新縣博物館、周國平、宋有志，《陽新大路鋪遺址東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2年第3期，頁10－21、97－100；周國平，《陽新大路鋪遺址商周陶器淺析》，《江漢考古》，1992年第3期，頁58－59、67。

[26]黃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黃石市博物館所搜集的資料。

[27]陳樹祥，《黃石地區古銅礦采冶肇始及相關問題探析》，《湖北理工學院學報》，2012年第10期，頁8－17。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二》，頁243。

[29]海冰（記者），《香爐山遺址首次發現早期爐渣》，《湖北日報》2013年12月28日。

雖然多年以來，學者們不敢討論屈家嶺時代人對煉銅的初步掌握，但是筆者認為屈家嶺文化是開始煉銅的時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大冶市博物館大冶鄂王城保護站、陳樹祥、席奇峰、李延祥、龔長根、王文平、陳建軍，《湖北大冶市香爐山遺址調查簡報》，《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29—39；李延祥、崔春鵬、李建西、陳樹祥、龔長根，《大冶香爐山遺址採集爐渣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15年第2期，頁93—100。

[30]劉詩中、盧本珊，《江西銅嶺銅礦遺址的發掘與研究》，《考古學報》，1998年第4期，頁469—470。

[31]饒華松、崔濤，《從蕎麥嶺遺址看盤龍城類型商文化對贛北地區的影響》，盤龍城與長江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武漢，2014年12月。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黃石市博物館、湖北省陽新縣博物館，《陽新大路鋪》，頁861—862、彩圖版一一：3。

[33]郭偉民，《南嶺中心帶史前文化現象考察》，頁17。

[34]楊建芳，《雲雷紋的起源、演變與傳播——兼論中國古代南方的蛇崇拜》，《文物》2012年第3期，頁31—40、86。

[35]海冰（記者），《專家雲集天門探討石家河遺址》《湖北日報》，2015年12月20日，附圖。

[36]相關的討論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i]同上，圖四；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楊厚禮，《江西清江營盤裡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62年第4期，頁172—181、4—7；饒惠元，《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頁56，圖六；江西省文物工作隊、石鐘山文管所、劉詩中、楊赤宇，《湖口縣下石鐘山遺址調查記》，《江西歷史文物》，1985年第1期，頁19。

另參劉詩中、李家和，《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遺址》，《考古學報》，1991年第3期，頁285－323、389－394，圖二二：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廣豐縣文物管理所、徐長青、翁松齡、李家和，《江西廣豐社山頭遺址發掘》，《東南文化》，1993年第4期，頁9－3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廣豐縣文物管理所、徐長青、莊景輝、李家和、唐杏煌，《江西廣豐社山頭遺址第三次發掘》，《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頁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