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30餘載 襄汾陶寺遺址有一對夫唱婦隨的古遺址衛士

【編者按】經過3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們夫婦在一起成長。

這麼多年來，馮九生先後開探方（探溝）達30餘個，主要參與了聞名世界的陶寺古觀象台，陶寺大城城牆、宮殿、下層貴族居住區，黃河小浪底水庫等重要遺蹟的發現和發掘，還參與了陶寺中期最大的墓葬M22等200多座古墓葬的發掘，《襄汾陶寺》發掘報告的整理，一步步成長為考古隊的特級技師。

而妻子趙曄，雖然不參與一線的考古發掘，但是也成了考古隊的文物修復、管理方面的主力。

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陶寺考古隊)，有這樣一對伉儷——馮九生、趙曄。

丈夫馮九生從事考古發掘，對出土的文物進行繪圖、拍照、修復等工作，先後參與了聞名世界的陶寺遺址古觀象台、大城城牆、宮殿等重要遺蹟的發現和發掘，是考古隊的骨幹。

而妻子趙曄，雖是「半路出家」，但是憑藉多年的學習歷練，成功修復無數破損文物，成為考古隊文物修復、資料管理方面的主力。

30餘年來，他們夫唱婦隨，在襄汾縣陶寺遺址考古發掘現場，一起工作，共同奮鬥，為考古事業揮灑汗水。

夫妻倆把家安在了考古隊

盛夏時節，在臨汾市襄汾縣塔兒山下的陶寺村旁的溝壑土塬上，一片片鬱鬱蔥蔥的玉米地，生機勃勃。

在莊稼地的中間，零散分布著幾個長方形的坑，考古隊稱之為「探溝」。

而在不遠處，則矗立著一個由磚砌成的大型古觀象台復原景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陶寺遺址。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的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鏟和手鏟，發現了陶寺遺址，在這裡發掘出很多繩紋裝飾的灰陶片，也開啟了一段事關中華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發現，使中華文明起點由原先的「距今3700年前後」，推前到「距今4200年左右」，這裡因此被稱為「中華文明的肇始」「最早的中國」。

在之後的40年，這個考古隊(後被稱為陶寺考古隊)長期駐紮在這裡，進行專項考古發掘和研究。

處於晉南盆地的這一古老文化，被現代考古學家定名為陶寺文化。

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嘔心瀝血，一個個驚人的考古發現，使得陶寺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陶寺遺址面積可達400萬平方米，作為陶寺文化的核心聚落，該遺址涵蓋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

在其中期時達到鼎盛，修築了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地位崇高的宮殿區、獨立的大型倉儲區、等級分明的墓葬區等。

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都城完美呈現。

而馮九生、趙曄兩口子，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後進入陶寺考古隊工作，也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陶寺遺址很多重大考古遺蹟發現和發掘。

今年57歲的馮九生是大寧縣連村人，從小就喜歡繪畫，小時候經常拿木棍在地上畫雞、狗等動物，上初中時曾畫了很多戰爭題材的連環畫，弟弟馮全生還專門為他的畫編輯了圖片說明。

1982年，馮九生得到臨汾籌建中的博物館招聘畫圖工的消息，便參加了考試。

十多天後，他接到通知，前往在襄汾陶寺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報到，進行工作實踐。

「我家世代都是農民，每天同黃土疙瘩打交道。

家人本想這下可好了，終於出了個城裡上班的。

」馮九生笑著說，來考古隊之前，他以為會在室內從事一些繪畫的工作，結果卻一直行走在山坡上、田野間。

「以前是種地，後來是『挖土』，只不過是從一個村到了另一個村。

」他說。

因為臨汾博物館遲遲沒能建成，馮九生後來直接留在了考古隊工作。

1985年，他經人介紹認識了在襄汾縣丁村民俗博物館當講解員的趙曄，並於1987年結婚。

兩年後，趙曄為馮家生了個大胖小子。

起初，趙曄和孩子一直在襄汾縣城，而馮九生是哪裡有工作就得轉戰去哪裡，加上當時交通不方便，回一次家十分困難。

「因為當時孩子小，需要照顧，我就被迫在家當起了全職太太，那時見一次老馮真的很難，一年有八九個月都在考古隊，回到家孩子都不認識他了。

」今年54歲的趙曄說，1991年，考古隊的領導得知這個情況，就讓她把家「搬」到了離陶寺遺址不遠的趙店村考古隊工作站駐地，後來將工作正式調到考古隊，主要負責文物修復、資料管理、後勤等工作。

趙曄性格隨和、開朗，很快就和隊里的同事打成一片。

「一般人看來，考古是一個很神秘的行業，手拿洛陽鏟，能探出許多珍寶。

其實我最初並不喜歡這份工作，是為了這個家才留下來的。

」趙曄說，當真正融入考古隊這個大家庭後，思想開始轉變，覺得能和考古隊的隊員發掘、探究歷史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就這樣，趙曄成為馮九生工作中的好「搭檔」，生活中的好伴侶。

夫唱婦隨，野外觀測陶寺古觀象台

陶寺古觀象台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觀象台遺址，比英國的「巨石陣」早400多年。

說起這個觀象台的發掘與觀測，馮九生、趙曄的思緒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幾年前，有辛酸也有甜蜜。

2002年，陶寺考古隊在陶寺遺址(觀象台處)進行鑽探工作。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內考古隊員發現了一處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其規模宏大、功能複雜，占地面積約1400平方米，台基形狀為大半圓形，在台基上由13個柱子圍成的半環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見。

「以前鑽探，大概能猜出來地下是什麼東西，可這次，古墓、城堡、城牆等猜測都排除了！我們遇到了多年來根本就沒見過的東西。

」時任山西工作隊副隊長的高江濤博士說，挖開 (現觀象台位置)土層時，是一根根的夯土柱，不規整的柱子呈半圓形排列，13根柱與柱之間留出了12道間距不等的縫隙。

經過多天的討論探究，考古隊員們沒人知曉這些土柱的用途。

「塔兒山、太陽、縫隙，是不是古代用來觀測天象的？」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何駑博士和同事們根據天文考古學家武家壁的指點，結合《尚書·堯典》中的記載，大概確定了這些夯土柱觀測天象的功能。

如果是用來觀測天象的，應該從什麼方向觀測？怎樣觀測？帶著種種疑問，考古隊的工作人員又開始了新的探尋之旅。

隊長何駑將觀測任務交給了馮九生負責。

而妻子趙曄考慮馮九生一個人從事這麼艱巨的任務「太孤單」，於是夫唱婦隨，在後來整整兩年的觀測當中，一直陪伴在丈夫左右。

馮九生介紹，從2003年至2005年，觀測歷時兩個回歸年，共77次。

「當時並沒有大家現在看到的古觀象台復原景觀，我們每天到達遺址的第一件事就是搭架子，用13根帶孔的貨架子模擬挖掘出來的13根夯土柱子，每個架子根據塔兒山太陽的出點定為4.5米高，根據太陽的出與落重複地觀察探究。

」馮九生說，從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又到冬至，剛開始是瞎試，因為根本不知道從哪個方向看，每次觀測都用數位照相機、膠片相機、攝像機記錄，但有時受天氣因素影響，一卷膠片36張，拍攝下來只成功4張。

每到二十四節氣中的節令時間，馮九生和趙曄就需要趕在日出前，從侯馬市家中到達襄汾陶寺遺址進行觀測。

「夏天還好說，冬天有時候氣溫低到零下20℃，相機都不工作了，在荒郊野外可把我們凍慘了！即便是條件再惡劣，我們幾乎沒有耽誤過觀測。

但僅有的一次記憶非常深刻。

」趙曄回憶，2004年臘月廿九凌晨3點，夫妻倆早早起床往陶寺趕，不湊巧的是，他們乘坐的吉普車由於老舊，拋錨在了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

臨近年關，又是半夜，實在聯繫不到修車的地方。

兩口子與司機師傅在寒風刺骨的冬夜裡，等了好幾個小時。

到天亮之後，好不容易修好了車，卻耽誤了觀測的時間。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也正值「大寒」節氣，夫妻二人又起了個大早，趕去陶寺觀測。

「這是最好的新年禮物！」當夫妻二人站在遺址現場，給領導報告觀測成功的消息時，何駑隊長興奮地說。

「觀測完畢，收拾停當，我們才趕緊回家，一起張羅著包餃子，吃年夜飯。

雖然很疲憊，但彌補了前一天的缺憾，心情還是很高興的！」趙曄說。

馮九生、趙曄及同事們憑藉不懈努力，反覆拿著照相機、攝像機找規律，做記錄，研究觀察，最終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選定了觀測點，觀測出了太陽的起落規律。

馮九生說，觀象台原理是從觀測點通過柱子之間的縫隙觀測塔兒山日出方位，從而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

通過多年實地觀測與探索，發現從第2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觀測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

通過觀測得知，古時候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還有種植粟黍、稻、豆的農時，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以及宗教節日，陶寺元首們通過掌控天文官的觀象活動頒布曆法，控制整個社會的農業經濟命脈。

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築功能及科學意義論證會」上，來自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國家天文台、國家授時中心、北京古觀象台、北京天文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單位的15位天文學家基本肯定了該大型建築為天文觀測遺蹟。

這一定論，讓馮九生、趙曄夫妻與同事們非常高興，總算辛苦沒有白費。

每名考古隊員都是古遺址衛士

7月15日，在侯馬南山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隊工作站里，馮九生正在忙著整理上半年發掘的襄汾陶寺文化宮殿區的圖紙和照片。

而他的愛人趙曄正在另外的房間裡，與同事一起清洗髮掘出來的陶片，並進行採樣浮選。

30多年來，除了考古發掘，馮九生另外重要的工作是給考古報告里的墓葬、灰坑中的骨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出土器物拍照，把插畫插圖繪製出來。

他說，幹這行必須得愛這行，要有敬業精神，繪製考古插畫圖必須仔細，不能有半點馬虎，對著文物、人類遺骸畫圖時都得懷著一顆敬畏的心。

「天天和墓葬、古物打交道，你們心裡恐懼嗎？」記者問。

馮九生回答，剛開始參加工作時，下到陰森的墓穴當中，面對棺槨或者累累白骨，聞著霉變刺鼻的氣味，也曾膽怯過，甚至對考古工作產生了強烈排斥心理，到後來慢慢適應了，並熱愛上了這個行當。

「我負責管理物料，庫房裡有時也存放著發掘出來的屍骸，但在我眼裡，它們只是放了幾千年的普通骨頭。

」趙曄說。

趙曄說，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都要編號、照相，還要把殘片保存好以備復原。

儘管原來沒有經過正規的學習，但她邊學邊干，多年來已經熟能生巧，做得也越來越好，一片文物殘片只要有口、底、高度，經過拼對、捏泥、刷蠟、取泥、注石膏等工序就能復原。

有些復原文物的工具都是她自己動手製作的。

「我們身上的擔子很重，責任重大。

」馮九生說，遺址和文物屬於人類的文化遺產，每個人都有責任去保護祖先留下的東西，每名考古隊員都是一名古遺址衛士，每次勘察和發掘都是對古墓和遺址的保護，不丟一粒土，還原最古老的信息，這是考古人的最大追求和快樂。

經過30多年的考古工作，他們夫婦在一起成長。

這麼多年來，馮九生先後開探方（探溝）達30餘個，主要參與了聞名世界的陶寺古觀象台，陶寺大城城牆、宮殿、下層貴族居住區，黃河小浪底水庫等重要遺蹟的發現和發掘，還參與了陶寺中期最大的墓葬M22等200多座古墓葬的發掘，《襄汾陶寺》發掘報告的整理，一步步成長為考古隊的特級技師。

而妻子趙曄，雖然不參與一線的考古發掘，但是也成了考古隊的文物修復、管理方面的主力，在職稱上比九生「稍低一點點」。

她謙虛地說：「我雖然是個高級技師，但我們的家庭和睦，生活充實」。

（來源：山西晚報 記者 劉江 通訊員 王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