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考古40年：層層打開的秘密

光明日報記者 楊珏 李建斌 光明日報通訊員 米雅璐

1978年，在山西臨汾市襄汾縣的陶寺，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鏟和手鏟，翻開了厚重的黃土地，也開啟了一段事關中華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發現。

說起陶寺考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有著說不完的話。

「今年是考古隊建隊40周年，我們將在完成宮門考古任務的基礎上，按計劃開展宮殿區考古工作。

」

陶寺古觀象台遺址。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40年來，經過幾代考古人的嘔心瀝血，隨著一系列考古重大收穫和研究成果的發布，陶寺——這個黃土塬上汾河之濱的普通村莊，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蘇秉琦曾說，在中國文明起源的歷程中，作為帝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陶寺文化，構成一個偉大的歷史豐碑，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

改寫中國文字歷史的發現

「H3403，第三號灰坑。

一個當地女孩挖出來一塊陶片，我在朦朧的夜色中看到上面有紅色印跡。

血液凝固了，空氣凝固了，一片恍惚。

我永遠記得那個時刻，1984年11月14日下午五點。

初冬。

天擦黑。

」這是李健民描述在陶寺遺址發現朱書扁壺的時刻。

高江濤工作照。

光明圖片

陶寺出土的毛筆朱書陶扁壺，是一個改寫中國文字歷史的發現。

傳統上，殷墟甲骨文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實際上，殷墟甲骨文具有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已非文字的初始階段。

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時代社會晚期階段的產物，具有一定社會經濟生產力和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

陶寺遺址朱書的發現和成功破譯，將漢字的成熟期至少推進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1978年，李健民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被分配至夏商周研究室山西工作隊，參加對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的考古發掘。

陶寺遺址延續的時間長，文化內涵豐富，地層堆積深厚，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須掌握高水平的田野發掘技術，這對李健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當時，李健民每年春季和秋季有半年時間在山西，住窯洞睡土炕。

在這裡，他喜歡上了吃麵條，並延續至今。

他回憶說，當地民風淳樸，那麼大型的發掘工作，都不用看著。

陶寺遺址出土的銅齒輪形器。

資料照片

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盤。

資料照片

發掘陶寺遺址是奔著夏文化去的，沒想到發現了更早的，對考古隊來說，是撿到了寶貝。

隨著發掘的推進，陶寺早中期文化特徵與夏文化明顯不同，晚期才與夏文化相近。

1978年至1985年期間，李健民親身經歷了大型墓出土隨葬彩繪蟠龍陶盤、鼉鼓、特磬等禮樂器，發現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人工冶鑄金屬製品銅鈴，以及毛筆朱書文字扁壺的重要時刻。

在李健民的提議下，陶寺遺址出土彩繪陶盤上的蟠龍紋圖案與陶扁壺上的「文」字，組合為中國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標識物。

由此看出，這兩件文物的價值非同一般。

世界最早的觀象台

2001年9月，即將38歲的何努第一次來到陶寺。

他沒有想到，從此以後自己的人生與這片土地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陶寺遺址出土的土鼓。

資料照片

第二年，何努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遺址第三任考古隊長。

此後的10多年間，在他的帶領下，發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區，發現了早期的宮殿附屬建築凌陰、中期宮殿建築基址、下層貴族居址、觀象祭祀台、地壇、大型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宮城及城門，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遺址的功能區劃。

見到何努，是在陶寺觀象台，正值6月首屆堯文化高峰論壇召開之時。

因為感冒的緣故，那天他穿了一件厚外套。

為了讓記者更清楚地了解陶寺遺址，他專門拿來了一個一米見方的示意圖板，帶著我們在30多攝氏度的太陽地里爬山坡過土梁。

說起這世界最早的觀象台，何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幾年前，有辛酸也有甜蜜。

陶寺觀象祭祀台位於陶寺中期小城內，總計13根柱子，12道觀測縫。

在12道縫中，1號縫沒有觀測日出功能；7號縫居中，為春分、秋分觀測縫；2號縫為冬至觀測縫；12號縫為夏至觀測縫……如此複雜的觀測，很難想像當時他們是如何把幾道黃土裂縫、損壞的城牆、碎陶片與天文觀測聯繫起來。

憑藉不懈努力，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反覆拿著照相機、攝像機找規律，做記錄，研究觀察，最終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選定了3個觀測點，觀測出了太陽的起落規律。

陶寺觀象台比英國巨石陣觀象台早了500年。

2005年10月23日，「陶寺遺址大型特殊建築功能及科學意義論證會」上，一批天文學家到陶寺觀象台實地考察，一致認同陶寺觀象台的觀象功能。

當著這些天文學家的面，何努淚流滿面，其中滋味也許只有他本人能夠體會。

對於何努來說，「沒有想像比想錯了更可怕」。

秉持這種理念，他提出了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鏈；提出最初「中國」的概念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等。

中國最早的宮城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內之為城，外之為郭」，為了搞清楚陶寺遺址是否存在宮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支持下，從2013年3月31日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與山西省考古所聯合持續對陶寺遺址疑似宮城城牆進行了發掘。

高江濤說：「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宮城城牆堆積、結構、年代、發展演變等問題。

陶寺宮城位於陶寺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鉞。

資料照片

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270米，面積近13萬平方米。

方向大體北偏西45度，即315度，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

對於陶寺城址的發掘工作，高江濤總結了四大意義，一是陶寺宮城基址保存較為完整，自成體系，規模宏大，形制規整，並具有突出的防禦性質，是目前考古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二是陶寺城址歷時較長，始建於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繼續使用，並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宮城，並在陶寺文化晚期有重建現象；三是陶寺宮城的發現，使陶寺遺址「城郭之制」完備，陶寺很可能是中國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內涵的源頭或最初形態；四是陶寺宮城東南角門，在形制結構上與石峁遺址外城東門址有些相近，陶寺城牆建築形制對同期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可能有著深遠影響。

而陶寺南東門址形制特殊，結構複雜，具有較強的防禦色彩，又與後世帶有闕樓的門址如隋唐洛陽應天門等有些類似，對後世影響亦深遠悠長。

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壺，其上為硃砂書寫的「文」字。

資料照片

考古事業薪火相傳，接力棒來到了新一代人手中。

令高江濤欣慰的是，一批批年輕人不斷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

兩年前畢業於山西大學考古學專業的李斌，怎麼也想不到剛離開校園就能參與到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中。

李斌知道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因為這裡的每一個發現，都可能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這裡發現了已知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發現了中國已知最古老的樂器，發現了中原地區已知最早的龍圖騰，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正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所說，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

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是實證5000多年中華文明歷程的重要支點和基石。

陶寺遺址觀象台。

資料照片

來考古隊之前，李斌翻閱了很多與陶寺遺址有關的資料，對於遺址基本情況隨口道來。

陶寺遺址面積約400萬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城址規模最大的一處，絕對年代主體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間。

作為一名90後，李斌十分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兩年時間裡，他幾乎沒有任何假期，日復一日地奮戰在一線，每次作業都是小心翼翼，不知用壞了多少手鏟和毛刷。

早在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晉南組織考古發掘時曾感嘆道：「臨汾縣，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帝堯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

李濟之問也許在未來將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15日 10版）