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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文化師官網: 陶寺古觀象台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城遺址,距今約4700年,是該遺址考古中重大的發現,「觀象台」遺蹟的發現,證實了《尚書·堯典》上所說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
是對中國遠古時期天文曆法研究重要的實物例證。
該考古成果被中國國家文物部門定為國家級重大考古發現。
復原古天文觀測台
陶寺古觀象台是2003年中國考古人員在山西堯都陶寺遺址考古發掘陶寺古觀象台遺址復原
中發現的,它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
從觀測點通過土柱狹縫觀測塔爾山日出方位,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
考古隊在原址複製模型進行模擬實測,從第二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狹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
古觀象台遺址在今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鎮境內。
台基直徑約40米,總面積約1001平方米。
台基大約可分三層。
第一層台基基礎位於台基正東,呈月牙芽形。
生土半月台基芯被第一層台基的夯土版塊所包護。
第二層台基基礎呈半環狀,東、西兩端接在城牆Q6上。
第三層台基呈半圓形,由夯土擋土牆、夯土觀測柱縫及台基芯構成。
第三層台基芯以生土為主,還有部分夯土台芯、觀測點等遺蹟。
夏至觀測柱縫系統向東錯位,設置到了第二層台基上。
在最北觀測柱D1與夏至觀測南柱之間搭上一根門楣就成為一個面向東南、內寬1.8米的小門。
估計此門專為「迎日門」。
從觀測點經「迎日門」向東看去,又可形成一條寬50厘米的觀測縫。
據此,陶寺IIFJT1上用於觀測的柱縫系列共計13個柱子12道縫。
經垂直向上復原,這12道縫分別對著崇峰(俗稱塔兒山)的某處山頭或山脊。
其中主峰塔兒山在東5號縫內。
該夯土遺蹟共有四道同心圓。
中心圓面直徑25厘米,二圈同心圓直徑42厘米,三圈直徑直徑約86厘米,外圈同心圓直徑145厘米。
解剖結果,陶寺觀測點基礎殘深26厘米。
」20 陶寺古觀象台復原藍圖 03年,陶寺古觀象台的發現,印證了《堯典》的記載。
2009年6月21日,24節氣中的夏至日,隨著「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學研究」項目組利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圭表」複製品測量日影的成功,進一步印證了《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宅芬模謊艄。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的記載,也進一步奠定了陶寺作為「帝堯古都」、作為「中國」的地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專家和天文學家的初步結論,該觀象台形成於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會末期,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台(公元前1680年)還要早近500年。
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和山西省臨汾地區文化局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多年來對陶寺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田野發掘,屢有重要發現,尤其是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探源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物證(李健民:《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扁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一期)。
扁壺是陶寺遺址常見的一種汲水用的陶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徵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頸或口部設泥鋬,便於繫繩。
扁壺皆為泥質灰陶,手制,其使用時間與陶寺文化相始終。
出土朱書文字扁壺的灰坑,屬陶寺遺址晚期。
朱書文字扁壺為殘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
朱書「文」字偏於扁壺鼓凸面一側,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一組朱書文字符號,又沿扁壺殘器斷茬邊緣塗朱一周,當為扁壺殘破後所描繪。
朱書文字有筆鋒,似為毛筆類工具所書。
陶寺遺址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已有學者對此進行深入研究並取得顯著成果。
羅琨先生《陶寺陶文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二期),對「文」字做詳備考述,認為殷墟卜辭中,「文」主要用為先王的尊號,周代金文中,「文」表示有文德之人,用其引申義。
何駑先生曾撰文《陶寺遺址扁壺「文字」新探》,將扁壺背面原來被看做兩個符號的朱書視為一個字,認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有轉角的「◇」即土字,中部為一橫畫,下部為「卩」字,合起來就是古「堯」字,即古史傳說中五帝之一的帝堯名號。
葛英會先生《破譯帝堯名號,推進文明探源》(見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三十二期)認為,何駑先生的見解符合該字構型的分析和判斷,並引用先秦文字的相關資料,對古「堯」字的構字方式、形體演變提出申論,指出該字確是一個人字與土字相加的複合字,乃目前已知堯字最古老的一種寫法,進一步闡明,堯字的本意當如《詩·小雅·車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詠,言堯是高德明行,為人仰慕的聖王。
陶寺遺址的時間,經碳14年代測定,距今約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大體相當於我國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
史載,帝堯所都之平陽應在今臨汾一帶。
陶寺村位於臨汾西南22公里。
陶寺遺址已揭露出大面積的墓地和居住址,大型墓出土隨葬的彩繪蟠龍陶盤、鼉鼓、土鼓、特磬等禮樂器物,並出土銅鈴,進而發現古城。
凡此,陶寺遺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內涵,為正當其時的堯都平陽說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佐證。
由此亦可知陶寺遺址出土朱書「文」、「堯」字扁壺絕非偶然。
世人一般認為殷墟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實際上,殷墟甲骨文具有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已非文字的初始階段。
殷墟文字刻於甲骨之上,得以傳世,而年代更早的書寫於織物、竹、木類載體上的古代文字則極易朽沒。
陶寺文字書寫於陶器之上,方得以倖存。
諸多考古發掘的資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時代社會晚期階段的產物,具有一定社會經濟生產力和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
陶寺遺址發現朱書文字並成功破譯,將漢字的成熟期至少推進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
亘古至今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持續發展從未間斷,並為後世傳留下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遺存。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不僅是史學界的神聖使命,也為廣大人民群眾所關注。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重大考古發現和具突破性的學術研究成果,也應儘快公之於廣大人民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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