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說最早「中國」的故事

陶寺觀象台

邱小林攝

彩繪龍盤

土鼓：在大墓中同鼉鼓和石磐相伴共存，表明它們之間是一種組合關係，共同出現於正式的禮儀活動之中。

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鼓的實物。

陶寺出土的朱書扁壺——其上寫有中國最早的文字。

天文學家、考古學家研究出土的陶寺圭尺

張建華攝

玉琮（cóng）：琮是神權的象徵。

外形四方象徵大地，層疊通往天空，內部圓孔象徵天神與人間的通道，持有者可以將神的意志傳達到人間。

銅鈴：是中國歷史上迄今所見的第一件金屬樂器。

它說明中原地區在龍山文化末葉已掌握了複合范鑄造工藝，為青銅禮器的問世準備了技術條件。

彩繪陶簋

手工作坊區

盛夏時節，站在宏大的陶寺遺址上，令人有穿越時空的震撼，仿佛看到華夏始祖正在這片肥沃的大地上鑿井造田，往來耕作；開窯升火，燒制陶器；號子如潮，夯土築城，創造著最初的文明與神奇。

此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公布的內容讓世界震驚不已：

山西臨汾的陶寺文明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主脈；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比河南二里頭發掘的夏商遺址還要早500—600年，是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

堯都，正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

至此，沉睡了4300多年的「堯都」驚世亮相，揭秘最早「中國」之傳奇。

陶寺遺址，向世人揭開神秘的面紗

「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裡竟然埋著一個輝煌的王國。

」臨汾的百姓驚嘆不已。

陶寺遺址位於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7.5公里，上世紀50年代全國文物普查時初步發現，1978年春，正式開始發掘。

1979年10月27日，發掘隊員有了重大發現。

當日上午，在清理探方東壁附近地層時，發現了一座大型墓的墓坑線，初步斷定是一座較大的深墓坑。

下午快收工時，奇蹟出現了：在墓坑西壁偏北部，整齊排列的3件陶質容器展現在人們面前。

此後，考古工作者一鼓作氣進行了長達7年的田野發掘，直到1985年夏天，陶寺遺址的發掘才暫告結束，共揭露面積7100餘平方米，其中居住址部分2100平方米，墓地5000平方米，獲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隨葬品，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和銅鈴等，尤為重要的是，在一塊陶器殘片上還發現了朱書文字！這些珍貴文物因初步證實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而震驚世界。

2001年，陶寺遺址列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考古擔負起證實「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重任，再次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

課題組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鑽探與重要遺蹟的發掘。

2001年發現中期大城，2002年發現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墓，使陶寺遺址的重要性上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其中，中期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相當於4個紫禁城的面積。

2003年，考古人員又在中期小城內的祭祀區發掘出一個大型圓體夯土建築——兼具觀天授時與祭祀功能的觀象台，它的總面積約1400平方米，建築形狀奇特，結構複雜，規模宏大，是迄今發現的陶寺文化的最大單體建築。

至此，「堯都」漸次浮出水面——陶寺作為中華大地上曾經輝煌的一個古老王國，在塵封4300多年之後，終於向世人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土築或石頭砌築的城址，是一種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觀。

它是歷史長河中一座高聳的里程碑，把野蠻與文明兩個階段清楚地區分開來。

中國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篇章。

幾乎參與了陶寺發掘全過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介紹說，陶寺城最早興建於距今45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早期，最初只是一個面積約56萬平方米的小城。

陶寺小城分布在陶寺村西南，形狀接近長方形，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

由於幾千年風吹雨蝕，陶寺小城原來的地貌已遭到嚴重破壞，地表形成了數條大沖溝。

小城東牆在修建時採用了板塊式板築夯土技術，這在當時已是一種比較進步的築城技術。

西牆南段則為先挖基槽，然後逐層夯築而成；南牆西段則是另一番「景致」，城牆牆體平地起建，與牆址連為一體。

小城的城內南部邊緣有一片貴族居住區。

這個居住區大致可分為兩個小區，西區為下層貴族區，總面積約1.6萬平方米；東區為上層貴族區，也可稱為「宮殿區」，總面積約6.7萬平方米。

專家推測，如同今天的城市擴張一樣，也許是因為人口增加，舊城不能適應陶寺王國的發展，這座小城在使用了大約200年後遭到廢棄，人們在它的基礎上大規模地擴建了一個新城，這就是陶寺中期城址。

中期城址分為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兩部分，城長1800米，寬約1500米。

在大城東部還發現了一片相對獨立的窖穴區，是陶寺文化早期或中期居民的糧倉。

作為如此浩大的一座早期國家生成階段的都邑，專家測算，陶寺城址早期經常性人口在1萬人左右；中後期人口數在3萬—8萬之間。

不論是從城垣的規模還是從城址的功能看，陶寺城址無疑是史前城市發展的頂峰，完全具備了後代都城的性質。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李伯謙說：「陶寺就是堯都，值得我們驕傲！」

陶寺，是5000年中華文明的實證

臨汾陶寺為何是最早「中國」，這要從陶寺遺址發掘的圭表說起。

在陶寺文物展示廳，何駑說：「這些塗有黑、綠和紅色標記漆的木桿和玉琮、玉戚就是『圭表』，是我國古代度量日影長度的一種天文儀器，直立於平地上測日影的標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測定表影長度的刻板叫『圭』，是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出土的。

」與木桿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為游標、景符、垂懸附件來使用的，組合構成了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實物工具套，距今已有4100多年的歷史。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專家學者們在陶寺觀象台，用出土的「圭、表」1∶1的複製品進行驗證顯示。

專家學者們對這根木桿的每一段色帶從1—44編號，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的計算，結論是：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別用於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長判斷，而11號的刻度為1.6尺，與《周髀算經》「天道之數，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記載吻合，證明陶寺就是其所記載的「地中」。

這表明，陶寺遺址「圭表」測影不僅可以確定農時節令，更重要的是確定「地中」，進行大地測量。

何駑比喻說，這一「地中」的規定，正如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確定的全世界標準時和地球 0°經線一樣，是政治話語霸權語境中的人為規定。

在堯舜禹時期甚至到西周時期，政權的交替甚或都城的變化都伴隨著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長標準的改變，即所謂「王者逐中」。

何駑說：「中國」的最初含義是「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

陶寺遺址是我國最早的都邑性遺址，已進入國家社會，因此，堯都就是最早的「中國」。

一處處遺址和大量堯器舜物、王之重寶，宛如一座實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豐碑，向我們無聲地述說著帝堯時代的輝煌。

2003年發現的陶寺觀象台，比英國的「巨石陣」還要早400多年，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最古老的觀象台。

它由半圓形外環道和半圓形台基建築構成，台基上立有13根柱子，柱間距為15厘米，形成12道縫隙。

何駑介紹，觀象台構成了一個地平歷觀測系統。

站在觀測點上，透過縫隙，通過觀測正東方向塔兒山山脊線上的日出，可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還有粟黍、稻、豆的農時以及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和宗教節日等。

陶寺觀象台的發現，證明了《尚書·堯典》記載的「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真實性，證實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歸年長度。

陶寺遺址出土的彩繪龍盤，被稱為帝堯邦國的「國徽」，成為證實陶寺就是堯都的重要器物之一。

說明只有到了陶寺文化時期，龍才與「王」聯繫在了一起，被作為集團象徵的圖騰，使中華民族「龍的傳人」言之有據。

面對8件鼉鼓、6件土鼓和一系列特磬、銅鈴、陶塤等樂器，何駑說，這些目前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出土資料最準確的禮器類文物遺存，回應了文獻的記載，標誌著帝堯邦國禮制已初步形成，進入了「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時代。

而玉璧、玉鉞等禮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權力和財富的象徵物，成為維護社會統治的「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一件陶制扁壺前，何駑指著上面的兩個朱文字興奮地說，就是這兩個字，將中國文字祖根又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為比甲骨文還要早的文字。

專家學者從多個角度對二字進行了考證，認為一個為「文」字，另一個是「堯」的初字，即壘土為垚，建立在黃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牆（垚）。

為了「讓文物活起來」，臨汾市目前正在籌備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陶寺遺址核心區、堯文化旅遊產業園、古文明旅遊圈，打造世界一流的帝堯之都和旅遊目的地，迎接探秘最早「中國」的八方賓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